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26, 2008

[独立新闻在线] 地雷处处制作步步惊心 政论节目告别繁华盛景

以下文章《地雷处处制作步步惊心 政论节目告别繁华盛景》。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 黄书琪

国内电视台的华语政论性节目一度吸引了广大华语文使用者的注意力,但经过几年百花齐放的繁荣光景,政论节目似乎愈趋平淡,究竟是受限于观众群,还是马来西亚的政经社教议题不够突出?

从2004年开始,八度空间的《八方点击》开启了国内华语政论性节目的空间,该节目的原播出时间还是非常不受看好的下午四时,因此收视率一度不佳,但在播出时段调整至下午5时30分之后,该节目收视率就相对改善,甚至有好几集节目的收视率飙升至25万人次。

可惜,作为国内华语政论性节目的始祖,《八方点击》在2006年遭遇突变,暂停播出。有人质疑是否因为《八方点击》节目中播出了著名异议份子希山慕丁莱益斯(Hishamuddin Rais)对校园选举的评论,招惹巫统青年团不满,因而施压电视台高层,最后导致该节目停播。【点击:8TV八方点击停播ntv7方若琪周四离职】

不过当时节目主持人吴维彬否认将永久停播,只是暂时搁置,因为制作团队在节目播出的两年里,都忙碌于制作,因此适时让所有人休息,以重新出发。

不过,两年后的今天,《八方点击》并没有重出江湖之势,而八度空间也没有类似的政论性节目出现。

政论节目命运多舛

《八方点击》开播一年后出现的AEC频道《就事论事》一直都维持稳定的收视观众,也没有听闻遭到任何执政党、政府部门干预。

且就在《八方点击》停播后三个月,国营第二电视台(RTM)的《你怎么说?》适时出现,补上《八方点击》停播后的免付费电视观众市场。作为国营电视台的华语节目,《你怎么说?》可谓成功打破国内观众对该台的刻板印象,也让人们刹那间认为言论大门已然敞开。

不料,在《就事论事》与《你怎么说?》共享国内华语政论节目市场的同时,《你怎么说?》却在今年11月遭逢突变。

《你怎么说?》被认为在10月26日邀请行动党国会议员兼雪州高级行政议员郭素沁上节目,碰触到巫统人士的底线而遭腰斩,制作单位更被迫在三天之内,制作全新的清谈节目《自由谈》,顶替《你怎么说?》留下的播出时段。【点击:郭素沁任嘉宾惹怒巫统人士? 《你怎么说》明日改头换面】

虽然前后期同类节目都相继消失,《就事论事》却一直制播到2008年年杪,才传出内部决定停播的消息。制播单位是基于难以发掘新鲜题材与课题,加上适合上节目的嘉宾难觅,在面临制播瓶颈的情况下,而决定在明年一月底停播《就事论事》。【点击:启播四年再难发掘新课题 《就事论事》一月底停播】

课题不缺只是难踩线

虽然《就事论事》制播单位认为缺乏议题讨论,但是此节目的两名常客——著名时事评论人唐南发及人民公正党全国最高理事罗志昌都认为,马来西亚国内情况无法和外国比较。

唐南发解释说:“不是没有课题,而是有很多课题,我们不敢碰触,就算碰触,你也不知道会不会踩到地雷。”他提醒,马来西亚依然有种种恶法存在。

罗志昌(左图)也说:“在马来西亚做政论节目就如走钢索,做得太保守没有人看,做得太尖锐又很容易踩到地雷。”

从前踩中地雷的两个同质性节目,至今依然是复出无望。罗志昌提到,政论性节目在争取收视率的情况下,又要顾及立场平衡问题,但并非每一个课题的利益关系人、政党成员都愿意上节目。

国内某位电视节目制作人接受《独立新闻在线》访问时也指出,政党成员也会因为议题发展走向,而决定到底要否出席节目录影,往往会给制作单位带来很多麻烦;加上并非每位政治人物都精于电视语言,知道政论性节目的基本要求,所以要找到适合的节目嘉宾也并非易事。

网路空间相对开阔

相对于华语政论性节目最多的台湾及同样属于华语文使用圈的香港,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个案。唐南发认为,马来西亚华社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虽然华裔人口比例和香港人口不相上下,且大部分都曾在小学接受华语文教育,但在中学之后,大部分在国中教育体制下的华裔学生,必须在受限制的环境下学习华语,语言掌握会相对弱,尤其是在演说式的语言方面相形逊色。

唐南发强调:“我们的环境很特殊,我们是以‘文’主导的华人社会。”他认为,我国华语文使用者在互联网上的书写言论空间相对精彩、开阔,而电视媒体就必须局限于一些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电视节目也有时间上的限制,虽然是影音同步呈现,但在内容方面可能仍要依赖平面媒体或网路文字媒体。因此,国内前后三个政论性节目相继消失,但并不表示国内舆论空间萎缩。

一名熟悉政论性节目的电视制作人接受访问时就说:“电视节目比较轻松、容易消化,同时也激发人们对议题的兴趣,然后才去看平面媒体、网路媒体。”换言之,电视政论节目比较像是吸引观众关心议题的标题,但是更深入的内容还是要靠文字媒体支撑。

因此,他也建议大家可以在网路空间发掘更多可能性,除了网路文字媒体,在宽频逐渐普及之后,相信网路影音媒体也可能成为另一股媒体力量。

不过,这位不愿具名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仍然认为,要让国内言论百花齐放、万家争鸣,最重要的不是保存了哪一个节目,而是制度上的解放。“不要只让一些和执政党有关系的商人、利益团体垄断媒体执照……整个社会必须更开放,政府的政策要全面开放。”

因此,就算是电视政论性节目暂时缺席,也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大家可以有更多发言的方式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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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December 25, 2008

[当今大马] 华教主权在民,董总不能垄断

以下文章《华教主权在民,董总不能垄断》转载自《当今大马》。

※ 潘永强

新纪元学院风波演变至今,震央虽在董总,但余震不断外延扩散,日渐扩大为华教基层力量的分裂、公民社会的失灵,甚至是华文左翼的决裂(这里当然还可以区分为真左和假左),其效应既深且广,为近年所罕见。

事 变至今,现在问题不在于新院会不会变质,而是董总自身是否已经变质。如果在叶新田领导下的董总继续为所欲为,违章乱纪,偏离华教运动的利益与共识,那么未 来变质的何止是新院,更可能是这一支国内历时最久远的母语教育平权运动,进一步呈衰败与分裂之势。届时不只董总将被一群社会边缘人所挟持,保守的政治力量 也必定长驱直入,前景狼藉堪虞。

国家/马华/叶新田“三结合”

事实上,在2008年大选前,董总主席叶新田即已率团奔赴马华大厦与黄家定相拥,签署至今诡谲不明的新校地备忘录,成为当前风波的爆发点。清醒的观察者由此 即可判断,马华公会与董总的可能合流,将崛起为当今华社两股最保守的力量,这也是马华公会继侵蚀媒体自由之后,另一项掠夺文化权力资本的大战略。尽量黄家 定已经落荒而逃,可是一旦国家、马华、叶新田的“三结合”完成应有的部署,其后果仍然不堪设想。

因此,董总的变质远比新院会否变质,更加 关键。经此一役,董总无论面对社会或是国家时,其道德声望与社会基础都严重萎缩,创历史新低。新院事件也说明,董总已从民间社会力的龙头老大,沦为社会的 乱源与丑角,特别是如今为董总与叶新田形象代言的人物,竟然是谢清发、蔡维衍、林大铧等一时俊彦,更为这一出悲剧增添许多荒谬情节。四分之一世纪前董总打 入国阵未成,如今却为国阵大开城门,小兵真是立下奇功。

“华教败家仔”论断不算失实

庆 幸的是,经过连月来社会众多讨论,也使事情日益清晰,舆论逐渐把这个乱源的矛头直指一人:即人称“华教败家仔”的叶新田。叶氏是从基层出身,一路奋发向 上,本为佳话,可惜如今反利用一群失意的边缘人将董总挟持私用,令华教运动丧失原有的公共性、包容性和专业性。就此而言,“华教败家仔”的论断不算失实, 只是对既定事实的客观陈述而已。

华教运动不容小撮领导垄断

于今看来,新院风波投下的震撼,若论未来影响,有可能超出当年空头政客黄家定主导的华文报业大并购。一来当日的反收购力量呈现社会一致,没有大多杂音,华社 不曾有过分歧。二来,随着《东方日报》与网络媒体的成长,报业重组与并购无法完全实现垄断后的舆论、市场与政治效果,遑论公信力,黄家兄弟在2008年输 到遍地捡内裤,就是明证。但是,董总在腐败与堕落之后如果仍然垄断华教事务的绝对权力,对公民社会的打击及其预期的后果,就相当可怕、危险以及恶心。

面 对险峻形势,新院风波已然不是董总的内部事务,也不容“华教败家仔”把十年建设付诸流水。然而,董总还试图以“捍卫主权”或“捍卫董教总”的论述,来阻挠 社会议论新院的人事浩劫,既属荒诞,也似是而非,并不能够成立。事实上,华文教育运动是百年来马华社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传统”,一直以来华教主权皆为全 体华社所有,亦即华教主权在民,从来就不是董总等一小撮领导人所能独占、垄断和排他据有。

主权拥有者如何侵害董总“主权”?

换言之,华教主权实为社会共有,董总并不能占据华教运动的主权。过去以来,华教运动的主权所有者,亦即广大的公民社会成员,是基于教育事务的专业性和职能需 要,才将一部份“主权”让渡给董总领导层去履行职责,也代表发言,但不表示让渡出去的部份主权不可收回、不能质疑,彼此应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在华教事务中,至今没有迹象显示有人侵害到董总的“主权”,因为华教向来是主权在民,故根本不存在主权的所有者侵害“董总主权”的荒谬说法,也没有人要摧毁 董总的职能与地位,历来真正想要摧毁或是收编董总者,均来自巫统和马华的保守政客,而非支持华教运动的广大基层。如今的症结,其实是华教主权所有者对受托 者的能力、操守与倾向开始存疑,进而提出完善治理的要求而已,岂可扭曲为侵害“董总主权”?

社会公意可以抵抗受托者的滥权

如 果董总在代行受托的职能时,有违华教基本利益和共识,主权所有者自然可以重新考虑是否撤销或变更给予董总的委托。董总的“主权”并非天命神授,也非不可挑 战的无上绝对,因为华教主权本属华社共同拥有、分享和治理。在林连玉先生的言论中屡屡提及“公意”的说法,就是体现华教运动主权在民的思路,需要符合共 识,共同与公开决策。

况且,按委托—代理的关系,主权受托者如果滥用权力,社会公意在必要时还可以行使抵抗权。然而,围绕在叶新田身边的社会边缘人群体,却一再祭出“捍卫董总主权”的说法,无疑只是竖立稻草人,或是制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有违事实与根本,也不符现代非营利组织的治理规范。

所谓“董总主权”不过是块遮羞布

基于华教主权在民的概念,这个运动的主体和它的广大参与者,在董总有违专业、公正与透明,并伤害到华教长期利益时,自然有权对此一重大危机作出反应与行动, 因为这正是体现、行使和保卫运动存亡的手段与时刻。易言之,华教主权在民,华教是人人的华教,非董总或叶新田一人所能独占和垄断,“董总主权”之说只是虚 假命题,更是叶新田等人的一块遮羞布,以阻止社会公论,以及掩护他们不可告人的隐性议程和私欲利益。

进一步而言,既然华教的主权为全社会 所共享共有,一旦董总发生操守与领导危机,而有失灵之虞,它就丧失继续垄断和支配华教事务的绝对权力。往后,华教公益事业的治理权力,应慎重思考权力的多 元与分散,并建立制衡体系与问责机制,才可避免董总腐败、堕落和失灵之后,对公民社会造成的风险与打击。就此而言,华总与隆雪华堂的适时介入,起到了纠错 和匡正的作用,也是公民社会内部相互监督与制约的可贵案例。

非营利组织不能垄断也需竞争

华教的主权在民,是至为重要的信念。现在看来,华教运动的内部权力分配也不宜被单一机构所垄断,而应朝更为多元的分工协作体系发展。如同华文报业不能被一家 垄断,马华公会不能被一姓垄断的道理相同,华教的决策与董总的治理,也不能任由一人一派垄断和支配。也就是说,如果董总在某些专业职能上没有负起应有角 色,或放弃承担必要的责任,那么其它社会力量就应该取而代之,以填补董总失灵之后的空间。

