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在线] 地雷处处制作步步惊心 政论节目告别繁华盛景

以下文章《地雷处处制作步步惊心 政论节目告别繁华盛景》。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 黄书琪

国内电视台的华语政论性节目一度吸引了广大华语文使用者的注意力，但经过几年百花齐放的繁荣光景，政论节目似乎愈趋平淡，究竟是受限于观众群，还是马来西亚的政经社教议题不够突出？

从2004年开始，八度空间的《八方点击》开启了国内华语政论性节目的空间，该节目的原播出时间还是非常不受看好的下午四时，因此收视率一度不佳，但在播出时段调整至下午5时30分之后，该节目收视率就相对改善，甚至有好几集节目的收视率飙升至25万人次。

可惜，作为国内华语政论性节目的始祖，《八方点击》在2006年遭遇突变，暂停播出。有人质疑是否因为《八方点击》节目中播出了著名异议份子希山慕丁莱益斯（Hishamuddin Rais）对校园选举的评论，招惹巫统青年团不满，因而施压电视台高层，最后导致该节目停播。【点击：8TV八方点击停播ntv7方若琪周四离职】

不过当时节目主持人吴维彬否认将永久停播，只是暂时搁置，因为制作团队在节目播出的两年里，都忙碌于制作，因此适时让所有人休息，以重新出发。

不过，两年后的今天，《八方点击》并没有重出江湖之势，而八度空间也没有类似的政论性节目出现。

政论节目命运多舛

《八方点击》开播一年后出现的AEC频道《就事论事》一直都维持稳定的收视观众，也没有听闻遭到任何执政党、政府部门干预。

且就在《八方点击》停播后三个月，国营第二电视台（RTM）的《你怎么说？》适时出现，补上《八方点击》停播后的免付费电视观众市场。作为国营电视台的华语节目，《你怎么说？》可谓成功打破国内观众对该台的刻板印象，也让人们刹那间认为言论大门已然敞开。

不料，在《就事论事》与《你怎么说？》共享国内华语政论节目市场的同时，《你怎么说？》却在今年11月遭逢突变。

《你怎么说？》被认为在10月26日邀请行动党国会议员兼雪州高级行政议员郭素沁上节目，碰触到巫统人士的底线而遭腰斩，制作单位更被迫在三天之内，制作全新的清谈节目《自由谈》，顶替《你怎么说？》留下的播出时段。【点击：郭素沁任嘉宾惹怒巫统人士？ 《你怎么说》明日改头换面】

虽然前后期同类节目都相继消失，《就事论事》却一直制播到2008年年杪，才传出内部决定停播的消息。制播单位是基于难以发掘新鲜题材与课题，加上适合上节目的嘉宾难觅，在面临制播瓶颈的情况下，而决定在明年一月底停播《就事论事》。【点击：启播四年再难发掘新课题 《就事论事》一月底停播】

课题不缺只是难踩线

虽然《就事论事》制播单位认为缺乏议题讨论，但是此节目的两名常客——著名时事评论人唐南发及人民公正党全国最高理事罗志昌都认为，马来西亚国内情况无法和外国比较。

唐南发解释说：“不是没有课题，而是有很多课题，我们不敢碰触，就算碰触，你也不知道会不会踩到地雷。”他提醒，马来西亚依然有种种恶法存在。

罗志昌（左图）也说：“在马来西亚做政论节目就如走钢索，做得太保守没有人看，做得太尖锐又很容易踩到地雷。”

从前踩中地雷的两个同质性节目，至今依然是复出无望。罗志昌提到，政论性节目在争取收视率的情况下，又要顾及立场平衡问题，但并非每一个课题的利益关系人、政党成员都愿意上节目。

国内某位电视节目制作人接受《独立新闻在线》访问时也指出，政党成员也会因为议题发展走向，而决定到底要否出席节目录影，往往会给制作单位带来很多麻烦；加上并非每位政治人物都精于电视语言，知道政论性节目的基本要求，所以要找到适合的节目嘉宾也并非易事。

网路空间相对开阔

相对于华语政论性节目最多的台湾及同样属于华语文使用圈的香港，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个案。唐南发认为，马来西亚华社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虽然华裔人口比例和香港人口不相上下，且大部分都曾在小学接受华语文教育，但在中学之后，大部分在国中教育体制下的华裔学生，必须在受限制的环境下学习华语，语言掌握会相对弱，尤其是在演说式的语言方面相形逊色。

唐南发强调：“我们的环境很特殊，我们是以‘文’主导的华人社会。”他认为，我国华语文使用者在互联网上的书写言论空间相对精彩、开阔，而电视媒体就必须局限于一些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电视节目也有时间上的限制，虽然是影音同步呈现，但在内容方面可能仍要依赖平面媒体或网路文字媒体。因此，国内前后三个政论性节目相继消失，但并不表示国内舆论空间萎缩。

