[独立新闻在线] 不曾远去的“马哈迪主义”

以下文章《不曾远去的“马哈迪主义”》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 黄国富

我国人民在3月8日大选中，相当清楚地表达了欲改变现状的心声，使得在野党的议会席次取得大跃进。过去半年多里，长期掌握政权的国阵政府，未对人民给予的警讯进行确实的改革，而是深陷在权力争斗里，不断引用僵固的旧思维回应对自身权力受挑战的困境，近来各种打压言论与新闻自由的事件频传，是清楚与具体的例证之一。

丑闻缠身的纳吉（左图），在巫统内部确认为“候任首相”后，国阵政府开始进入权力交替的阶段。耐人寻味的是，内阁部长们这时丢出政府现正拟定国家媒体政策与媒体评议会的议题，且语焉不详与态度暧昧不明，实看不出其政策制订的“基础原则”为何，也感受不到他们欲与公民社会沟通的意愿，仅看到他们老掉牙的重谈媒体责任问题，试图为政府或未来首相的政策方向辩护，回避外界批评掌权者又再压制言论与新闻自由。

传播政策需“基础原则”指引

人们对传播政策的要求，基本上是期望媒体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也要纾缓对媒体的忧虑。传播政策会间接地影响公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的意向，因此制订时必须兼顾许多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都会有一套“基础原则”作为指引，以美国为例，不管外在媒体环境有何变化，言论自由、公共利益、意见市场、多样性、竞争及在地主义等，一直都是政策制定者所依据的分析指标与追求的规范性目标，且皆具“智识”(intellectual)的根基，而具有规范意涵的各种民主理论，对于传播政策的思考与建言也会有所差异。

有学者认为，高度政治性的传播政策制定过程所引起的邪恶，是“政治压导知识”的具体展现，政治助长了基本原则在概念上的暧昧模糊，而掌握权力者经常运用各种修辞方式，来达成个人的政治意图。

甫辞官的前首相署部长再益依布拉欣（左图）曾说，对前首相马哈迪而言，“越多威权就越好”。马哈迪在掌权时，为巩固自身权力，在有关媒体问题上，雄辩地强力推销“马哈迪版”的“社会责任论”，即认为具有民意的政府当然具有权力管制媒体，以免其破坏社会的和谐，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因此，“马哈迪版”的“社会责任论”成为其压制国内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基础原则”，除以各种法令进行“硬控制”，也以“软控制”方式影响资讯的传散与交流，让政府打压媒体的“责任”发挥得很不错，却完全扭曲了原版的“社会责任论”。

主流传统媒体也配合或不拆穿统治者的论述，甚至担任豪门聚落的“警卫犬”，护卫著有权有势者的安全与利益，而其忠心也能获得回报，譬如政府以支持或默许的方式，让媒体逐渐扩大版图，彼此皆能分享利益。

政客长期污名化自由概念

1947年美国哈钦森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是“社会责任论”的滥殇，它为美国新闻事业的目标提供了最有力的陈述，有学者认为“社会责任论”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在新闻实务与理论上独特、普世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论定媒体在政治角色上有三个核心任务，即提供资讯、启蒙公众与充当监督政府的看门狗；在政府尽量不介入的情况下，享有自由的新闻界以自律而负责态度运作，使媒体成为促进社会民主的重要机制。

这份报告出现的脉络，是十九世纪末日趋自由开放的美国社会，当时以刺激感官为时尚的黄色新闻成为主流，报纸之间恶性竞争，新闻事业严重腐化。二次大战后，报业生态依旧，甚至更加集中垄断，伤害民主政治的价值与发展，为避免这种情形恶化下去，才有了这个报告的出现，且获得许多人的认同。虽然“社会责任论”菁英式的主张，过去引起许多的检讨与批判，但还是在传播领域深具影响力。

“社会责任论”的出现，是在当时社会脉络中，以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为基础所开展出来，当中有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譬如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独立性原则、新闻自由界限问题上的法制性原则与内容多样化原则等。对照这些原则，马哈迪版“社会责任论”完全悖离了原有的价值与原则，且政客们还对自由的概念不断进行污名化，把它上纲为绝对的自由，指其会造成社会的失序与灾难。马哈迪在下台后欲发表意见时遭受打压，才抨击阿都拉政府压制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但是对自身过去的作为却未加反省，仿佛与己无关。

纳吉确定接班后，许多人忧心“马哈迪主义”将再度成为政府施政主流，从传播领域来看，“马哈迪主义”其实不曾远去。治理能力不佳的阿都拉政府，亟欲管制媒体但又提不出新论述，因此一直继承著马哈迪过去的论述与作为。日前内政部长赛哈密与新闻部长阿末沙比里在提及媒体政策或媒体评议会时，皆重复马哈迪过去的论调，强调媒体的责任，只是他们对政府的角色较为隐晦，不敢像马哈迪强势与清楚的表明其管制媒体的态度。

集结力量抗拒向下沉沦

如今国内政经情势丕变，在政治领域，阿都拉即将下台，国阵政府面对比以前强大许多的在野党强力挑战；在经济领域，面临国际金融风暴的暴发，其效应将逐渐在日常生活上显现，人民的生活势必受到影响。国阵政府的统治情势已不似以往，更不易掌控民间的不满与异议，此时政府似乎欲更强势主导媒体运作与压制言论自由，减少各种杂音。

正在进行政权保卫战的国阵政府，若继续“向下沉沦”，以打压方式处理媒体问题，只会更加深公众的反感与不满，因此应俯顺民意进行改革，将恶法废除，积极建构合理的媒体环境，促进公民的传播权，这才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让公众看到其“向上提升”的可能性。但是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很难期待不太谈改革的纳吉掌权后会积极改变，因此，必须集结力量，共同抗拒这股向下沉沦的恶势力，也告别“马哈迪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