在西方的非营利组织发展上,这类组织虽然独立于 国家之外,但彼此之间也可以建立竞争体制,在同一个议题上通常不宜由单一机构完全占据所有资源,否则公民社会的体质就不可能健康茁壮。因此,我国华教运动 也应该走向多元与竞争,尤其在效率、专业和公信力上展开竞争,才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例如培训、教改、研究等等。董总已经不再是圣牛,也不能再包 揽和垄断华教事务的治理权力,如果它做不好或不愿做好,新生和有活力的社会力量其实可以进入相关领域,为社会创造多元的选择和有意义的价值。

本文发表于12月21日(星期日)假新山统一酒店“新纪元学院会否变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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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前锋报》频遭起诉又赔钱 政治风球转向政党喉舌遇挫

以下文章《<前锋报>频遭起诉又赔钱 政治风球转向政党喉舌遇挫》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 黄书琪

《马来西亚前锋报》昨天又输了一宗诽谤官司,作为巫统的重要喉舌、叱咤风云多时的马来文报章,似乎没有人对它屡遭起诉、又输官司而感到怜悯。相反的,它在阿都拉巴达威“无为而治”的这几年里,逐渐成为大众眼中的众矢之。

吉隆坡高等法院昨天判决马来前锋报集团(Utusan Melayu Berhad)及其报刊前总编辑卡立莫哈末(Khalid Mohamed)必须赔偿回教党吉打州波各先那区(Pokok Sena)国会议员玛夫兹(Mahfuz Omar,左图)马币12万元,以为该报在2001年3月4日刊出的文章《示威──玛夫兹誓与公正党同在》诽谤玛夫兹的名誉负责。

去年10月26日,吉隆坡高等法庭也裁决马来前锋报集团和撰文者佐哈迪(Johardy Ibrahim)赔偿妇女力量(Tenaganita)执行主任艾琳斐南德斯(Irene Fernandez)20万元,且不得再刊登该篇涉及诽谤艾琳名誉的文章。【点击:报道不负责任诽谤艾琳 高庭判前锋报赔20万元】

《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并非国内首家或唯一遭个人或企业以诽谤罪名起诉的媒体,过去,人们担心企业公司或个人动辄兴讼,会限制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发展,但《马来西亚前锋报》败诉显然没有激起这样的讨论。

政党喉舌遇挫无关言论自由

“这和限制言论自由没有关系,人们还是可以说任何想说的话,但重点是,必须为你的言论负责。”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教授查哈伦纳因(Zaharom Nain)认为,重点在于《马来西亚前锋报》刊出的文章被当事人认为有错,那么他们可以起诉诽谤,由法官裁定是否有写错、笔误之嫌。

查哈伦纳因(右图)是一名传播学者,曾任理大传播学院副教授,他也认同,由于《马来西亚前锋报》长期扮演巫统、国阵的喉舌媒体,因此就算它这一、二年内在诽谤官司上屡遭挫折,也不会得到太多人同情。

不过,他也提醒,我们有必要检审每项诽谤官司的内容,并不是说牵涉《马来西亚前锋报》的诽谤官司,就一定是《马来西亚前锋报》的错误。

除了前述两个分别审讯长达11年及七年的诽谤官司,皆以原告胜诉、《马来西亚前锋报》败诉告终。实际上,《马来西亚前锋报》近期依然是官非不断,最新一单就是雪州资深行政议员兼吉隆坡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在本月12日,入禀吉隆坡高庭,起诉马来前锋报集团及《马来西亚前锋报》专栏作者查米瓦利亚(Chamil Wariya)诽谤,索赔马币三千万元。【点击:告前锋报查米诽谤 郭素沁索赔三千万】

这样的高额索偿看似正常,但始作俑者其实也是执政集团的朋党,1994年,法院宣判成功集团(Berjaya Group)业主陈志远(Vincent Tan Chee Yioun)控告《马来西亚工业》杂志(Malaysian Industry)及四名撰稿人诽谤胜诉,获赔马币一千万元,接著下来的几宗名誉诽谤官司索偿额也节节高升,从千万数字跃升到以亿计之。

在这一波主要由企业老板、执政党朋党掀起的巨额赔偿潮流中,除了外国媒体被迫卷入,本地报章、媒体从业人员也难以幸免,其中包括《亚洲华尔街日报》、《太阳报》(The Sun)、《星洲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报》等媒体。

在这么多单诽谤官司中,又以《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1999年1月,遭前首相马哈迪长子米尔占马哈迪(Mirzan Mahathir)起诉,索偿马币五亿五千万元,成为索偿数额最高的一宗诽谤案件,惟此案在2000年1月20日庭外和解,和解条件并未公布。

政治风向球转移 前锋报频遭起诉

在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之后,原本批评钜额索偿官司的在野党、社运人士也展开一连串起诉诽谤索偿的动作,开价同样是亿亿声,挨告媒体包括《太阳报》(theSun)、回教党党报《哈拉卡》(Harakah)及《新海峡时报》(New Straits Times)。

“烈火莫熄”之后较为引人瞩目的起诉媒体的“巨额诉讼”包括:

·1999年1月24日,林吉祥起诉马来前锋报有限公司及另三方诽谤,索偿马币十亿元。

·1999年1月25日,安华起诉首相马哈迪通过媒体诽谤他是同性恋者,索偿一亿元。法院驳回安华的诉讼,并谕令安华负责堂费。

·1999年1月27日,安华起诉《太阳报》,指《太阳报》刊登的新闻报道《首相:安华的行为可耻》(Anwar’s behaviour despicable: PM)诽谤他是同性恋者,索偿马币一亿元。

·1999年2月27日,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起诉《新海峡时报》刊登M.Desa的两则漫画诽谤他,索偿马币五亿元。

随着政治风向球慢慢转移,《马来西亚前锋报》如今一跃成为诽谤诉讼榜单之常客,其言论也常引来异议者的侧目与批评,成为在野党政治人物针对、严打的媒体。

作为首要媒体集团(Media Prima)旗下有名的巫统扬声器,这一波《马来西亚前锋报》诽谤官司浪潮可能才刚开始,而且随着两单诽谤官司败诉,已经改变过去非朋党赢不可的局面。

对于这份也曾在独立前独领风骚的报纸而言,其言论方向若无任何改变,可能就如其前任总编辑赛扎哈里(Syed Zahari)所言:“那么《前锋报》将会变得越来越无关宏旨。”【点击:靠政府支持生存但失公信力 《前锋报》将日益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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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17, 2008

[The Malaysian Insider] Tighter control of the media when Najib becomes PM? Very likely

Article taken from The Malaysian Insider.

DEC 17 - One of the most noticeable changes when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becomes Prime Minister in March could be tighter control from Putrajaya on the media and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if this happens, the loudest cheers for Najib will be from his Cabinet colleagues, senior Umno politicians and civil servants.

One constant during weekly Cabinet meetings since the March 8 general elections has been griping about the choice of articles and tone of coverage in several mainstream newspapers. Ironically, the sharpest criticisms have been reserved for papers owned by Barisan Nasional political parties.

The dominant view among Ministers and senior Umno politicians is that while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should be lauded for giving the media some space, they believe that the perimeters were not marked out clearly enough.

As a result, newspapers seem to be critical of any policies announc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more interested in focusing on crime and negative news, these critics allege.

Part of this griping is prompted by frustration of having to share space with a resurgent Opposition and part with their inability to set the agenda for news outlets even in their own stable. A government official, familiar with discussions on the media, told The Malaysian Insider: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time for the country. The global economy is in a really bad state and there will pain for Malaysians. The government needs everyone to be on the same team and push for the same cause.

"Instead we are seeing some newspapers being more interested in adopting a populist approach.''

A Cabinet Minister confirmed with the Malaysian Insider that there has been some discussion about a few newspapers, adding that there seems to be a trend to criticize government initiatives even without understanding it and explaining it to the public.

"Pak Lah may have meant well but we would like a less messy media scene. Some issues should be out of bounds and the media must respect the boundaries, '' he said, noting that combustible issues such as race relations and Malay rights must be tackled with caution and preferably not discussed openly.

If his views sound familiar, it is because they echo those of former Prime Minister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While he and many others in Cabinet do not envisage a complete return to the days of Mahathirism, they believe there is merit in ruling Malaysia with a firmer and stronger hand. And with a cache of fear.

The Minister pointed out that though editors of mainstream newspapers did not receive daily calls from Dr Mahathir, they understood clearly the parameters and were afraid to test the limits.

It was the same with decision-making. Only after a policy had been thrashed out by the Cabinet, would an announcement be made, usually by Dr Mahathir himself or the Minister concerned.

As part of the move to empower politicians and civil servants, Abdullah employed a more laissez faire approach to policy-mak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result: some confusion and flip-flops.

The most recent case which got under the skin of some Ministers was the rule about seat belts. Road Safety Department director-general Datuk Suret Singh announced that from January 2009, rear seat passengers will have to belt up.

Subsequently, there were questions whether the fourth passenger in the rear seat would only have to comply with the rule.

The authorities clarified that the fourth passenger would not have to wear a seat belt but the driver of the car could be summoned for overloading.

This statement unleashed a gush of criticism and resulted in Suret having to clarify that authorities would not enforce the overloading rule.

Episodes such as this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being cobbled together on the run and without much deliberation.

Though there were similar criticisms raised during the Mahathir years, the consensus is that with one man having a strong say and imprint on policies and tighter control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 there could be fewer embarrassing about turns 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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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December 16, 2008

[当今大马] 大马部落格思维提升停滞不前 黄泉安:马哈迪诉诸陈腔滥调

以下文章《大马部落格思维提升停滞不前 黄泉安:马哈迪诉诸陈腔滥调》转载自《当今大马》。

※ 刘嘉铭

具有双重部落客及国会议员身份的黄泉安(左图)认为,大马的部落格运动仍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而针砭时弊的社会政治部落格较其它类型部落格引人瞩目,正反映国内言论自由空间有限,民众不得不上网搜寻替代资讯。

尽管308政治海啸后,朝野政治人物一窝蜂争相开设部落客或个人网站,但目前身为日落洞区国会议员黄泉安却表示,内容才是关键。黄泉安在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点出,纵使每个人都可成为部落客,却非每个部落格都能获得很高的点击率。

发表政治八股文难引共鸣

“比如说,很多在朝的人民代议士在308后推展部落格,但是错误的一点是,他们把部落格当成发表政治八股文或文告的工具,不能激起读者和民众的共鸣。”

曾接受印尼政府邀请出席“部落格大会”的黄泉安觉得,相对于在现实与虚拟社会中将言论自由视为理所当然,并进一步和世界接轨的印尼,大马的部落格运动显然还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

《今日大马》留言欠格调

他举例,拉惹柏特拉的《今日大马》较属网页性质,偶尔会抄袭和引用其他通讯社的材料,“部落格必须串联到别人的相关课题文章,他就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连接工作。”

“不容否认,他的读者群、点击率和留言量都颇高,一刊登新文章就有几百人留言。由此可见,很多人因为匿名留言方式的盛行而畅所欲言。但是,不少人还是停留在咖啡店式论调的阶段,在格调方面缺乏升华。”

嘲讽老马部落格像旧唱碟

他接著指出,马哈迪在开始写部落格后的短短两个月就达到300万的浏览页数,确实是个大突破,“但你详细看他的文章,他与担任首相时的论调没有两样,偶尔就像一个特旧的唱碟一样,陈腔滥调地一直在唱,完全没有格调。”

“有时他的部落格也跟时尚走动,配合当今流行的政治课题起舞,撰写取悦你的文字,内容却毫无突破。只是相比之下,大家对现有在朝政治人物的言论感到很烦厌,才争锋去读马哈迪的部落格。”

“从《今日大马》的读者留言板和马哈迪本身的陈腔滥调来看,我国民众的思维未因部落格的盛行而提高。”

“社会政治部落格会比较受瞩目,比如政治部落格内容较常被转载成新闻,其他类型只在副刊被引用。这恰恰反映,我国现实社会有局限,民众必须寻找替代消息来源,反观印尼对于言论自由已见怪不怪。”

印尼视新闻自由理所当然

谈及如何从“印尼部落格大会”回看大马的部落格运动,他直言,“两个国度是不同的境界,第一、印尼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不成问题,第二,部落客运动获得官方承认和认可,第三,印尼正以开放的态度与国际组织及世界接轨。”

他解释,印尼部落格大会是由一名槟城人成立的公关公司Maverick联合另一家互联网公司Bubu.com合作推动的民间运动。后者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公司,拥有政治渠道而在去年开始获得科技和创新部的支持,主办第一届大会,共获得约500名参加者出席。

“印尼天宽地阔,要将各城市的部落格组织聚合一起,进行交流工作。这也证明,印尼在苏哈多时代后的民主化,除了在传统媒体展现出来,也延伸至虚拟世界中。今年的部落格大会有三个政府部门参与,可见印尼政府比我国更崇尚民主精神。”