一名熟悉政论性节目的电视制作人接受访问时就说：“电视节目比较轻松、容易消化，同时也激发人们对议题的兴趣，然后才去看平面媒体、网路媒体。”换言之，电视政论节目比较像是吸引观众关心议题的标题，但是更深入的内容还是要靠文字媒体支撑。

因此，他也建议大家可以在网路空间发掘更多可能性，除了网路文字媒体，在宽频逐渐普及之后，相信网路影音媒体也可能成为另一股媒体力量。

不过，这位不愿具名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仍然认为，要让国内言论百花齐放、万家争鸣，最重要的不是保存了哪一个节目，而是制度上的解放。“不要只让一些和执政党有关系的商人、利益团体垄断媒体执照……整个社会必须更开放，政府的政策要全面开放。”

因此，就算是电视政论性节目暂时缺席，也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大家可以有更多发言的方式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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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华教主权在民，董总不能垄断

以下文章《华教主权在民，董总不能垄断》转载自《当今大马》。

※ 潘永强

新纪元学院风波演变至今，震央虽在董总，但余震不断外延扩散，日渐扩大为华教基层力量的分裂、公民社会的失灵，甚至是华文左翼的决裂（这里当然还可以区分为真左和假左），其效应既深且广，为近年所罕见。

事 变至今，现在问题不在于新院会不会变质，而是董总自身是否已经变质。如果在叶新田领导下的董总继续为所欲为，违章乱纪，偏离华教运动的利益与共识，那么未 来变质的何止是新院，更可能是这一支国内历时最久远的母语教育平权运动，进一步呈衰败与分裂之势。届时不只董总将被一群社会边缘人所挟持，保守的政治力量 也必定长驱直入，前景狼藉堪虞。

国家／马华／叶新田“三结合”

事实上，在2008年大选前，董总主席叶新田即已率团奔赴马华大厦与黄家定相拥，签署至今诡谲不明的新校地备忘录，成为当前风波的爆发点。清醒的观察者由此 即可判断，马华公会与董总的可能合流，将崛起为当今华社两股最保守的力量，这也是马华公会继侵蚀媒体自由之后，另一项掠夺文化权力资本的大战略。尽量黄家 定已经落荒而逃，可是一旦国家、马华、叶新田的“三结合”完成应有的部署，其后果仍然不堪设想。

因此，董总的变质远比新院会否变质，更加 关键。经此一役，董总无论面对社会或是国家时，其道德声望与社会基础都严重萎缩，创历史新低。新院事件也说明，董总已从民间社会力的龙头老大，沦为社会的 乱源与丑角，特别是如今为董总与叶新田形象代言的人物，竟然是谢清发、蔡维衍、林大铧等一时俊彦，更为这一出悲剧增添许多荒谬情节。四分之一世纪前董总打 入国阵未成，如今却为国阵大开城门，小兵真是立下奇功。

“华教败家仔”论断不算失实

庆 幸的是，经过连月来社会众多讨论，也使事情日益清晰，舆论逐渐把这个乱源的矛头直指一人：即人称“华教败家仔”的叶新田。叶氏是从基层出身，一路奋发向 上，本为佳话，可惜如今反利用一群失意的边缘人将董总挟持私用，令华教运动丧失原有的公共性、包容性和专业性。就此而言，“华教败家仔”的论断不算失实， 只是对既定事实的客观陈述而已。

华教运动不容小撮领导垄断

于今看来，新院风波投下的震撼，若论未来影响，有可能超出当年空头政客黄家定主导的华文报业大并购。一来当日的反收购力量呈现社会一致，没有大多杂音，华社 不曾有过分歧。二来，随着《东方日报》与网络媒体的成长，报业重组与并购无法完全实现垄断后的舆论、市场与政治效果，遑论公信力，黄家兄弟在2008年输 到遍地捡内裤，就是明证。但是，董总在腐败与堕落之后如果仍然垄断华教事务的绝对权力，对公民社会的打击及其预期的后果，就相当可怕、危险以及恶心。

面 对险峻形势，新院风波已然不是董总的内部事务，也不容“华教败家仔”把十年建设付诸流水。然而，董总还试图以“捍卫主权”或“捍卫董教总”的论述，来阻挠 社会议论新院的人事浩劫，既属荒诞，也似是而非，并不能够成立。事实上，华文教育运动是百年来马华社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传统”，一直以来华教主权皆为全 体华社所有，亦即华教主权在民，从来就不是董总等一小撮领导人所能独占、垄断和排他据有。