开放平台与国际社会接轨

他进一步指出,印尼旅游文化部牵涉其中,是要和印尼外的部落客世界衔接起来,结果,随后也获得了当地美国大使馆的赞助。大使本身出席推展礼和演讲,接著类似微软的大企业也加入成为赞助商。”

“你看,部落格不只和政府部门挂钩、也和国际社会接轨。他们把疆土和视野扩大了,而为了宣扬印尼的多样化背景及配合团结而多元(Unity in Diversity)的口号,主办当局将来自美国、澳洲、新加坡、菲律宾和大马的部落格带到巴厘、以爪哇文化为主轴的日惹及耶加达,和当地的部落客社群交流。”

管制手法不利智慧型社会

不过,他感叹地表示,“这些情况在大马仍属敏感地带,美国驻大马大使也不会贸然这样做,奖励部落客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Friedrich Naumann Stiftung)在印尼的活动空间也比我国大。”

“由于活动空间充裕,印尼民众在知识上的交流层次和我国不一样。那里没有吃香的社会政治部落客,却偏向谈论科技器材及摄影等。这就是所谓不同的境界,在官方首肯下,努力往不同知识领域发展。”

他认为,我国的自我封闭,主要是政府不懂如何掌握互联网世界,“停留在管制一切民间活动的封建制度和思维上,对达致智慧型社会毫无帮助。”

此外,他指出,印尼的部落客除了从撰写部落格中享有成为名人般的满足感,也展开一些民间活动,比如在部落格大会获得最有潜能部落社群奖的巴厘部落格社群(BBC-Bali Bloggers Community)中,就有一批拥有基本知识水平的年轻大学生在推动著慈善公益工作

他也提到,来自日惹的“Cah Andong”获得“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颁发1000美金,作为当选最佳部落客社区奖项的奖励,正显示国际组织已开始进入民间部落格组织,赞助和奖励他们的活动。

线上学术交流容纳外来思维

“作为印尼高等学府中心的日惹拥有很浓厚的文化气息,我们和当地的宗教大学印尼穆罕默德大学 (Muhammadiyah)交流。虽然是回教大学,却很前进和前卫,里头设有美国中心(American Centre)。”

“令我惊奇的是,虽然印象中印尼学生的英文水准不是很高,但我们却全程以英文交流。他们和印尼外的国际社会已经有挂钩,而且回教大学的学生可接受美国思想和文化。”

“他们有一个约400平方公尺的资料室,收集一些刊物及休闲杂志,如《人物杂志》(People)等。使我惊讶的是还有一系列的美国流行文化数码光碟。而且,美国中心隔壁就是伊朗中心并排在一起,对面则是中华研究中心。”

“印尼学府已开始利用互联网做学术性交流,不只如此,随著学术研究的开放,就算是印尼文化的主轴,即爪哇人的思想也可容纳外来思维。而且,在各种科技限制下,部落格的内容更新依然相当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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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December 14, 2008

[The Malaysian Insider]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to launch a year-long campaign to perk up patriotism

Article taken from The Malaysian Insider.

KUALA LUMPUR, Dec 14 - With the Malaysian economy expected to slow; unemployment set to hit a historic high and gloom the order of the day, the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launching a year-long campaign in 2009 to perk up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patriotism.

Called Malaysia Perkasa or Mighty Malaysia, the campaign by the Information Ministry will also send the unmistakable message that those who stir trouble in the country and cause hardship by creating instability should be rejected by Malaysians.

Government officials told the Malaysian Insider that there will be another element to Malaysia Perkasa,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the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Datuk 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and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The segment could witness a series of news reports to introduce Najib to Malaysia and highlight his strengths.

It is unclear if the year-long campaign has been approved by Cabinet but sources said that the Malaysia Perkasa programme was conceived after the March 8 general elections and when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the global economic turmoil was worse than predicted and it would have a deeper impact on the Malaysian economy than expected.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expects the economy to grow by 3.5 per cent next year, down from the 5.4 per cent this year. The main assumption of this downward revisi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s RM7 billion stimulus package would be implemented by the first quarter of 2009.

Economists and analysts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multiplier effect from the stimulus package will reach the ground in a speedy fashion and are forecasting the economy to grow by as low as 1.5 per cent next year, the lowest growth expansion since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10 years ago.

The contraction of the economy will most certainly lead to a spike in retrenchments. As yet, the country's Economic Council have not seen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lay-offs but based latest economic indicators it believes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will increase by the first quarter of next year.

Officials estimate that the number of retrenchments will surpass the 80,000 workers who were laid off during the peak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8.

The Malaysian Insider has learnt that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are in the final stages of working on a package of retraining modules.

This will include retrenched workers having their skills upgraded as well as being paid a monthly allowance.

Against this backdrop of gloom, the Malaysia Perkasa campaign will be launched to keep the national spirits high. Ironically, 20 years ago, the

Information Ministry under Tan Sri Mohamed Rahmat launched the successful Semarak campaign to inject a sense of loyalty and love for the country among Malaysians.

There are a couple of parallels between then and now. Malaysia in 1988 was in the grip of an economic downturn and political crisis.

Umno was split right down the centre after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had narrowly defeated Tengku Razaleigh Hamzah for the top position in Umno in a particularly bruising election campaign.

Historians say that the Semarak campaign, complete with a nationwide road show, was successful in helping Dr Mahathir regain the affection of the Malays and creating a feeling of unity among Malaysians.

But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n and now is that the Opposition is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today. Close to 48 per cent of the electorate voted for the Opposition in March 2008 and they would view any information campaign as government propaganda.

The Opposition and their supporters would also reject any attempt to demonise them as trouble-makers or characterize love for the country and patriotism as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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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08, 2008

【东方日报 . 名家】公民社会正在失灵

以下文章《公民社会正在失灵》转载自《东方日报》。

※ 潘永强

2008年是马来西亚政治转折的关键年份,对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的母语教育运动而言,人们原本以为国家威权弱化之后,华教运动长年的诉求或可展露曙光。因为按照近年来盛行的公民社会理论,一般认为国家与社会形成二元对抗,一旦国家权力被削弱后,必然有助于社会力的抬头。自1950年代以来,林连玉先生就是华裔公民社会的先行者与领航人,带领这股社会集体力量向国家要求正当的权利。

然则,令人极其错愕的是,2008年纵然是我国的重大分水岭,但在华裔公民社会内部,却又演变出一场惨烈的华教内战。这意味着,国家威权的退化并不必然带来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壮大,反而社会内部的分歧却可能导致国家威权的趁虚而入,例如高教部利用不同势力的缝隙,而声言介入新纪元学院风波一事,虽然已被有识的舆论严正谴责,却也说明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抗」的传统思路,既不真实也充满误导。

未必二元对抗

事实上,诚如政治学家Adam Przeworski所言,「以团结的公民社会来对抗国家,只是一个有用的虚构(useful fiction)」。由于公民社会本身就涉及不同界别的利益,并非总是处于一致的状态,所以就衍生出两点误解,一是误把公民社会当成是一个整体,而忽略其中的差异和阶层,二是把公民社会看作一片清高的净土,与「污浊的国家」相对立。一句话,这种公民社会观都犯了自由主义幼稚病,以为公民社会只会干好事,而国家则只会干坏事。

在现实情况中,国家干的坏事与脏事固然不少,但公民社会里头也不尽然只有好人,或只会干好事,相反的,躲在崇高的招牌背后偷卖「毒奶粉」的公民社会领导人有之,或者在华教运动内渗进三聚氰胺的权力精英,也向来为数不少。

从最近华教组织内部的腐败和堕落可见,公民社会显然不完全就是清高的、可靠的、纯洁的,反而充斥火与剑、权与慾。与此同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未必一定是二分对抗的,反之,社会内部的分歧有可能导致某一部分社会力量争取跟国家机关合谋,形成新的压迫联盟,以挪用国家威权来试图夷平有异见的旧日伙伴。

就此而言,我们不只有必需警惕公民社会原来竟有阴暗、凉薄的一面,也被迫正视公民社会失灵的可怕后果,一个失灵后的公民社会,其产生的破坏力不亚于国家的粗暴干预。就新纪元学院风波而言,国家既是一头巨兽(leviathan),但一不小心,民间也可能出现同样可怕的巨兽。

一直以来,公民社会的理论有部分是建立在「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两个基础上,由于市场和国家都有可能失灵,所以需要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的出现,以在市场和国家以外保障公共的权利。可是,既然市场和国家都有失灵之虞,难道公民社会和非营利组织就不会失灵吗?他们就没有私利和慾望吗?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能力,就肯定会比市场或国家来得优越吗?

过去出于对国家施虐的忧心与疑虑,我们甚少或是不愿谈及公民社会内部的治理流弊,担心如此一来将损及公民社会的公信力和可信赖度。可是,过度包庇和忽视公民社会失灵的危机,不只会严重损害到社会制衡国家的元气,也势必令公民社会尚存的健康元素和支撑力量,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新纪元学院风波带来的较正面效应,就是让各方有机会省思非营利组织失灵后的破坏力。

没有免于问责的权利

既然公民社会内部也有败坏和施暴的因素,那么如何克服公民社会的失灵,或减少其失灵后的危害性,就应该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公民社会有失灵之虞,就怀疑或是舍弃公民社会的功能,正如市场与国家失灵后,并没有就此受到唾弃一样,重要的是,必须把问责(accountability)的原则注入到公民社会组织的日常治理之中。

过去华教组织独享了诸多「免于问责」的特权,他们佔据不少社会的资源和信任,也获取众多社会的同情和宽容,但是也从中滋生了腐败和毒瘤,以致时刻祭出「主权」的旗号来规避应有的监督和问责要求。可是,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重视「问责」的重要性,在这股问责的潮流中,民选政府是首当其冲,公私营企业也不能倖免,既然如此,公民社会组织何以得天独厚,在向国家行使问责权利之余,自己又千方百计地规避向社会负责?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董总一再逃避问责的好时光总是要结束的,而且诸种事实一再说明,今日的董总早已不是纯洁的天使,也不是无瑕的圣女,董总的「主权」来自社会,根本不是董总领导人所能独佔、排他和不可分割的,自然没有继续免于问责的权利。林连玉先生终其一生顶天立地,他是公民社会的先行者,料想也不忍见到公民社会失灵的各种乱象,纪念林连玉先生的其中一种理想方式,就是建立勇于问责的组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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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05, 2008

[独立新闻在线] 内政部没收法立诺著作 理由:没印出版社地址

以下文章《内政部没收法立诺著作 理由:没印出版社地址》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著名政治学者法立诺(Farish Noor)新作《从满者伯夷到布城》(From Majapahit to Putrajaya)惊传遭内政部没收下架,理由是内页没有附上出版社、印刷厂商地址。

法立诺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资深研究员,也是www.othermalaysia.org的创办人之一。

根据英文新闻网站《The Nut Graph》报道,内政部与雪兰莪州宗教局(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Jais)、直辖区宗教局(Jabatan Agama Islam Wilayah Persekutuan,Jawi)、马来西亚宗教发展局(Jabatan Kemajuan Islam Malaysia,Jakim)是在今年8月15日执行联合任务时,前往吉隆坡城中城纪伊国屋书店没收法立诺的这本最新著作。

《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第14(1)条款阐明:“凡在马来西亚境内流通的任何印刷刊物,必须以马来文或英文,于首页或尾页注明印刷厂商、出版社的名字与地址。”

内政部雪州代总监再纳奥斯曼(Zainal Osman)说,这本著作只在首页注明“吉隆坡银鱼书社”(Silverfish Books,Kuala Lumpur),他说:“根据法律,我们可以将出版商和通路商提控上庭了。”

若罪成,刑罚最高可处一年有期徒刑或罚款最高马币五千元,或者两者兼施。

未被查禁

对于内政部的大动作,吉隆坡银鱼书社业主拉曼克理斯南(Raman Krishnan)向记者表示,没有注明公司地址是因为办公室搬迁次数太过频密,“从十年前创社以来,我们的办公室总共就搬了三次;而且我们有在书本内页附上我们的网址、电邮地址,这些都是永久性的,创社以来都没更动过。如果还是要我放上办公室地址,我也可以这么做,但这毫无意义。”

除了这个看起来颇鸡毛蒜皮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恐怕是法立诺新作中的内容,在这本《从满者伯夷到布城》中,汇集了马来西亚各种时事课题,其中也包括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回教议题。

再纳奥斯曼接受《The Nut Graph》访问时表示,这个部分将会由马来西亚宗教发展局负责。他强调,这本著作还没进入禁书之列,“如果他(法立诺)要再出版,这没问题,但是他一定要放上出版社的地址。”

至本文截稿时,《独立新闻在线》尚未能联络上法立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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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November 23, 2008