主权拥有者如何侵害董总“主权”？

换言之，华教主权实为社会共有，董总并不能占据华教运动的主权。过去以来，华教运动的主权所有者，亦即广大的公民社会成员，是基于教育事务的专业性和职能需 要，才将一部份“主权”让渡给董总领导层去履行职责，也代表发言，但不表示让渡出去的部份主权不可收回、不能质疑，彼此应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在华教事务中，至今没有迹象显示有人侵害到董总的“主权”，因为华教向来是主权在民，故根本不存在主权的所有者侵害“董总主权”的荒谬说法，也没有人要摧毁 董总的职能与地位，历来真正想要摧毁或是收编董总者，均来自巫统和马华的保守政客，而非支持华教运动的广大基层。如今的症结，其实是华教主权所有者对受托 者的能力、操守与倾向开始存疑，进而提出完善治理的要求而已，岂可扭曲为侵害“董总主权”？

社会公意可以抵抗受托者的滥权

如 果董总在代行受托的职能时，有违华教基本利益和共识，主权所有者自然可以重新考虑是否撤销或变更给予董总的委托。董总的“主权”并非天命神授，也非不可挑 战的无上绝对，因为华教主权本属华社共同拥有、分享和治理。在林连玉先生的言论中屡屡提及“公意”的说法，就是体现华教运动主权在民的思路，需要符合共 识，共同与公开决策。

况且，按委托—代理的关系，主权受托者如果滥用权力，社会公意在必要时还可以行使抵抗权。然而，围绕在叶新田身边的社会边缘人群体，却一再祭出“捍卫董总主权”的说法，无疑只是竖立稻草人，或是制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有违事实与根本，也不符现代非营利组织的治理规范。

所谓“董总主权”不过是块遮羞布

基于华教主权在民的概念，这个运动的主体和它的广大参与者，在董总有违专业、公正与透明，并伤害到华教长期利益时，自然有权对此一重大危机作出反应与行动， 因为这正是体现、行使和保卫运动存亡的手段与时刻。易言之，华教主权在民，华教是人人的华教，非董总或叶新田一人所能独占和垄断，“董总主权”之说只是虚 假命题，更是叶新田等人的一块遮羞布，以阻止社会公论，以及掩护他们不可告人的隐性议程和私欲利益。

进一步而言，既然华教的主权为全社会 所共享共有，一旦董总发生操守与领导危机，而有失灵之虞，它就丧失继续垄断和支配华教事务的绝对权力。往后，华教公益事业的治理权力，应慎重思考权力的多 元与分散，并建立制衡体系与问责机制，才可避免董总腐败、堕落和失灵之后，对公民社会造成的风险与打击。就此而言，华总与隆雪华堂的适时介入，起到了纠错 和匡正的作用，也是公民社会内部相互监督与制约的可贵案例。

非营利组织不能垄断也需竞争

华教的主权在民，是至为重要的信念。现在看来，华教运动的内部权力分配也不宜被单一机构所垄断，而应朝更为多元的分工协作体系发展。如同华文报业不能被一家 垄断，马华公会不能被一姓垄断的道理相同，华教的决策与董总的治理，也不能任由一人一派垄断和支配。也就是说，如果董总在某些专业职能上没有负起应有角 色，或放弃承担必要的责任，那么其它社会力量就应该取而代之，以填补董总失灵之后的空间。

在西方的非营利组织发展上，这类组织虽然独立于 国家之外，但彼此之间也可以建立竞争体制，在同一个议题上通常不宜由单一机构完全占据所有资源，否则公民社会的体质就不可能健康茁壮。因此，我国华教运动 也应该走向多元与竞争，尤其在效率、专业和公信力上展开竞争，才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例如培训、教改、研究等等。董总已经不再是圣牛，也不能再包 揽和垄断华教事务的治理权力，如果它做不好或不愿做好，新生和有活力的社会力量其实可以进入相关领域，为社会创造多元的选择和有意义的价值。

本文发表于12月21日（星期日）假新山统一酒店“新纪元学院会否变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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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前锋报》频遭起诉又赔钱 政治风球转向政党喉舌遇挫

以下文章《<前锋报>频遭起诉又赔钱 政治风球转向政党喉舌遇挫》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 黄书琪

《马来西亚前锋报》昨天又输了一宗诽谤官司，作为巫统的重要喉舌、叱咤风云多时的马来文报章，似乎没有人对它屡遭起诉、又输官司而感到怜悯。相反的，它在阿都拉巴达威“无为而治”的这几年里，逐渐成为大众眼中的众矢之。

吉隆坡高等法院昨天判决马来前锋报集团（Utusan Melayu Berhad）及其报刊前总编辑卡立莫哈末（Khalid Mohamed）必须赔偿回教党吉打州波各先那区（Pokok Sena）国会议员玛夫兹（Mahfuz Omar，左图）马币12万元，以为该报在2001年3月4日刊出的文章《示威──玛夫兹誓与公正党同在》诽谤玛夫兹的名誉负责。

去年10月26日，吉隆坡高等法庭也裁决马来前锋报集团和撰文者佐哈迪（Johardy Ibrahim）赔偿妇女力量（Tenaganita）执行主任艾琳斐南德斯（Irene Fernandez）20万元，且不得再刊登该篇涉及诽谤艾琳名誉的文章。【点击：报道不负责任诽谤艾琳 高庭判前锋报赔20万元】

《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并非国内首家或唯一遭个人或企业以诽谤罪名起诉的媒体，过去，人们担心企业公司或个人动辄兴讼，会限制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发展，但《马来西亚前锋报》败诉显然没有激起这样的讨论。

政党喉舌遇挫无关言论自由

“这和限制言论自由没有关系，人们还是可以说任何想说的话，但重点是，必须为你的言论负责。”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教授查哈伦纳因（Zaharom Nain）认为，重点在于《马来西亚前锋报》刊出的文章被当事人认为有错，那么他们可以起诉诽谤，由法官裁定是否有写错、笔误之嫌。

查哈伦纳因（右图）是一名传播学者，曾任理大传播学院副教授，他也认同，由于《马来西亚前锋报》长期扮演巫统、国阵的喉舌媒体，因此就算它这一、二年内在诽谤官司上屡遭挫折，也不会得到太多人同情。

不过，他也提醒，我们有必要检审每项诽谤官司的内容，并不是说牵涉《马来西亚前锋报》的诽谤官司，就一定是《马来西亚前锋报》的错误。

除了前述两个分别审讯长达11年及七年的诽谤官司，皆以原告胜诉、《马来西亚前锋报》败诉告终。实际上，《马来西亚前锋报》近期依然是官非不断，最新一单就是雪州资深行政议员兼吉隆坡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在本月12日，入禀吉隆坡高庭，起诉马来前锋报集团及《马来西亚前锋报》专栏作者查米瓦利亚（Chamil Wariya）诽谤，索赔马币三千万元。【点击：告前锋报查米诽谤 郭素沁索赔三千万】

这样的高额索偿看似正常，但始作俑者其实也是执政集团的朋党，1994年，法院宣判成功集团（Berjaya Group）业主陈志远（Vincent Tan Chee Yioun）控告《马来西亚工业》杂志（Malaysian Industry）及四名撰稿人诽谤胜诉，获赔马币一千万元，接著下来的几宗名誉诽谤官司索偿额也节节高升，从千万数字跃升到以亿计之。

在这一波主要由企业老板、执政党朋党掀起的巨额赔偿潮流中，除了外国媒体被迫卷入，本地报章、媒体从业人员也难以幸免，其中包括《亚洲华尔街日报》、《太阳报》（The Sun）、《星洲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报》等媒体。

在这么多单诽谤官司中，又以《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1999年1月，遭前首相马哈迪长子米尔占马哈迪（Mirzan Mahathir）起诉，索偿马币五亿五千万元，成为索偿数额最高的一宗诽谤案件，惟此案在2000年1月20日庭外和解，和解条件并未公布。

政治风向球转移 前锋报频遭起诉

在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之后，原本批评钜额索偿官司的在野党、社运人士也展开一连串起诉诽谤索偿的动作，开价同样是亿亿声，挨告媒体包括《太阳报》（theSun）、回教党党报《哈拉卡》（Harakah）及《新海峡时报》（New Straits Times）。

“烈火莫熄”之后较为引人瞩目的起诉媒体的“巨额诉讼”包括：

·1999年1月24日，林吉祥起诉马来前锋报有限公司及另三方诽谤，索偿马币十亿元。

·1999年1月25日，安华起诉首相马哈迪通过媒体诽谤他是同性恋者，索偿一亿元。法院驳回安华的诉讼，并谕令安华负责堂费。

·1999年1月27日，安华起诉《太阳报》，指《太阳报》刊登的新闻报道《首相：安华的行为可耻》（Anwar’s behaviour despicable: PM）诽谤他是同性恋者，索偿马币一亿元。

·1999年2月27日，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起诉《新海峡时报》刊登M.Desa的两则漫画诽谤他，索偿马币五亿元。

随着政治风向球慢慢转移，《马来西亚前锋报》如今一跃成为诽谤诉讼榜单之常客，其言论也常引来异议者的侧目与批评，成为在野党政治人物针对、严打的媒体。

作为首要媒体集团（Media Prima）旗下有名的巫统扬声器，这一波《马来西亚前锋报》诽谤官司浪潮可能才刚开始，而且随着两单诽谤官司败诉，已经改变过去非朋党赢不可的局面。

对于这份也曾在独立前独领风骚的报纸而言，其言论方向若无任何改变，可能就如其前任总编辑赛扎哈里（Syed Zahari）所言：“那么《前锋报》将会变得越来越无关宏旨。”【点击：靠政府支持生存但失公信力 《前锋报》将日益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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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aysian Insider] Tighter control of the media when Najib becomes PM? Very likely

Article taken from The Malaysian Insider.