[当今大马] 当今大马录影片断疑被窜改 王乃志促尊重媒体采访自由

以下文章《当今大马录影片断疑被窜改 王乃志促尊重媒体采访自由》转载自《当今大马》。

针对《当今大马》录影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录影片断疑被警方窜改的事件,马华中委王乃志律师促请警方尊重媒体的采访自由,并向大众解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甚至在必要时须向有关媒体做出道歉,以展示警方负责任和愿意改革的意愿。

《当今大马》录影记者苏克里在11月9日因采访公选盟“黄潮日”一周年烛光晚会时,与其他22人一起遭到警方逮捕,虽然他在隔天早上获得保释出外,但警方却延长扣押《当今大马》的录影机以协助调查。尽管警方已归还在11月9日烛光晚会上所扣押的《当今大马》录影机,但是里面的录影带却被发现疑遭到窜改。

独立机构鉴定是否遭篡改

也是马青总团法律事务及国会法令研讨专案局主任的王乃志(左图)表示,有关录影带应交给专业的独立机构,以鉴定是否遭到篡改。

“有关的录影片断都是在公共场合拍下的,媒体有权利在任何公共场合和公共活动上进行采访的自由,以符合广大民众的知情权,警方不能随意扣押采访的记者和篡改记者拍下的照片或录影,否则就是滥权。”

3分钟42秒的画面“失踪”

警方是在本周二傍晚把录影机归还给《当今大马》。但是,原本36分钟长的烛光会录影带,却被发现其中两个部分,共3分钟42秒的现场画面“失踪”。

第一个疑是经过窜改的部分是在录影带第10分钟54秒,当时候雪州总警长卡立阿布巴卡正下令聚会者解散,但是有关片段却遭到新画面的复盖(overwrite)。

这个出现的新画面,疑是在一辆警车上由前座乘客所拍摄的。

接着过了3分钟36秒,原版的录影才再度出现,并拍下镇暴队在集会地点阿马银行集团总部( Amcorp Mall)列阵的画面。

疑是遭到窜改的第二部分画面是在第14分钟40秒,原版的镇暴队列阵片段再次遭到新画面所复盖。这段约6秒钟长的复盖片段,只是拍摄了衣橱的画面。

不过,遭到复盖的原版画面目前仍未能鉴定。

《当今》记者已对此报案

有鉴于录影带可能会被充作呈堂证据,因此苏克里(左图)昨日已经据实向吉隆坡德利华路(Jln.Travers)警局报案。

不过,《当今大马》总编辑颜重庆表示,“我们并非指责警方窜改证据,因为有关录影带在警方保管时,画面可能无意中遭到复盖”。

“无论如何,警方都应该专业的处理和对待证据,不应该随意玩弄我们的录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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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靠政府支持生存但失公信力 《前锋报》将日益无关宏旨

以下文章《靠政府支持生存但失公信力 <前锋报>将日益无关宏旨》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 萧齐德(Zedeck Siew)撰述/《独立新闻在线》黄书琪翻译

赛扎哈里在《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独立出版、不受政党力量控制的鼎盛时期,一直都是该报的中坚份子。他带领员工罢工抵抗巫统的收购行动,以致被禁止进入马来亚半岛,此项禁令一直到1980年代才解除。

身为一位终身写作的人,赛扎哈里已经完成两本回忆录──《人间正道》及《万千梦魇》,而他也正着手写第三本。

在第二段独家访问中,The Nut Graph将探问这位前总编辑及政治犯如何看待今日的《马来西亚前锋报》、马来人主权概念、诸如《1960年内部安全法令》等恶法的角色,以及如何争取马来西亚新闻自由。

记者:以1961年为界,我们很清楚知道现在的《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和当时的非常不一样,你本人又如何看待现在的《前锋报》?

赛扎哈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虽然《前锋报》可以仰赖政府的支持继续生存,但是他们已经失去公信力。

看看最近发生在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郭素沁身上的事情,还有查米瓦利亚(Chamil Wariya)什么时候成了短篇小说作家?我记得以前《前锋报》有些人来探望我,我问他们:“你们这是在做些什么?想要证明什么?”

这些事情让人失去信心。我上周看了一份报告说现在的马来文报纸,《前锋报》和《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的销售量已经跌到20万份左右。在以前,星期天的销售量至少都会有一百万份,而平日的销售量都有30至40万份,现在的销售量太低了。

我跟他们说:“如果《前锋报》的员工们愚蠢到看不见这些事实,那么《前锋报》将会变得越来越无关宏旨。”没有人会在乎《前锋报》,因为现在人们多了选择,还有网路新闻。

记者:上议员赛阿里(Syed Ali Alhabshee)提到巫统蕉赖区部赞助的回教祈祷基金会(Tabung Azan)时说:“《前锋报》是马来人的报纸,郭素沁起诉《前锋报》的作法形同挑战巫统,挑战马来人、回教徒。”

赛扎哈里:在某些议题上,他们歪曲了郭素沁的立场,例如回教徒祈祷声。这些事情根本未经证实,但是他们却故意歪曲,他们故意把郭素沁描绘成反马来人的一个符号,同时强调《前锋报》等同于巫统,并把讯息散播出去。所以当郭素沁控告《前锋报》时,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捍卫《前锋报》。”因为她是一名华人,她是民主行动党的议员,所以他是反巫统、反马来人、反回教的。但是,这些都不是事实!而且,这些也不是原来的议题!

这就是当一小撮人以“马来人”之名制造新闻时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简单不过的事实,让大众不去讨论真正的议题。

民联不应该只是杯葛《前锋报》,人民公正党和回教党应该走入群众,向草根人民解释,玩弄族群、宗教议题,并不会解决国家的问题。

记者:“马来人主权”是当前政治修辞中常用的词汇,您如何看待这个概念?

赛扎哈里:我只想说,我不明白为何巫统要扮演“主人”(tuan)的角色,为什么要提到“马来人主权”?主权的象征应该是国家元首,没有人可以否认这点。难道有人担心华人、印度人成为国家元首?

至于经济问题,宪法和新经济政策已经保障了很多马来人权利,根本不需要再提什么“马来人主权”,够了。

巫统要关心的应该是“马来人领导权”,马来人应该成为所有马来西亚人的领导。换言之,你必须确保马来人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不是只有巫统。

他们故意制造“马来人主权”这个议题,因为他们遇上了麻烦,他们以为透过这个议题可以团结所有马来人。但是却完全不凑效,因为现在有了新媒体,大家都很清楚还有不同的观点;当你想要唬弄、欺骗人民时,人民绝对会知道。

记者:大家都知道你曾被新加坡政府以《内安法令》逮捕,并在乌敏岛扣留长达17年之久。您又如何看待无审讯扣留?在马来西亚历史里,《内安法令》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赛扎哈里:新加坡的《内安法令》和马来西亚的相似,两者的存在都不是他们所说的为了维持国家安全;事实上,是为了维护政治领导人的利益。

让我们回到《内安法令》的初衷,当时英国人宣布紧急状态,而《紧急法令》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抵御恐怖份子──马来亚共产党,但在二战期间,马共是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人。当政府开始抓人时,并没有太多马共成员被捕,更多的是马来人民族主义组织的领袖,例如马来人民族主义党的成员。

所以在我看来,他们现在说的那些理由,都是一派胡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扣留者被证明是恐怖份子。《内安法令》的存在纯粹是为了恐吓人民,在所有威吓人民的法律之中,它可说是一个极致。

记者:《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这些法令影响媒体运作至为深远。身为一名新闻自由的捍卫者,您也在回忆录《人间正道》中提到,许多争取新闻自由的人都来自在野党或非政府组织。您认为,新闻工作者在争取自主权这件事情上,是否已经付出足够的努力了?

赛扎哈里(右图):今天的记者是在替有特定利益关系的特定组织工作,如果他们无法让老板满意,那么他们可能会失去饭碗。这是生计与新闻工作人员理想之间的挣扎,非政府组织的人用不着担心那么多。

这就是为何直到现在,我都不记得有任何主流媒体主动讨论新闻自由。他们可能会提到反媒体法令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运作,但是他们并没有严厉批评这些法律。

由于这些恐惧,记者的心智是被控制的。在这些情况底下,马来西亚媒体的前景就看新闻从业人员怎么想了,如果他们的心思是不自由的,那么甭谈新闻自由;身为新闻工作人员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创意,已经完全不存在。

记者必须认知到,他们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然后改变才会发生;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记者:那你如何看待新媒体,尤其是网路媒体?你认为这是否是一个马来西亚人论域开始改变的形式?

赛扎哈里:传统媒体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一直都扮演公共意见中最重要的角色,情况转变了。人们有不同的选择,例如在野党的党报,而现在还有网路,各式各样的新闻网站和部落格。

部落格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那是一个人们发表意见的媒介,他们评论彼此的文章,而且这对我们国家来讲,也是好的,因为事情变得更开放了。可能会有好些人写出像垃圾一样的东西,这也不要紧。我会写,但并不表示我写的都对,所以合不让其他人指出我的缺失?

当前首相马哈迪也开始写部落格,六个月内,他的部落格就成为马来西亚最热门的部落格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想要知道马哈迪说些什么。所以让他说,当他说错的时候,你可以批评他。

记者:那你对《前锋报》有任何期望吗?

赛扎哈里:一直以来,我对《前锋报》都有特殊情感,在政治上、新闻工作上来讲,我是在这份报纸里成长的,那种感觉还在,当然,除了最近他们那些令我厌恶的作为例外。

当我从尤索夫依萨(Yusof Ishak,左图,后来出任新加坡第一任总统)那里接过总编辑的棒子,《前锋报》就已经是一份为马来人服务的媒体;但是我们希望不只是服务马来人。

更早之前,这份报纸是用爪夷文出版的,所以在第二阶段,我们策划了用罗马字母拼写的《青年马来前锋报》。透过罗马字出版,我们可以接触到非马来人读者,可以服务所有马来亚人民。当时,人民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例如民主、社会正义、自由。

当然,如果现在的《马来西亚前锋报》可以返回到1960年代《马来亚前锋报》的精神,我想我还是会继续支持它。我想还有跟我一样想法的人,但是我不知道有多人和我一样有此同感。

专访赛扎哈里(上):《“他们收购记者的报道自由” 赛扎哈里谈巫统收购媒体滥觞》

英文原文:Utusan will become very irrelevant”,原载《The Nut Graph》《独立新闻在线》获授权翻译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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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他们收购记者的报道自由” 赛扎哈里谈巫统收购媒体滥觞

以下文章《“他们收购记者的报道自由” 赛扎哈里谈巫统收购媒体滥觞》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 萧齐德(Zedeck Siew)撰述/《独立新闻在线》黄书琪翻译

最近总是以维护马来人特权为政治立场的《马来西亚前锋报》,这份影响深远的马来文日报,似乎对于不断推动马来人议程(也有人说其实是巫统议程),屡以文字挑动其他族群敏感神经的作为毫无一丝悔意。

但是,今时今日的《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和1950、1960年代的《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大相迳庭;当时的《前锋报》是一份独立自由、敢于代表马来人发声,并指出政府缺失的报纸。

最能够体现《前锋报》全盛时期斗争精神的人,就是新加坡出生的赛扎哈里(Said Zahari,左图),时任总编辑的他所采取的行动,是当时马来西亚新闻与政治争论的基本重点。

1961年,赛扎哈里因为反对巫统收购《前锋报》,因此被禁止踏入马来亚联邦,这项禁令一直到前首相马哈迪时代才解除。

身为新加坡的左翼份子,他也曾被指控为共产党人,因此在乌敏岛上度过了17年岁月,据说是新加坡国内扣留时间第二长的政治犯。

有鉴于我们对《前锋报》这份报纸和他过去历史如此的不熟悉,因此《The Nut Graph》决定采访这位高龄80岁的前报人、社会运动者,以重建过去那段理想年代中,《前锋报》真实的样貌,以及巫统接管之后,对该报新闻自由的冲击。

记者:1950及1960年代的《前锋报》的面貌如何?

赛扎哈里:当时在《前锋报》工作的人,就算是在新加坡独立之后,他们的角色都不只是记者,也是政治运动参与者。新闻和政治分不开,因为那时我们正在反殖民,我们要争取独立,所以当时的《前锋报》在这些事件里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当东姑阿都拉曼赢得1955年大选,他知道《前锋报》支持联盟政府(国阵前身),也因为这样,我们要政府实现大选时许下的每一项承诺。我们坚持,我们必须是完全独立,不是半生熟的独立(Merdeka setengah masak),这就是我们的底线。按照我国与英国的独立协议,我们当时还是被英殖民政府的力量操控,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人而已。经济上,他们还是控制着我们,例如胶园大部分还是英国人所有。

我记得当时曾对东姑说:“《前锋报》是马来人的报纸,我们要服务的是广大马来社群,不是一小撮巫统成员而已。当时有马来人参与劳工党、人民党,还有回教党。当时的巫统只有区区几百名党员,要《前锋报》只替巫统服务,这一点也不公平。

记者:巫统一直企图操控、影响《前锋报》的编辑政策,所以你们在1961年罢工反制,但是,巫统为何那么想要控制《前锋报》?

赛扎哈里:当时《前锋报》在马来亚联邦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实际上,我们的销售量并不多,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也只有两万五千份。但是当时有很大比例的马来人口是居住在乡村偏僻地区,我们75%的报纸都是销往这些地区。这些村民的日常生活很简单,每天早上去田里工作前,他们会先到咖啡店里走动,一份《前锋报》就可以给很多人传阅,所以我们当时的读者群可能有数十万。

巫统也有自己的党报,好像是叫《巫统之声》之类的,但是影响力并不大,甚至巫统党员也没有看这份报纸。于是他们寻找其他替代品,而对他们来讲,《前锋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记者:那为何采取罢工行动?

赛扎哈里:当时我大约30几岁,是《前锋报》总编辑,他们都说我太年轻,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很强硬的立场。

《海峡时报》当时的总编辑莱斯礼霍夫曼(Leslie Hoffman)当时也这么认为,他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工作了一段时间,独立后就离开了。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当我们采取罢工行动时,他很担心,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你现在是在和政府对抗,你不可能会赢。”

我回答他:“我知道我赢不了,但是我不是在和政府对抗。我正在为新闻自由的基本信条而战;就算我输了,也无所谓,至少《前锋报》的记者们会被人们记得,记得他们是一群反抗政府、政党介入报纸、操控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这就够了。“

记者:我有点好奇的是,你在回忆录《人间正道》(Meniti Lautan Gelora)中提到从1961年7月21日开始发行的《罢工快报》(Siaran Mogok),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多一点详情吗?


赛扎哈里:《罢工快报》是一份新闻快报,大概只有几页,由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负责编辑,专门报道每天的活动,例如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来支持我们了、我们为何要选择罢工等等议题,那是一份在员工或支持者之间流通的报纸,我们获得很多支持,每个地方都有。当然,也有在野党成员;还有,相信我,就连巫统党员也来探视我们,支持我们的罢工行动!没错,好几个区部的巫统成员,他们支持我们,他们说:“《前锋报》应该维持其独立媒体的地位。”

凭着这些支持,我们继续罢工,直到差不多一个月之后,8月30日,当我要从新加坡回到马来半岛时,我被海关人员拦下。在我无法介入的情况底下,巫统组织了一组人破坏我们的罢工行动。当我被禁止回国的消息传开时,罢工阵营里也开始分裂。

记者:罢工结束之后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是否因此失去公信力,令读者认定《前锋报》存有偏见?

赛扎哈里:一开始并没有。事实上,罢工结束之后,几乎可以说是立即的,我们的销售量增加了不少,但这是因为政府在背后支持。继任的总编辑依布拉欣菲克礼(Ibrahim Fikri)也说:“我们中止了罢工,现在《前锋报》非常有钱了。”

大部分民众并不了解被收购的真正意义,但是我很久以前就和东姑阿都拉曼说过:“东姑,你希望《前锋报》只替巫统服务,那么这份报纸将无法代表所有马来人的声音。慢慢的,人们会意识到,就算他们买这份报纸,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你,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当时东姑告诉我:“不会的,我们保证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我答他:“好吧!祝你好运。”

记者:那么回顾一下,巫统收购《前锋报》有什么直接影响?

赛扎哈里:《前锋报》罢工结束之后,新闻自由也荡然无存,但是当时大家普遍上没有意识到这点。正确来说,那是一个转捩点,政府、执政党收购媒体、操控媒体的风气,就是从《前锋报》被收购开始。

我告诉莱斯礼:“记得我说的话,他们收购《前锋报》,他们也在收购你我每一位专业新闻记者的报道自由。接下来几年,他们一定也会收购《海峡时报》。”

之后,当马华公会的相关企业收购《南洋商报》等中文媒体时,人们开始想起当年《前锋报》的历史。40年后,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英文原文:Strike for Press Freedom,原载《The Nut Graph》《独立新闻在线》获授权翻译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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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November 10, 2008

[独立新闻在线] 警方逮捕记者和删除照片 记者何时才能免于恐惧?

以下文章《警方逮捕记者和删除照片 记者何时才能免于恐惧?》。

※ 曾薛霏

一年前的“黄潮日”,我见证了警方以暴力驱逐集会者,而且在采访期间,我也被联邦镇暴队推倒扭伤脚;今年,我见证了镇暴队在集会者仍高唱国歌时,冲入人群中逮捕、追赶和殴打集会者、逮捕了《当今大马》的摄影记者,并强迫《公正之声》记者删除其相机内的照片。



昨晚,在Amcorp购物中心对面草场举行的烛光会,原本是为了纪念“黄潮日”一周年,要求政府正视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净选盟,BERSIH)的五项诉求,并继续声援目前仍在霹雳州甘文丁扣留营的《内安法令》扣留者;另一场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公园举行的烛光会,却遭警方强行镇压,导致23人遭到逮捕,数人受伤(左图)。

昨晚大约7时,我前往Amcorp购物中心时,通往该商场的道路已被警方封锁。晚上8时至8时半左右,一群人民已聚集在该商场对面的草场中,警方起初允许他们聚在那里,点燃蜡烛。但是,后来将他们驱赶到Amcorp购物中心的前门,大约30名联邦镇暴队和警察一字排开镇守。

晚上9时30分左右,聚集在商场大门外的近百位人民,聆听主办人之一的人权律师哈里斯依布拉欣(Haris Ibrahim)发表了简短发言后,唱国歌,然后便散去。

大约晚上10时,另一群人在市政厅公园展开集会,刚刚获释的《今日马来西亚》(Malaysia Today)主编拉惹柏特拉(Raja Petra Kamarudin)也受邀发表演说。在拉惹柏特拉发表演说完毕后,联邦镇暴队已一字排开守在一公尺外。当人民开始高唱国歌以结束集会时,镇暴队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一拥而上展开镇压行动。

当时,国歌仍未唱完,镇暴队和便衣警察已冲入人群逮捕和驱赶集会者,一些镇暴队还大声叫嚣,恐吓在场的集会者。一些警员也大声谴责集会者“固执”、“不听劝解”并大喊“捉人”。

镇暴队和便衣警员也强行拉扯一些在场的集会者,并逮捕他们。我目睹警员强行带走两名印裔集会者和神父玻里诺(Polino Miranda),一些便衣警察甚至追赶集会者至对面的嘛嘛店。

逮捕记者和删除记者照片

警方在逮捕过程中,纷纷警告许多在现场进行拍摄的人民不要拍摄。我在拍摄警方逮捕的过程时,一名便衣警员也跟我说:“够了!够了!不要再拍了!”当我欲走到关着遭扣留者的卡车前拍照时,也遭警察阻止。

警方也尝试逮捕在场进行采访的《公正之声》(Suara Keadilan)记者沙菲(Syafiq Sunny),当沙菲告诉警察他是记者时,警方大声问他是否拍下其照片,并将其相机抢走,在霹雳州和丰区国会议员杰亚古玛(Jeyakumar Devaraj)协助下,他才重获其相机,但是相机里储存的照片已遭删除。

而当《当今大马》摄影记者苏克里(Syukri Mohamad)在录影整个过程时,也遭警方逮捕。

这是继今年1月26日,在吉隆坡双峰塔阳光广场举行的“不要调涨油价,控制物价与服务费”集会,《当今大马》英文版记者赛加玛(Syed Jaymal Zahiid)以及身穿“净选盟”黄衣的自由撰稿人周泽南遭逮捕以后,再有记者在执行公务时遭警方逮捕。【点击:逾40人遭逮捕 封锁地铁站 警方施旧计申请庭令禁集会】

而在9月12日时,《星洲日报》记者陈云清又因为她报道槟州大山脚巫统区部主席阿末依斯迈(Ahmad Ismail)的“寄居论”时,遭警方以《1960年内安法令》扣留18个小时。

这种种例子已经显示,记者的工作安全已严重受损。

记者会提问反遭要求录口供

另一方面,《公正之声》另一名记者鲁斯尼占(Rusnizam Mahat)在雪州警察总监卡立(Khalid Abu Bakar)于八打灵再也警区总部外举行记者会上,质疑警方为何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进行逮捕,但是卡立否认此说法;当鲁斯尼占表示,他亲眼目睹警方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进行逮捕,卡立马上表示要他到警局录口供。

鲁斯尼占告诉《独立新闻在线》,虽然整个录口供的过程中,只花了大约半小时,但是当时并没有律师陪同在场,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条文下录口供。

加入《公正之声》才六个月的他,乃首次向警方录口供。虽然在录口供的过程中警方并没有出言恐吓他,但是回想起昨晚的情况,他显然心有余悸,可从其语调中察觉到他的恐惧。

过去一年来,马来西亚的记者面对着更大的挑战,除了来自警方的恐吓和逮捕行动之外,新闻工作者遭受暴力攻击事件。

今年的例子包括,槟州峇东埔补选提名日,有摄影记者被疑是人民公正党支持者的暴徒围殴受伤、蕉赖皇冠镇暴徒持械攻击《独立新闻在线》特约记者周泽南(右图)、《马来西亚前锋报》摄影记者、《大都市日报》(Harian Metro)记者。此外,也发生巫统蕉赖区部党员暴力攻击《光明日报》摄影记者事件。

去年,淡米尔文报《马来西亚南班》(Malaysia Nanban)的两名记者遭遇肢体和语言恐吓事件。来自柔南的摄影记者拉曼(R. Raman,笔名R. Kalaramu)遭三名男子攻击导致昏迷;而驻吉打的纳加拉占(M. Nagarajan)则接到死亡电话恐吓。这两名记者都报道关于印裔社群的教育问题,特别是淡米尔小学被关闭事件。

而在马六甲马接(Machap)和雪州依约(Ijok)补选期间,也发生歹徒攻击与胁迫新闻工作者事件。

生活在免于恐惧的环境中是一种基本权益,对任何一个媒体和新闻从业员来说,一个免于恐惧的新闻环境更为重要。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新闻从业员才能够尽责地为读者提供高素质的新闻报道和分析,而不是一味报道一些口水新闻。

“黄潮滚滚”已过去一年,四万人民上街的情景尽管不再,但是人民求变的心日益炽热。黄色,代表着人民的力量,黄丝带是新闻自由斗争的象征,当晚飞上天空的那束黄色气球,一直在我的脑海盘旋。什么时候,新闻从业员可以奔向一片自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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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November 06, 2008

[独立新闻在线] 不曾远去的“马哈迪主义”

以下文章《不曾远去的“马哈迪主义”》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 黄国富

我国人民在3月8日大选中,相当清楚地表达了欲改变现状的心声,使得在野党的议会席次取得大跃进。过去半年多里,长期掌握政权的国阵政府,未对人民给予的警讯进行确实的改革,而是深陷在权力争斗里,不断引用僵固的旧思维回应对自身权力受挑战的困境,近来各种打压言论与新闻自由的事件频传,是清楚与具体的例证之一。

丑闻缠身的纳吉(左图),在巫统内部确认为“候任首相”后,国阵政府开始进入权力交替的阶段。耐人寻味的是,内阁部长们这时丢出政府现正拟定国家媒体政策与媒体评议会的议题,且语焉不详与态度暧昧不明,实看不出其政策制订的“基础原则”为何,也感受不到他们欲与公民社会沟通的意愿,仅看到他们老掉牙的重谈媒体责任问题,试图为政府或未来首相的政策方向辩护,回避外界批评掌权者又再压制言论与新闻自由。

传播政策需“基础原则”指引

人们对传播政策的要求,基本上是期望媒体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也要纾缓对媒体的忧虑。传播政策会间接地影响公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的意向,因此制订时必须兼顾许多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都会有一套“基础原则”作为指引,以美国为例,不管外在媒体环境有何变化,言论自由、公共利益、意见市场、多样性、竞争及在地主义等,一直都是政策制定者所依据的分析指标与追求的规范性目标,且皆具“智识”(intellectual)的根基,而具有规范意涵的各种民主理论,对于传播政策的思考与建言也会有所差异。

有学者认为,高度政治性的传播政策制定过程所引起的邪恶,是“政治压导知识”的具体展现,政治助长了基本原则在概念上的暧昧模糊,而掌握权力者经常运用各种修辞方式,来达成个人的政治意图。