DEC 17 - One of the most noticeable changes when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becomes Prime Minister in March could be tighter control from Putrajaya on the media and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if this happens, the loudest cheers for Najib will be from his Cabinet colleagues, senior Umno politicians and civil servants.

One constant during weekly Cabinet meetings since the March 8 general elections has been griping about the choice of articles and tone of coverage in several mainstream newspapers. Ironically, the sharpest criticisms have been reserved for papers owned by Barisan Nasional political parties.

The dominant view among Ministers and senior Umno politicians is that while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should be lauded for giving the media some space, they believe that the perimeters were not marked out clearly enough.

As a result, newspapers seem to be critical of any policies announc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more interested in focusing on crime and negative news, these critics allege.

Part of this griping is prompted by frustration of having to share space with a resurgent Opposition and part with their inability to set the agenda for news outlets even in their own stable. A government official, familiar with discussions on the media, told The Malaysian Insider: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time for the country. The global economy is in a really bad state and there will pain for Malaysians. The government needs everyone to be on the same team and push for the same cause.

"Instead we are seeing some newspapers being more interested in adopting a populist approach.''

A Cabinet Minister confirmed with the Malaysian Insider that there has been some discussion about a few newspapers, adding that there seems to be a trend to criticize government initiatives even without understanding it and explaining it to the public.

"Pak Lah may have meant well but we would like a less messy media scene. Some issues should be out of bounds and the media must respect the boundaries, '' he said, noting that combustible issues such as race relations and Malay rights must be tackled with caution and preferably not discussed openly.

If his views sound familiar, it is because they echo those of former Prime Minister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While he and many others in Cabinet do not envisage a complete return to the days of Mahathirism, they believe there is merit in ruling Malaysia with a firmer and stronger hand. And with a cache of fear.

The Minister pointed out that though editors of mainstream newspapers did not receive daily calls from Dr Mahathir, they understood clearly the parameters and were afraid to test the limits.

It was the same with decision-making. Only after a policy had been thrashed out by the Cabinet, would an announcement be made, usually by Dr Mahathir himself or the Minister concerned.

As part of the move to empower politicians and civil servants, Abdullah employed a more laissez faire approach to policy-mak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result: some confusion and flip-flops.

The most recent case which got under the skin of some Ministers was the rule about seat belts. Road Safety Department director-general Datuk Suret Singh announced that from January 2009, rear seat passengers will have to belt up.

Subsequently, there were questions whether the fourth passenger in the rear seat would only have to comply with the rule.

The authorities clarified that the fourth passenger would not have to wear a seat belt but the driver of the car could be summoned for overloading.

This statement unleashed a gush of criticism and resulted in Suret having to clarify that authorities would not enforce the overloading rule.

Episodes such as this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being cobbled together on the run and without much deliberation.

Though there were similar criticisms raised during the Mahathir years, the consensus is that with one man having a strong say and imprint on policies and tighter control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 there could be fewer embarrassing about turns 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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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大马部落格思维提升停滞不前 黄泉安：马哈迪诉诸陈腔滥调

以下文章《大马部落格思维提升停滞不前 黄泉安：马哈迪诉诸陈腔滥调》转载自《当今大马》。

※ 刘嘉铭

具有双重部落客及国会议员身份的黄泉安（左图）认为，大马的部落格运动仍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而针砭时弊的社会政治部落格较其它类型部落格引人瞩目，正反映国内言论自由空间有限，民众不得不上网搜寻替代资讯。

尽管308政治海啸后，朝野政治人物一窝蜂争相开设部落客或个人网站，但目前身为日落洞区国会议员黄泉安却表示，内容才是关键。黄泉安在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点出，纵使每个人都可成为部落客，却非每个部落格都能获得很高的点击率。

发表政治八股文难引共鸣

“比如说，很多在朝的人民代议士在308后推展部落格，但是错误的一点是，他们把部落格当成发表政治八股文或文告的工具，不能激起读者和民众的共鸣。”

曾接受印尼政府邀请出席“部落格大会”的黄泉安觉得，相对于在现实与虚拟社会中将言论自由视为理所当然，并进一步和世界接轨的印尼，大马的部落格运动显然还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

《今日大马》留言欠格调

他举例，拉惹柏特拉的《今日大马》较属网页性质，偶尔会抄袭和引用其他通讯社的材料，“部落格必须串联到别人的相关课题文章，他就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连接工作。”

“不容否认，他的读者群、点击率和留言量都颇高，一刊登新文章就有几百人留言。由此可见，很多人因为匿名留言方式的盛行而畅所欲言。但是，不少人还是停留在咖啡店式论调的阶段，在格调方面缺乏升华。”

嘲讽老马部落格像旧唱碟

他接著指出，马哈迪在开始写部落格后的短短两个月就达到300万的浏览页数，确实是个大突破，“但你详细看他的文章，他与担任首相时的论调没有两样，偶尔就像一个特旧的唱碟一样，陈腔滥调地一直在唱，完全没有格调。”

“有时他的部落格也跟时尚走动，配合当今流行的政治课题起舞，撰写取悦你的文字，内容却毫无突破。只是相比之下，大家对现有在朝政治人物的言论感到很烦厌，才争锋去读马哈迪的部落格。”

“从《今日大马》的读者留言板和马哈迪本身的陈腔滥调来看，我国民众的思维未因部落格的盛行而提高。”

“社会政治部落格会比较受瞩目，比如政治部落格内容较常被转载成新闻，其他类型只在副刊被引用。这恰恰反映，我国现实社会有局限，民众必须寻找替代消息来源，反观印尼对于言论自由已见怪不怪。”

印尼视新闻自由理所当然

谈及如何从“印尼部落格大会”回看大马的部落格运动，他直言，“两个国度是不同的境界，第一、印尼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不成问题，第二，部落客运动获得官方承认和认可，第三，印尼正以开放的态度与国际组织及世界接轨。”

他解释，印尼部落格大会是由一名槟城人成立的公关公司Maverick联合另一家互联网公司Bubu.com合作推动的民间运动。后者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公司，拥有政治渠道而在去年开始获得科技和创新部的支持，主办第一届大会，共获得约500名参加者出席。

“印尼天宽地阔，要将各城市的部落格组织聚合一起，进行交流工作。这也证明，印尼在苏哈多时代后的民主化，除了在传统媒体展现出来，也延伸至虚拟世界中。今年的部落格大会有三个政府部门参与，可见印尼政府比我国更崇尚民主精神。”

开放平台与国际社会接轨

他进一步指出，印尼旅游文化部牵涉其中，是要和印尼外的部落客世界衔接起来，结果，随后也获得了当地美国大使馆的赞助。大使本身出席推展礼和演讲，接著类似微软的大企业也加入成为赞助商。”

“你看，部落格不只和政府部门挂钩、也和国际社会接轨。他们把疆土和视野扩大了，而为了宣扬印尼的多样化背景及配合团结而多元（Unity in Diversity）的口号，主办当局将来自美国、澳洲、新加坡、菲律宾和大马的部落格带到巴厘、以爪哇文化为主轴的日惹及耶加达，和当地的部落客社群交流。”

管制手法不利智慧型社会

不过，他感叹地表示，“这些情况在大马仍属敏感地带，美国驻大马大使也不会贸然这样做，奖励部落客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Friedrich Naumann Stiftung）在印尼的活动空间也比我国大。”

“由于活动空间充裕，印尼民众在知识上的交流层次和我国不一样。那里没有吃香的社会政治部落客，却偏向谈论科技器材及摄影等。这就是所谓不同的境界，在官方首肯下，努力往不同知识领域发展。”

他认为，我国的自我封闭，主要是政府不懂如何掌握互联网世界，“停留在管制一切民间活动的封建制度和思维上，对达致智慧型社会毫无帮助。”

此外，他指出，印尼的部落客除了从撰写部落格中享有成为名人般的满足感，也展开一些民间活动，比如在部落格大会获得最有潜能部落社群奖的巴厘部落格社群（BBC-Bali Bloggers Community）中，就有一批拥有基本知识水平的年轻大学生在推动著慈善公益工作

他也提到，来自日惹的“Cah Andong”获得“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颁发1000美金，作为当选最佳部落客社区奖项的奖励，正显示国际组织已开始进入民间部落格组织，赞助和奖励他们的活动。

线上学术交流容纳外来思维

“作为印尼高等学府中心的日惹拥有很浓厚的文化气息，我们和当地的宗教大学印尼穆罕默德大学 （Muhammadiyah）交流。虽然是回教大学，却很前进和前卫，里头设有美国中心（American Centre）。”

“令我惊奇的是，虽然印象中印尼学生的英文水准不是很高，但我们却全程以英文交流。他们和印尼外的国际社会已经有挂钩，而且回教大学的学生可接受美国思想和文化。”

“他们有一个约400平方公尺的资料室，收集一些刊物及休闲杂志，如《人物杂志》（People）等。使我惊讶的是还有一系列的美国流行文化数码光碟。而且，美国中心隔壁就是伊朗中心并排在一起，对面则是中华研究中心。”

“印尼学府已开始利用互联网做学术性交流，不只如此，随著学术研究的开放，就算是印尼文化的主轴，即爪哇人的思想也可容纳外来思维。而且，在各种科技限制下，部落格的内容更新依然相当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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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aysian Insider]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to launch a year-long campaign to perk up patriotism

Article taken from The Malaysian Insider.

KUALA LUMPUR, Dec 14 - With the Malaysian economy expected to slow; unemployment set to hit a historic high and gloom the order of the day, the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launching a year-long campaign in 2009 to perk up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patriotism.