甫辞官的前首相署部长再益依布拉欣(左图)曾说,对前首相马哈迪而言,“越多威权就越好”。马哈迪在掌权时,为巩固自身权力,在有关媒体问题上,雄辩地强力推销“马哈迪版”的“社会责任论”,即认为具有民意的政府当然具有权力管制媒体,以免其破坏社会的和谐,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因此,“马哈迪版”的“社会责任论”成为其压制国内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基础原则”,除以各种法令进行“硬控制”,也以“软控制”方式影响资讯的传散与交流,让政府打压媒体的“责任”发挥得很不错,却完全扭曲了原版的“社会责任论”。

主流传统媒体也配合或不拆穿统治者的论述,甚至担任豪门聚落的“警卫犬”,护卫著有权有势者的安全与利益,而其忠心也能获得回报,譬如政府以支持或默许的方式,让媒体逐渐扩大版图,彼此皆能分享利益。

政客长期污名化自由概念

1947年美国哈钦森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是“社会责任论”的滥殇,它为美国新闻事业的目标提供了最有力的陈述,有学者认为“社会责任论”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在新闻实务与理论上独特、普世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论定媒体在政治角色上有三个核心任务,即提供资讯、启蒙公众与充当监督政府的看门狗;在政府尽量不介入的情况下,享有自由的新闻界以自律而负责态度运作,使媒体成为促进社会民主的重要机制。

这份报告出现的脉络,是十九世纪末日趋自由开放的美国社会,当时以刺激感官为时尚的黄色新闻成为主流,报纸之间恶性竞争,新闻事业严重腐化。二次大战后,报业生态依旧,甚至更加集中垄断,伤害民主政治的价值与发展,为避免这种情形恶化下去,才有了这个报告的出现,且获得许多人的认同。虽然“社会责任论”菁英式的主张,过去引起许多的检讨与批判,但还是在传播领域深具影响力。

“社会责任论”的出现,是在当时社会脉络中,以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为基础所开展出来,当中有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譬如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独立性原则、新闻自由界限问题上的法制性原则与内容多样化原则等。对照这些原则,马哈迪版“社会责任论”完全悖离了原有的价值与原则,且政客们还对自由的概念不断进行污名化,把它上纲为绝对的自由,指其会造成社会的失序与灾难。马哈迪在下台后欲发表意见时遭受打压,才抨击阿都拉政府压制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但是对自身过去的作为却未加反省,仿佛与己无关。

纳吉确定接班后,许多人忧心“马哈迪主义”将再度成为政府施政主流,从传播领域来看,“马哈迪主义”其实不曾远去。治理能力不佳的阿都拉政府,亟欲管制媒体但又提不出新论述,因此一直继承著马哈迪过去的论述与作为。日前内政部长赛哈密与新闻部长阿末沙比里在提及媒体政策或媒体评议会时,皆重复马哈迪过去的论调,强调媒体的责任,只是他们对政府的角色较为隐晦,不敢像马哈迪强势与清楚的表明其管制媒体的态度。

集结力量抗拒向下沉沦

如今国内政经情势丕变,在政治领域,阿都拉即将下台,国阵政府面对比以前强大许多的在野党强力挑战;在经济领域,面临国际金融风暴的暴发,其效应将逐渐在日常生活上显现,人民的生活势必受到影响。国阵政府的统治情势已不似以往,更不易掌控民间的不满与异议,此时政府似乎欲更强势主导媒体运作与压制言论自由,减少各种杂音。

正在进行政权保卫战的国阵政府,若继续“向下沉沦”,以打压方式处理媒体问题,只会更加深公众的反感与不满,因此应俯顺民意进行改革,将恶法废除,积极建构合理的媒体环境,促进公民的传播权,这才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让公众看到其“向上提升”的可能性。但是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很难期待不太谈改革的纳吉掌权后会积极改变,因此,必须集结力量,共同抗拒这股向下沉沦的恶势力,也告别“马哈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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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November 05, 2008

[当今大马] 《你怎么说》腰斩一叶知秋 纳吉接棒在即收紧言论空间

以下文章《<你怎么说>腰斩一叶知秋 纳吉接棒在即收紧言论空间》转载自《当今大马》。

※ 李永杰

评论人多认为,国营第二电视台时事清谈节目《你怎么说》的腰斩,跟副首相纳吉即将接棒的政治气候有密切关系,是政府收紧媒体言论空间的先兆。

他们也都不能够接受新闻部长对该节目停播的解释,包括收视率不佳和品牌重塑的说法,并相信它们是掩饰背后不明议程的借口。

时事评论人唐南发指出,《你怎么说》的停播跟最近的政局发展明显有关。他指出,民间一般都相信,副首相纳吉上台将收紧媒体的言论空间。

“一叶知秋,《你怎么说》的停播肯定是这种言论紧缩的先兆。”

监控避免巫统党选负面新闻

他今天接受电访时指出,3月大选之后,中文论坛和新闻电视节目的尺度,相对马来和英文节目更加开放,因此引起了执政高层的关注。

此外,唐南发认为,巫统党选也导致政府对电视媒体加强监控,因为他们不希望媒体出现关于巫统或其领袖的负面新闻。

软性节目作为缓冲减少舆论

隆雪华堂首席执行员陈亚才同样指出,这次的停播跟最近的政权交替和巫统党选有着一定的关系。首相阿都拉准备在明年3月交棒,而根据巫统党主席竞选的现局,纳吉已稳操胜券,所以如今已经进入了权力转交的阶段。

“针对新节目(的变化),它是从时事论坛内容,转移到软性课题,跟时事比较没有紧密关系。可见它是一个缓冲,(当局)不希望有太多的舆论。”

领导交棒在即所以抓紧媒体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委员傅向红(右图)相信,近期几宗新闻显示执政的国阵企图重新整顿他们对媒体的掌控。

“从张庆信抨击寰宇电视AEC频道属下3个时事节目,到《你怎么说?》腰斩,等事件都说明,随着首相阿都拉即将交棒予副首相纳吉,国阵正在企图进行整体的队伍重整,并且重新抓紧对媒体的控制。”

品牌重塑不可能仓促换节目

新闻部副部长陈莲花(左图)在11月2日表示,《你怎么说?》停播跟节目邀请反对党人士上节目无关,第二电视需要对这个节目进行品牌重新定位。

不过,傅向红质疑这种“品牌重塑”的说法,认为一般品牌重塑理应有相当时间的谨慎规划和更替过程。

“品牌重塑不过是一项借口。一般而言,新的节目都需要时间推出和预告,但是《你怎么说?》的停播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明显看到,这是一项仓促的决定,因此很难让人不怀疑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立场。”

根据《中国报》的报道,取代《你怎么说?》的《自由谈》据称只用了短短的3天時間,找來新的節目主持人,并製作这個全新的節目。

事先没宣传让众人产生猜疑

陈亚才(左图)更指出,《你怎么说?》停播过程让人出现诸多疑惑和猜疑,因为它来得突然,不符合企业一般对品牌重塑的做法。

“它的停播突然,而且取代的节目也突然出现,不符合一般企业品牌重塑的做法。一般而言,他们都要事先做宣传,因为品牌重塑是件大事,不可能在草率和意外的情况下进行。”

“这个东西讲在前面,或讲在后面都会不一样。话将在前头,问题也不会存在。”

其他收视率不佳节目仍播出

另一方面,新闻部长阿末沙比里(右图)昨天也指称《你怎么说?》是因为收视率不理想,而必须进行重组。

对于这样的说法,唐南发给予严厉的驳斥,强调这种论调不过在欺骗人民。

“这是骗人的,(国营电台)还有更多的节目也同样没有人看,它还是一样播出,例如那些国阵和政府的宣传广告节目。”

傅向红则质疑新闻部所提出的数据,认为新闻部应该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以取信于人。

电视论坛能够轻松传递观点

成为电视论坛节目常客的唐南发(右图)指出,相对于传统平面媒体,电视论坛节目能够让观众更轻松地了解时事课题。

他说明,平面媒体的一篇评论文章,尤其超过2000字以上者,往往不容易吸引阅听人的青睐和吸收,因为一般人没有足够的兴趣和耐性。相反地,电视以影像和声音呈现,更接近表演或说书的形式,让观众能够更轻松地吸收相关的资讯。

观众可以叩应直接表达看法

傅向红则指出,电视论坛节目让阅听人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反映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些节目允许叩应(call in),同时也比较难被国家审查,尤其在进行现场直播之际。

她指出,电视论坛也提供持不同意见的嘉宾进行言论和意见交锋的空间,让观众能够了解不同意见的优劣。

时限导致观点零碎难加深入

不过,傅向红和唐南发都同意,电视节目的时间限制造成个别嘉宾的发言时间稀少,以致往往不能够深入探讨特定议题,甚至完整地呈现自己的看法。

他们指出,这种节目考验着主持人的素质和引导讨论的能力,以及嘉宾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有系统甚至有吸引力地呈现和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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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November 01, 2008

[独立新闻在线] 郭素沁任嘉宾惹怒巫统人士? 《你怎么说》明日改头换面

以下文章《郭素沁任嘉宾惹怒巫统人士? <你怎么说>明日改头换面》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 陈慧思

国营第二电视台(RTM)的时事开讲节目《你怎么说?》已遭腰斩,明日相同节目时段将出现一个全新的节目!

消息人士透露,该节目管理层在星期三决定腰斩之后,只用了短短的三天时间就找来新的节目主持人制作一个全新的节目。如果没有出现新的转折,这个探讨文化艺术的新节目将在明日播出!

消息人士告诉《独立新闻在线》,《你怎么说》上一集(10月26日)邀请民主行动党国、州议员郭素沁上节目,相信是惹怒了巫统人士,遭管理层即刻喊停,就算副新闻部长陈莲花向新闻部长沙比里仄(Shaberry Chik)陈情也于事无补。

无论如何,副新闻部长陈莲花(右图)否认此说,她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电访时表示,《你怎么说》将进行“品牌重新定位”(Rebranding),因此节目将以新的形式播出。她还说,国营电视台共有三个节目需要进行“品牌重新定位”。

至于《你怎么说》是否在这个星期天就改头换面,陈莲花表示并不知情,据她所知,国营电视台的节目将在明年1月1日进行调整。

陈莲花表示,新闻部打算在明年1月1日重新推介第一电视和第二电视,届时第一电视将走资讯路线,而第二电视将走娱乐路线,所有与资讯相关的节目,如华、巫、英语新闻和时事开讲节目将一概被搬到第一电视台。

问道调整路线之后的第一电视台会否有新的华语时事开讲节目,陈莲花先是说有,可是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你怎么说》会否转型成新的时事开讲节目时,她表示他们尚未决定会否这么做。

主持人证实停播消息

无论如何,消息人士告诉《独立新闻在线》,《你怎么说?》在10月26日邀请了郭素沁上节目之后,星期三就接到停播节目的通知,接下来管理层在短短的三天内找来新的节目主持人赶制新节目,以在即将来临的星期天(明日)播出。

据知,新节目同样是以清谈的方式进行,只是节目探讨的是文化艺术,不再是政经时事开讲。

《你怎么说?》节目主持人李晓蕙接受《独立新闻在线》查询时,证实了《你怎么说?》停播的消息,她表示:“我确实收到节目暂时停播的通知,只是我不知道节目什么时候重新启播。”

据消息人士透露,自从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在峇东埔补选中狂胜之后,国营电视台就开始加强管制言论,尽管第二电视管理层并没有告知节目停播的主因,相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一集郭素沁担任节目嘉宾,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怎么说?》在10月26日播出的节目中邀请了郭素沁、政治学者黄进发和马华公会中委王乃志上节目,谈论司法改革、警队改革和肃贪改革。节目的民意调查显示,93%参与民调的听众不相信阿都拉可在下台前完成他的三项改革,只有7%听众相信阿都拉可在接下来的五个月内完成使命。

郭素沁近月来一直被巫统人士瞄准,早前《马来西亚前锋报》和前雪州州务大臣基尔多益(Mohd. Khir Toyo)无中生有,指称她率众反对一个住宅区内的回教堂祈祷声过大,政府进而援引《内安法令》逮捕她。过后《马来西亚前锋报》也刊登了两篇影射她的“文学作品”。【点击:“J议员命案”生于社会 报章编辑该负把关责任】

《你怎么说?》是在2006年9月启播,每逢星期日傍晚播映,每集一小时。据了解,除了林猷荃及李晓蕙(右图)。李晓蕙是第二电视的雇员,目前是第二电视华语新闻的主播,林猷荃则是按日薪聘请的特约主持人。

今年三月间,《你怎么说?》曾传出撤换主持人及进行“品牌重新定位”,只是相信是新任新闻部长沙比里仄和副部长陈莲花为了树立开明形象,而节目得保。【点击:《你怎么说?》主持人不换 陈莲花插手·猷荃晓蕙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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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October 27, 2008

[光华言论] 从假宣言到真灾难

以下文章《从假宣言到真灾难》转载自《光华日报》。

※ 周泽南

阿都拉宣布将下台的数个月内,发生了多起损及传媒生态的事件;先是《星洲日报》记者陈云清和著名部落客拉惹柏特拉被援引内安法令扣留,后发生另一部落客在煽动法令下遭逮捕之事。10月,有拿督级的记者Chamil Wariya在《马来周报》刊登影射国会议员郭素沁因挑拨种族课题被杀的小说,唯恐天下不乱。近期内更有两家中文电视台,因节目涉“和政府意见不一致”而遭腰斩或停播。

过于尖锐而遭禁播?