Called Malaysia Perkasa or Mighty Malaysia, the campaign by the Information Ministry will also send the unmistakable message that those who stir trouble in the country and cause hardship by creating instability should be rejected by Malaysians.

Government officials told the Malaysian Insider that there will be another element to Malaysia Perkasa,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the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Datuk 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and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The segment could witness a series of news reports to introduce Najib to Malaysia and highlight his strengths.

It is unclear if the year-long campaign has been approved by Cabinet but sources said that the Malaysia Perkasa programme was conceived after the March 8 general elections and when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the global economic turmoil was worse than predicted and it would have a deeper impact on the Malaysian economy than expected.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expects the economy to grow by 3.5 per cent next year, down from the 5.4 per cent this year. The main assumption of this downward revisi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s RM7 billion stimulus package would be implemented by the first quarter of 2009.

Economists and analysts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multiplier effect from the stimulus package will reach the ground in a speedy fashion and are forecasting the economy to grow by as low as 1.5 per cent next year, the lowest growth expansion since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10 years ago.

The contraction of the economy will most certainly lead to a spike in retrenchments. As yet, the country's Economic Council have not seen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lay-offs but based latest economic indicators it believes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will increase by the first quarter of next year.

Officials estimate that the number of retrenchments will surpass the 80,000 workers who were laid off during the peak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8.

The Malaysian Insider has learnt that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are in the final stages of working on a package of retraining modules.

This will include retrenched workers having their skills upgraded as well as being paid a monthly allowance.

Against this backdrop of gloom, the Malaysia Perkasa campaign will be launched to keep the national spirits high. Ironically, 20 years ago, the

Information Ministry under Tan Sri Mohamed Rahmat launched the successful Semarak campaign to inject a sense of loyalty and love for the country among Malaysians.

There are a couple of parallels between then and now. Malaysia in 1988 was in the grip of an economic downturn and political crisis.

Umno was split right down the centre after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had narrowly defeated Tengku Razaleigh Hamzah for the top position in Umno in a particularly bruising election campaign.

Historians say that the Semarak campaign, complete with a nationwide road show, was successful in helping Dr Mahathir regain the affection of the Malays and creating a feeling of unity among Malaysians.

But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n and now is that the Opposition is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today. Close to 48 per cent of the electorate voted for the Opposition in March 2008 and they would view any information campaign as government propaganda.

The Opposition and their supporters would also reject any attempt to demonise them as trouble-makers or characterize love for the country and patriotism as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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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 名家】公民社会正在失灵

以下文章《公民社会正在失灵》转载自《东方日报》。

※ 潘永强

2008年是马来西亚政治转折的关键年份，对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的母语教育运动而言，人们原本以为国家威权弱化之后，华教运动长年的诉求或可展露曙光。因为按照近年来盛行的公民社会理论，一般认为国家与社会形成二元对抗，一旦国家权力被削弱后，必然有助于社会力的抬头。自1950年代以来，林连玉先生就是华裔公民社会的先行者与领航人，带领这股社会集体力量向国家要求正当的权利。

然则，令人极其错愕的是，2008年纵然是我国的重大分水岭，但在华裔公民社会内部，却又演变出一场惨烈的华教内战。这意味着，国家威权的退化并不必然带来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壮大，反而社会内部的分歧却可能导致国家威权的趁虚而入，例如高教部利用不同势力的缝隙，而声言介入新纪元学院风波一事，虽然已被有识的舆论严正谴责，却也说明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抗」的传统思路，既不真实也充满误导。

未必二元对抗

事实上，诚如政治学家Adam Przeworski所言，「以团结的公民社会来对抗国家，只是一个有用的虚构(useful fiction)」。由于公民社会本身就涉及不同界别的利益，并非总是处于一致的状态，所以就衍生出两点误解，一是误把公民社会当成是一个整体，而忽略其中的差异和阶层，二是把公民社会看作一片清高的净土，与「污浊的国家」相对立。一句话，这种公民社会观都犯了自由主义幼稚病，以为公民社会只会干好事，而国家则只会干坏事。

在现实情况中，国家干的坏事与脏事固然不少，但公民社会里头也不尽然只有好人，或只会干好事，相反的，躲在崇高的招牌背后偷卖「毒奶粉」的公民社会领导人有之，或者在华教运动内渗进三聚氰胺的权力精英，也向来为数不少。

从最近华教组织内部的腐败和堕落可见，公民社会显然不完全就是清高的、可靠的、纯洁的，反而充斥火与剑、权与慾。与此同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未必一定是二分对抗的，反之，社会内部的分歧有可能导致某一部分社会力量争取跟国家机关合谋，形成新的压迫联盟，以挪用国家威权来试图夷平有异见的旧日伙伴。