NTV7旗舰节目《追踪档案》的两辑专题报道在9月被禁播,NTV7新闻与时事节目执行制作人陈文贵受询时拒绝进一步说明原订本月4日播出的《公民社会力量》专题报道被腰斩禁播的原因。民主行动党蕉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则在国会走廊揭露,AEC频道旗下的时事节目《身在马来西亚》,被怀疑过于“尖锐”而被禁止播放。

该项由椰楼映画为寰宇电视 AEC频道制作的13集长时事纪录片,旨在探讨308政治大海啸后的重大民生课题,包括由燃油涨价所引发的通货膨胀、2005年以来日益严重的治安不靖、已影响我家竞争力的公共交通效率等。第1集的《高价时代》和第2集的《通行有阻》已经分别于三周和两周前播出。

该纪录片播出后,除了民进党民都鲁区国会议员张庆信在国会炮轰过度渲染负面新闻,基本上深获各方好评。受邀担任纪录片主角的平民百姓,包括校车司机、派报工人、夜市小贩、德士司机、工薪一族、浅海渔民、猪农、残障人士、园丘工友、原住民等等,莫不对节目引颈长盼。受邀为节目议题发表看法的嘉宾,包括朝野议员、政府官员、学者、非政府组织等等,也对充满见地的评论充满期待。可惜,该节目的第3集临时被抽起,改以娱乐节目取代。

腰斩原因启人疑窦

有人猜测《身在马来西亚》遭腰斩的主因,是基于整个节目的系列内容,可能与电检局的标准有所抵触,陈国伟则估计是因为第3集《天下待平》的内容过于尖锐。由于形势仍不明朗,目前仍不晓得《身在马来西亚》第4集是否会在下周继续播出。陈国伟形容该纪录片“访谈简炼,用词简明,评论尖锐”,可是没有人知道节目系列内容遭腰斩的真正原因。

笔者以为,所谓真正的原因和具体内容所引起的电检局的不悦,都不过是纳吉即将上台前,对我国媒体生态带来的影响。因此,当纳吉接受《当今大马》道歉,并称赞该网站记者黄春梅为失误报道纳吉发表党选竞选宣言的新闻请辞,以示负责的表现非常专业及负责任时,笔者怀疑,那不过是在转移视线的作秀。

舆论未究宣言内容真伪

《当今大马》在10月19日发表题为〈纳吉公布竞选巫统最高职宣言〉(Najib unveils manifesto for top Umno job)的所谓虚构竞选宣言。纳吉已经否认上述“竞选宣言”的真实性,《当今大马》也已经对此事作出道歉,可是,该“竞选宣言”的内容究竟有无符合现实,却不在舆论的讨论重点,确实有点可惜。

从上述一系列记者和部落客被扣留、电视节目被腰斩等事件的发展来看,难道那不是某些人“将无所不用其极的摧毁任何可能威胁国家稳定安宁的元素”的结果吗?纳吉宣言即使是假的,也难掩盖他还未上台,国家机器制就对媒体生态带来诸多冲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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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23, 2008

[独立新闻在线] “J议员命案”生于社会 报章编辑该负把关责任

以下文章《“J议员命案”生于社会 报章编辑该负把关责任》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曾薛霏

引起争议的马来文政治短篇小说《J议员新政治》(Politik BaruYB J)书写了国内的种族主义政治,主角含有影射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之嫌,并以自杀式袭击结束;姑且不论作者是否在配合《马来西亚前锋报》一连串企图抹黑郭素沁的动作,但这篇小说也抛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在支持创作自由时,我们能否允许政治不正确的作品出现?

这篇《J议员新政治》(Politik BaruYB J)刊登于10月12日《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的文学版,乍读之下会将主角佐瑟芬议员(YB Josephine)与郭素沁联想起来,并非两人的性格相似,而是发生在J议员身上的连串事件以及她对自己提出的疑问如,“我是不是反马来人、反回教徒?”,都是郭素沁近来频频提出的疑问。

虽然一些读者在阅读时没有联想到郭素沁,但仍然被小说结尾尝试建议的圣战式的自杀袭击感到不舒服,仿佛小说是在建议读者采取极端的行为,以便能将这个只顾捍卫自己族群的J议员消音,这样便可天下太平。

这篇短篇小说的作者查米瓦利亚(Chamil Wariya)是马来西亚报业协会(Malaysian Press Institute)的执行长,之前曾在平面和电子媒体工作,包括由巫统控制的《马来西亚前锋报》集团和第三电视。

毁灭郭素沁政治生命的议程

政治作者法沙慕斯达化(Faisal Mustaffa)告诉《独立新闻在线》,他并不排斥讽刺性的创作,但该短篇小说的主角J议员显然在影射郭素沁,而且有自己的政治议程,即要毁灭郭素沁的政治生命。

他说:“这篇小说的讯息存有恶意,称J议员应该被杀害,这是非常危险的,将激发人民的愤怒,并鼓励他们采取极端行动。这里涉及的是人命,非常危险的。我们已知道较早前郭素沁的家已遭人丢掷汽油弹,汽油弹内还放了铁钉,这些铁钉在汽油弹爆炸时可成为子弹。”

“我不希望有人因为这篇短篇小说而死亡。作者可以通过讽刺文学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不要建议别人采取极端的暴力行动。作者这样写是不道德的。”

法沙(右图)认为,撰写政治小说的作者可以抨击某政党的意识形态,但不要针对个别人士,而从《马来西亚前锋报》一连串抹黑郭素沁的文章的脉络可看出,这篇小说是有政治议程的。

根据法沙的分析,巫统对失掉雪州政权一直不能释怀,这次大选成绩显示雪州里55%的马来选民,很多都支持在野党,因此巫统希望借着散播种族主义思想,重夺那55%的马来选票。而《马来西亚前锋报》不断攻击郭素沁的目的也在此,将她描绘成一个反马来人和反回教的在野党领袖,以引起马来人对她和华族的仇恨。他以513事件和甘榜美丹(Kampung Medan)发生的所谓种族冲突为例,巫统就是希望通过种族主义重夺政权。

他认为,作者若不认同故事主角的观点,大可以安排该青年与J议员辩论,以知识(intellectual)挑战她,而不是滥用宗教、种族和暴力,达到自己的议程。作者这么做已滥用了美学道德。

经常撰写关于回教、政治分析文章的部落客温宝兴也表示,撰写这篇小说的作者只是为了制造话题,希望人民能作出回应。

他说:“这篇小说本身含有煽动成分,并尝试以非常狭窄和肤浅的故事线引起注意和支持。”

也是华裔回教徒的他认为,这篇小说根本不应该刊登,而其背后的议程也惹人猜测。读者应该漠视小说中尝试建议和影射的事情,并记得我国社会真正面对的课题是什么。此外,民众可以批评这篇小说,以便作者可以聆听另一边的声音。

作者:不是接到巫统指示而写

作者查米(右图)接受英文网站《The Nut Graph》的访问时表示,他这篇小说并非以郭素沁为蓝本,而是要通过J议员的角色带出国内的种族政治。他也否认自己受到巫统的指示而撰写该小说。

询及他如何合理化小说最后的谋杀情节时,他表示:“不要直接看待小说中的结局,也应看里面隐含的东西。我必须强调在小说中被谋杀的不仅是政治人物,而是极端的思想,无论这些思想从何而来。短篇小说的结局必须在那个情境下阅读。但如果一个人选择以另一种阅读方式,我不能说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完全视乎个人的意识形态、想法和喜好是什么。”

回应该短篇会否激起人民采取暴力行动时,查米回应道:“肯定不会,如果该短篇激发人民采取暴力行动,我们应该见证了很多政治谋杀。就激发人民采取暴力行动而言,没有人可以证明短篇小说有负面影响。”

“短篇小说的读者是聪明人,能够辨明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根据作者的想象力。他们可以不认同作者撰写小说结尾的方式,但我认为他们能以开明的态度接受,这不过是一篇小说而已。只有特定人士对故事的剧情觉得冒犯,并大事宣扬,大部分读者都相当正面和理性地看待这篇小说。”

尽管作者否认以郭素沁为蓝本,不过较早前民主行动党社会青年团和蕉赖妇女组已报警投诉作者查米和《马来西亚前锋报》尝试破坏郭素沁的形象。他们也称该媒体和作者蓄意唆使别人以暴力对待郭素沁。

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人权小组主席云大舜(左图)表示,在《诽谤法令》下,即便是文学创作,只要读者一读该小说时,即联想到是某个人,而那个人又可以证明作者是恶意的话,他便可起诉该作者和出版社诽谤。

尽管文学创作有虚构成分,但是云大舜认为,文学作品仍受制于《诽谤法令》,只要原诉人能够证明里头的看法是恶意的,便可起诉对方。

昨天,18个党团如独立新闻中心(CIJ)、废除恶念法令联盟、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学运、回教姐妹组织、马来西亚人民之声等也发文告要求作者和《马来西亚前锋报》向公众道歉,并收回该小说,而该报应该展现其负责任和专业的一面。而为了做出补偿,作者应该为该议员的服务中心担任义工。

刊登媒体应该把关负责

我国旅台学者、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张锦忠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电邮访问时表示,史上也有许多影射小说。影射得太明显,难免会被当事人控告。但是说小说对读者有坏影响,说小说影射某某人,可以是两回事,也可合二为一,此篇即如此:影射某人为某种族公敌,故遭人除之而后快。

“虽然作者没要读者不妨效尤,但作者的“司马昭之心”,无论“死人活人”皆知。而刊登小说的编者,当然也是司马氏家族,说不定这还是篇特约稿。”

专于研究当代英文和华文文学的他说:“换句话说,作者怎么写,写什么,我们很难提出道德标竿下指导棋,禁书也有很多人写啊。但编者,尤其是报纸的编者,掌握社会公器,就应该负起把关的责任。”

“我并不担心种族情绪会否遭该篇小说煽动,因为种族情绪早已被政客煽动。我们应该探讨或反省的是,怎样的社会促成这样的作品产生?怎样的政客还在煽动种族情绪?”

他在回复本刊的电邮中抛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公共领域(报纸即公共领域,此领域被巫统或马华公会控制,或被张氏垄断都不是好事),我们要不要进入公民社会,还是停留在种族主义(communal) 社会的冰河时期就算了?”

不过,他认为,从积极的层面来看,如果该篇小说让我们了解“烈火虽然熄灭,同志仍需努力”,那也就功德无量了。

从文本分析看小说

文学创作者贺淑芳则尝试从小说的文本解读该小说。她认为,这部小说明显地透露出一种马来民族主体“丧权”的阴影,与此同时文中有许多辩驳相斥的声音,有一重又一重在意识形态碰撞下的焦虑不安与矛盾。

小说在开首部分,给了这位被外界认为是“反马来人”的J议员相当大的篇幅进行内在的自我辩护,并从中嵌入了我们熟悉的话语,关于人权组织和马来族群所给予的支持,并且意识到J议员的争取并不是种族极端主义。小说中略带挖苦的描述,其实也曝露了它已意识到当今在媒体上讨论与辩论过程中冒出的新观念,如追求改变的新马来西亚人。

但小说有些地方无法摆脱长期以来主流叙述中所强调的,马来人对华裔的“恐惧”。透过司机阿末追忆父亲传述的513事件,也完全是官方的叙述版本。或许这连串的忧心忡忡,实际上也成了小说“虽然已了解”但“还是无法超越”的悲观无力感:是否每个社会成员,都只能为自己的族群争取权益?是否每个人都不能超越自己的族群利益来想问题?