就此而言，我们不只有必需警惕公民社会原来竟有阴暗、凉薄的一面，也被迫正视公民社会失灵的可怕后果，一个失灵后的公民社会，其产生的破坏力不亚于国家的粗暴干预。就新纪元学院风波而言，国家既是一头巨兽(leviathan)，但一不小心，民间也可能出现同样可怕的巨兽。

一直以来，公民社会的理论有部分是建立在「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两个基础上，由于市场和国家都有可能失灵，所以需要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的出现，以在市场和国家以外保障公共的权利。可是，既然市场和国家都有失灵之虞，难道公民社会和非营利组织就不会失灵吗？他们就没有私利和慾望吗？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能力，就肯定会比市场或国家来得优越吗？

过去出于对国家施虐的忧心与疑虑，我们甚少或是不愿谈及公民社会内部的治理流弊，担心如此一来将损及公民社会的公信力和可信赖度。可是，过度包庇和忽视公民社会失灵的危机，不只会严重损害到社会制衡国家的元气，也势必令公民社会尚存的健康元素和支撑力量，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新纪元学院风波带来的较正面效应，就是让各方有机会省思非营利组织失灵后的破坏力。

没有免于问责的权利

既然公民社会内部也有败坏和施暴的因素，那么如何克服公民社会的失灵，或减少其失灵后的危害性，就应该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公民社会有失灵之虞，就怀疑或是舍弃公民社会的功能，正如市场与国家失灵后，并没有就此受到唾弃一样，重要的是，必须把问责(accountability)的原则注入到公民社会组织的日常治理之中。

过去华教组织独享了诸多「免于问责」的特权，他们佔据不少社会的资源和信任，也获取众多社会的同情和宽容，但是也从中滋生了腐败和毒瘤，以致时刻祭出「主权」的旗号来规避应有的监督和问责要求。可是，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重视「问责」的重要性，在这股问责的潮流中，民选政府是首当其冲，公私营企业也不能倖免，既然如此，公民社会组织何以得天独厚，在向国家行使问责权利之余，自己又千方百计地规避向社会负责？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董总一再逃避问责的好时光总是要结束的，而且诸种事实一再说明，今日的董总早已不是纯洁的天使，也不是无瑕的圣女，董总的「主权」来自社会，根本不是董总领导人所能独佔、排他和不可分割的，自然没有继续免于问责的权利。林连玉先生终其一生顶天立地，他是公民社会的先行者，料想也不忍见到公民社会失灵的各种乱象，纪念林连玉先生的其中一种理想方式，就是建立勇于问责的组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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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内政部没收法立诺著作 理由：没印出版社地址

以下文章《内政部没收法立诺著作 理由：没印出版社地址》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著名政治学者法立诺（Farish Noor）新作《从满者伯夷到布城》（From Majapahit to Putrajaya）惊传遭内政部没收下架，理由是内页没有附上出版社、印刷厂商地址。

法立诺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资深研究员，也是www.othermalaysia.org的创办人之一。

根据英文新闻网站《The Nut Graph》报道，内政部与雪兰莪州宗教局（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Jais）、直辖区宗教局（Jabatan Agama Islam Wilayah Persekutuan，Jawi）、马来西亚宗教发展局（Jabatan Kemajuan Islam Malaysia，Jakim）是在今年8月15日执行联合任务时，前往吉隆坡城中城纪伊国屋书店没收法立诺的这本最新著作。

《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第14（1）条款阐明：“凡在马来西亚境内流通的任何印刷刊物，必须以马来文或英文，于首页或尾页注明印刷厂商、出版社的名字与地址。”

内政部雪州代总监再纳奥斯曼（Zainal Osman）说，这本著作只在首页注明“吉隆坡银鱼书社”（Silverfish Books，Kuala Lumpur），他说：“根据法律，我们可以将出版商和通路商提控上庭了。”

若罪成，刑罚最高可处一年有期徒刑或罚款最高马币五千元，或者两者兼施。

未被查禁

对于内政部的大动作，吉隆坡银鱼书社业主拉曼克理斯南（Raman Krishnan）向记者表示，没有注明公司地址是因为办公室搬迁次数太过频密，“从十年前创社以来，我们的办公室总共就搬了三次；而且我们有在书本内页附上我们的网址、电邮地址，这些都是永久性的，创社以来都没更动过。如果还是要我放上办公室地址，我也可以这么做，但这毫无意义。”

除了这个看起来颇鸡毛蒜皮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恐怕是法立诺新作中的内容，在这本《从满者伯夷到布城》中，汇集了马来西亚各种时事课题，其中也包括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回教议题。

再纳奥斯曼接受《The Nut Graph》访问时表示，这个部分将会由马来西亚宗教发展局负责。他强调，这本著作还没进入禁书之列，“如果他（法立诺）要再出版，这没问题，但是他一定要放上出版社的地址。”

至本文截稿时，《独立新闻在线》尚未能联络上法立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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