尽管小说透过马来司机的口提出:任何人都可以为自身族群争取利益,然而他希望这种争取最好超越种族的局限。因此小说呈现了马来人选民支持 J议员,而J议员竟然被同族华裔学生杀死。然而,所谓超越种族的局限之后,小说希冀传达的这种“争取”,到头来到底会成为谁在“争取”谁的利益呢?诸如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到底造成怎样的欲望与诉求压抑,贺淑芳认为,这是小说有意避开的问题。

此外,结局谋杀部分的“杀”是一种象征,传达着小说作者对所谓追求“社会和谐”的焦虑感。从遗书内容的逻辑看来是这样:假如J议员继续活着,那就得把她杀死,只要没有她发出“噪音”,社会比较会“保持和谐”。换言之,这里几乎也默认:要保持“社会和谐”的代价,应采取的手段就是谋杀和自杀,从而达到沉默等于和谐的目的。

贺淑芳认为,这部小说因为各种交杂的因素,包括对于丧失种族利益的恐惧、3月8日全国大选以后,席卷我国社会的打破种族界限追求改变的观念,以及依然巩固在社会成员观念与记忆中的主流官方权威的叙述等,使得它的讯息与立场混杂、混乱而暧昧。

她认为,与其研究这是不是巫统打手所写的典型文章,不如看小说里矛盾的东西是在表达什么以及它面对的局限是什么。那么多暧昧和模糊不明反而是好的。不管它曝露出的那些讯息,多么让人感到不舒服,看完以后,能讨论一下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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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2008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出炉 大马名列132创历来最低排名

以下文章《2008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出炉 大马名列132创历来最低排名》转载自《当今大马》。

在刚出炉的无疆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2008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马来西亚从去年的第124名下滑8个位子至132名,创下历来最低的排名。

马来西亚在去年从第92名暴跌至第124名时,已经是指数自2002年公布以来,所取得的最低排名。不料今年再创新低,落在共有173个国家的排行榜底部。

名 列前茅的大多是欧洲国家,包括冰岛、卢森堡、挪威、爱沙尼亚、芬兰等。在东南亚国家当中,东帝汶以65名排在最前,接下来是印尼(111)、泰国 (124)、柬埔寨(126),然后才是马来西亚。排在马来西亚后面的有菲律宾(139)、新加坡(144)、寮国(164)、越南(168)与缅甸 (170)。

【点击阅读马来西亚2008年新闻自由报告】


政治示威活动换来政府镇压

该组织所发布的报告指出,国内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示威活动,导致当政者进一步钳制媒体,包括国安部指示媒体审查敏感课题与反对党言论、恫言以内安法令扣留部落客、逮捕盘查部落客、暂时吊销报章的出版准证,以及禁止天主教刊物使用“阿拉”字眼等。

“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阿都拉政府以镇压回应。国安部借用阻止煽动种族憎恨或侮辱国家元首为由,恐吓异议人士,尤其是部落客。”

主流媒体受令封杀异议新闻

报告指出,主流媒体经常被迫封杀或低调报道反对党与非政府政治举办的活动,包括兴权会与公选盟在2007年秒举办的大集会,而且只单方面报道政府抨击主办单位的言论。

“内政部在11月三次要求一些媒体禁止报道不受当局批准的示威,因此在11月10日要求自由与透明选举的游行(上图),除了网络媒体之外,没有受到任何报道。”

“《当今大马》也在6月揭露,当局指示电台与电视台不要播放太多反对党领袖的言论。”

报告逐一列出马来西亚新闻自由在2007年遭打压的记录,包括国安部在7月指示国营媒体禁止报道副首相纳吉指马来西亚是回教国而引起的争议、淡米尔文报章《马来西亚南班》(Malaysia Nanban)新山记者拉曼(R Raman)因为报道国大党处理淡小问题不当而遭殴打至昏迷入院、另一份淡米尔报《麦卡奥赛》(Makkal Osai)因为刊登被指亵渎耶稣的图案而遭停刊一个月、《光明日报》摄影记者许俊诚遭巫统党员殴打等。

警方多次逮捕与盘查部落客

报告指出,大马人在虚拟世界非常活跃,大多网民都支持反对党,导致首相在7月开腔炮轰部落客是“骗子”;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则恫言援引内安法令扣留部落客。

警方在7月秒传召与盘问主持《今日马来西亚》网站的部落客拉惹柏特拉;并在同一个月以“泄漏官方机密”为由扣留部落客陈仁义(左图)4天,因为他在部落格上转载了国安部长佐哈里(Johari Bharum)被指贪污的贴文;在9月,一名回教党旗下电视台的记者,也在采访一场示威后遭警方逮捕。

报告也提及马来西亚传统媒体进行自我审查,并点名与巫统关系密切的《新海峡时报》起诉部落客黄泉安与阿希鲁丁(Ahiruddin Attan)诽谤,该报也突然腰斩两名作家--妇女运动人士再娜(Zainah Anwar)与独立电影导演阿米尔(Amir Muhammad)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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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October 19, 2008

[当今大马] 主办茅草行动21周年纪念日 槟州反内安令运动如火如荼

以下文章《主办茅草行动21周年纪念日 槟州反内安令运动如火如荼》转载自《当今大马》。

※ 刘嘉铭

槟州反内安法令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继结束为期2个月的6场烛光会之后,槟州废除内安法令联盟昨日再举行“茅草行动21周年纪念”活动,以向槟州广大民众传达“向内安法令说不”的明确讯息。

废除内安法令联盟发言人碧玛(Prema)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不合时宜的《内安法令》终有被废除的一天,从国内的政治氛围而观,公民社会的人民已启动了反对强权及恶法的运动。

她乐观地向民众指出,政府展开的每一项逮捕行动,都加强了人民的抗争斗志和力量,“近年来,人民在首都走上了街头向政府呛声,在上届全国大选中,选民也通过了手中的选票,作出改变。”

向支持恶法议员投反对票

“尽管点燃一根蜡烛,佩戴一枚徽章看似微不足道,也令人怀疑是否能带来实质改变。不过,将人民的抗议声浪全面的展现出来,无疑将壮大要求废除内安法令的力量。”

“向你的人民代议士发出明确的讯息,要他们向内安法令说不,否则选民将投反对票,向他们说不。”

警方每时段派员监督录影

该项“茅草行动21周年纪念”活动是于今日中午12点至晚上10点,在新光大底层广场举行,现场除了有介绍茅草行动及《内安法令》的精彩文字图片展、乐队演出、短片播映会、前内安法令扣留者的经历分享、非政府组织代表也出席发表演说。

此外,民众也在现场参与声援被扣留者的签名运动、并购买反对内安法令的“周边产品”,如特制的徽章、衣服及气球等。

不过,截至下午,出席该项“茅草行动21周年纪念”的民众不算踊跃。反观警方却在每个时段都派出大约10名政治部人员及便衣警察在场观察及录影。

末拉昔:有66人仍被扣留

另一方面,回教友好联盟(JIM)槟州委员末拉昔(Mohd Rashid Hasnun)表示,茅草行动是不容被遗忘及磨灭的历史污点,唯有铭记在心,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不必出示逮捕令及任何证据下展开的逮捕行动,严重打击了公民社会的崛起,更严重侵犯了人权。此举也不为任何宗教的教义所允许。”

他也指出,由于时至今日,不公平的恶法仍存在我国,66名人士仍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所以,无论是国阵或民联政府,都必须更加关注人民的心声,“要废除内安法令,我们也必须回到国会的程序上。”

他表示,近期仍有一些领袖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检讨内安法令的合理性,“不过,我们认为,一切必须回到根本的公平价值观和法律原则,即根据各项现有的法律条文,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前,都应属无罪。”

1987 年10月27日,由前首相敦马哈迪领导的国阵政府以种族关系紧张为理由,展开大逮捕和查封报章的“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截至当年11月14日为止,除了106名党团人士(多为非政府组织成员)遭《内安法令》逮捕外,《星州日报》、《星报》及《祖国报》(Watan)共3份报章也被令停刊。

363团体签章支持废恶法

另一方面,昨日由隆雪华堂、董总、教总、律师公会和废除内安法令联盟联合发起的《废除1960年内安法令》联署签章运动,至今获得363个团体签章支持。其中支持的联署团体包括4州大会堂、9州华青团、各乡团总会、各新闻从业员和各州律师委员会等等。

华总“认同不签章”惹非议

不过代表全国华团龙头的华总,却在联署盖章名单上缺席,出现“认同废除内安法令但不签章”的怪诞现象,引人非议。而到场发表慷慨激昂演说的华总会长林玉唐,在信誓旦旦声称华总将会动员各州属会支持废除《内安法令》运动后,也就匆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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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玛丽娜李挑战马华民政 坐言起行废除内安法令

以下文章《玛丽娜李挑战马华民政 坐言起行废除内安法令》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周泽南

著名部落格拉惹柏特拉的妻子玛丽娜李今天出席废除《内安法令》联署签章大会时,表示对那么多单位、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踊跃参与废除《内安法令》联署感到高兴,也挑战国阵成员党马华公会及民政党坐言起行,推动废除《内安法令》的工作。

玛丽娜(右图左)在会上受邀致词时说:“如今,甚至连马华公会和民政党也在谈废除《内安法令》了,可是,我要挑战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将他们的言论实践。”玛丽娜李的丈夫拉惹柏特拉是《今日马来西亚》(Malaysia-Today)网站主编,目前遭内政部长援引《内安法令》扣留两年。

她说:“从过去20多年来一直不断举办类似活动,问题是,我们准备走多远?难道签署结束后,大家回到各自的岗位,问题就会自动解决吗?一直以来,政府不曾听取人民要求废除《内安法令》的请求,因此我建议,废除《内安法令》联盟应该将废除《内安法令》的动力推广到全国各角落去,发挥公民社会的力量促成废除这道恶法。”

她说:“现在正是我们集合全民力量大力推动废除《内安法令》的最佳时机。

陪同玛丽娜李赴会的部落客哈里斯(Harris Ibrahim)则表示,今年3月8日全国大选成绩就是人民反对《内安法令》的强烈讯息;他说:“今年9月25日,我和另外两名律师前往甘文丁扣留营探访拉惹柏特拉时,吃惊的发现,我们的国家竟然还允许这些虐待人民的设备存在。”

他还表示,每星期举行的废除《内安法令》烛光晚会,将会一直持续至该法令废除为止。

由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隆雪华堂)、董总、教总、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和废除内安法令联盟(GMI)联合发起的《废除1960年内安法令》联署签章运动,今天上午十时在隆雪华堂举行。截至今天中午12时15分,已获得全国363个团体的签章支持,充份显示了华团和各公民社会团体对内安法令的不满和决心;不过,代表全国华团龙头的华总,却在联署盖章名单上缺席。【点击:363团体支持废内安法 华总“认同但不联署”】

阿都拉应废除《内安法令》

受邀担任演讲嘉宾的隆雪华堂会长黄汉良指出,《内安法令》自制订以来,已扣留了超过一万人;他说:“该法令美其名为维护国家安全,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旨在打压在野人士和异议份子。”

黄汉良(右图)还表示,如今《内安法令》被滥用的情况不减反增,至今还有66名未经审讯的人士,继续被扣留。

他也说,首相阿都拉巴达威自2004年上台以来,推动马来西亚民主开放方面成绩平平,乏善可陈,如今应充份把握剩下的时间,将废除《内安法令》列为其要改革的项目之一。

在大会上致词的董总主席叶新田也透露,由于捍卫非法木屋而遭警方援引《内安法令》扣留,并不是马来西亚人民之声(新山支会)志工钟立薇的专利;他说:“1970年代,我也是因为参与捍卫非法木屋居民权益而被政府用《内安法令》扣留了四年。”

叶新田呼吁政府立刻释放所有《内安法令》扣留者,否则应将他们提控上法庭。

参与联署并同台演讲的教总主席王超群表示道:“今天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集在这里,那就是要结合大家的力量,促使政府废除《内安法令》。这些年来,民间要求废除《内安法令》的声浪越来越大,加入这项运动的团体也越来越多,遗憾的是,政府不但不理会,还一再的使用该恶法,对付那些敢说真话和批评政府不当政策的平民。”
废除内安法令联盟(GMI)主席赛依布拉欣(Syed Ibrahim Syed Nor)也在会上演讲,他也是2008年度隆雪华堂公民社会奖得主。

他表示,由于人民的压力,才逼使内政部长发表诸如“《内安法令》也是用来保护人民安全的法令”这种愚蠢的辩解,因此他呼吁大家继续推动废除《内安法令》的斗争,因为该法令不计种族的,威胁了全民的言论和表达自由。

记者在较后询问他对阿都拉巴达威昨天在马华公会代表大会后表示,《内安法令》并非已不适用,并列举美国和英国也还在使用这个法令的意见,赛依布拉欣(右图)说:“在美国,叫着《爱国法令》(Patriot Act),该法令只是用来对付有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外国人,而不是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我们却用它来打压自己的人民。”

“在英国,未经审讯既扣留人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也不会允许扣留人达两年之久,过后还可以无限期的不断扣留长达两年。这样的事情却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生了,那是违反民主和牴触法治精神的。”

马来西亚律师公会秘书林志伟则说,当年国会制订《1960年内安法令》时,当时的首相阿都拉萨已明确的指出,该法令的目的只限于用来对付对颠覆国家的武装份子。

“随着华玲会议及马共交械,《内安法令》已经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他也呼吁阿都拉在明年三月下台前,将废除《内安法令》列为改革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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