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在线] 马华重选与时评界议题

以下文章《马华重选与时评界议题》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 【我的国家MALAYSIAS/庄华兴】

328马华公会特大重选，从侧面看，有三件事引起笔者注意。一是时评人对特大的剖析，尤其是针对总会长选战的解读。参与的评论者大多具有相当的学术背景（有者科班出身），而且展现了知识人的关怀、掌握议题的能力以及大胆的分析视角，我把他们视为知识时评人，有别于一般传统时评。一位朋友甚至表示，读他们的文章是一种学习过程，尤其在论辩过程中激发的思考或启发。
诚哉斯言。马华知识/文化界生态向来非常仰赖受时效限制的传播媒体（无论是传统平面媒体或晚近窜起的网络媒体），但自90年代末国内政治生态迭连出现重大转变以来，时评界的议政能力与水平明显有了很大的飞跃。出现这种局面，参与者的学养与主观努力自无可厚非，然不容忽视的是，近十余年来的客观社会曾出不穷的巨变也在培养、磨练着知识人的分析、判断与论辩能力。

事件促成人文积累

从烈火莫熄改革运动为起点，陆续出现诉求事件（2000）、希山慕丁举剑（2006-2008）、兴都权利行动力量的崛起（2007）、净选盟大集会（2007）、308政治大海啸（2008），乃至被视为华社内部纷争的新纪元学院事件，都一再冲击着马华知识时评界，并促使他们尝试从更宏观的角度进行评估（黄进发把华教纳入国家教育架构进行考查即为一例）。没有这些新社会、新政治生态，马华知识人时评将少了很多有用的、适当的践习材料。这是人文资本累积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外延条件，晚近的马华公会党争即为最佳个案。

马华公会此次重选，知识时评界最关注的是民有政治、言论与媒体自由。所谓民有政治，特指从中央到地方、从中产到草根阶层都享有更大参与空间的地方议会选举。至于后者，因有2001年华文媒体自由陷落之先例，故知识人对黄朝复辟甚感忌讳。在潘永强、唐南发、庄迪澎、杨凯斌、杨善勇等人的文章中，皆不约而同倡导 /推崇华社言论自由之大义。

事实说明，自南洋报业被马华公会臂膀华仁控股收购以及太上总编辑召见事件发生以来，华文主流媒体开始陷入自我废功的歇斯底里症侯，是以，维护媒体自主权普遍成为华社知识分子的关怀重点。在此情况下，华社在朝领袖施行公权的方法也开始受到严密监督，进而成为检验领袖公信力的标准。

知识人提的议题

知识人时评与传统时评的最大分野是，前者重理念，立论往往从观念出发；传统时评人则擅长细节铺衍，小至小道新闻，皆能笔下生辉，《东方日报》的林风、许万忠、胡排皆在此列。

针对此番马华公会重选，知识时评人提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议题。潘永强提出党意与民意脱勾的问题，由此带出马华公会作为一个代表华人的政党的相关性（relevancy）。杨凯斌则挪用印尼苏哈多在60年代上台后，为了撇清与前朝政治的关系而提出的新/旧秩序概念。

杨凯斌以旧秩序复辟形容黄家定的回锅参选，他对“旧秩序”一词的诠释是“奠基自林良实时代，在黄家定手上发扬光大的渗透华团，掌控媒体，向华社内部不断搞收编、插人的统战作风，目的是对内去除杂音，对外向巫统邀功”。对应于现实语境，凯斌的界义颇见解释效力。潘永强从宏观角度着眼，提出马华公会周期性党争导源于“旧模式政治”而不得不然的内卷化困境，说白了，就是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的政治生态所致。

较早之前唐南发在《风云时报》专栏中率先发出“扫黄”呼吁。在这些时评人眼中，黄家定誓无法推卸他在总会长暨内政部副部长任内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和破坏华文媒体生态的责任。因此，他的回锅（“回锅”一词彰显的修辞力量一开始已把黄家定逼入死角，陈祖排的“前浪推后浪”说对“回锅”作了很有说服力的注脚）首先必然面对媒体与知识时评界的反弹。庄迪澎《马华帮闲文人的马屁文章》则对所谓的“御用读书人”和“有学历而无学力”之回锅领袖予以严厉的批判。其行文风格爱恶分明，下笔毫不手软，然并非无的放矢。

选择性诉求的迷雾

其次是有关领导人公信力与私德问题之间的轻重评比。非常巧妙的是，在马华公会中央代表做出决定前两天，电台节目女主持和一批人士召开记者会，高调呼吁“不要通奸总会长”。这是光碟事件爆发以来，第一次集合党外女士对领袖的人格素质公开作出的呛声。其中一位绿帽子成员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不断强调“道德标准”或“道德范式”不可妥协。若和知识时评人（清一色男性）穷追猛打的领导人打压、操纵媒体议题比较，恰恰是有关领导人私德与公信力问题孰轻孰重的拉扯。

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关乎族群与国家福祉的呼吁乃至呛声可以选择性地发挥？简言之，为何矛头指向“总会长”而非其它，如部长，甚至更atas的人？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为何在“此时此刻”道德问题优先？为何在“在此时此刻”道德关怀已变成女性的专利？为何在“此时此刻”可以选择性控诉，无视于偷拍者的道德问题？更进一层，如此“机动性诉求”（reactive appeal）会否陷入自我铸造的迷雾之中而扰乱问题焦点，终至无法准确掌握问题的症结，或无法把最后一块迷失拼图（借杨凯斌语）给找出来？

有趣的是，另一边厢，马华中央代表对领袖私德问题却又是完全另一种态度，在选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尤其是回应《当今大马》马来文版记者的提问），有些代表竟把它形容为旧事一桩（isu lama），企图大而化之。在他们眼中，原来领袖的道德问题是可以有expiry date的，时限一到，审判失效，这大概也是“一个马华公会”口号下的奇闻吧。相对于电台娘子军们，这些受访中央代表的心态更值得玩味。如果这是马华公会严重内卷化的征兆，那么这种心理又是否是马华公会党员的普遍想法呢？这种现象又说明了什么？

学界的虚浮与矫作

其三是学界中人的公开表态而流露的虚浮与矫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知识人皆中文系出身。传统中文系人向来鲜少过问政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然而，这次却对回锅领袖参选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了“另类解读”，无不令人错愕。

无论如何，庄迪澎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历经1998年以降的巨大政治变迁，这些老学究和他们的徒子徒孙，究竟关注了哪些国家大事？无论是司法丑闻、高官贪腐、警队滥权、选举改革、人权侵蚀等等比黄家定参选更影响苍生利害的情事，这些读古书、推崇五四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者，在舆论与行动场域皆缺席，如今自甘沉沦去当政客的轿夫，说明了他们素来摆出的学术中立和自诩文化净土，只不过是用来掩饰“良禽择木而栖”的食客心态而已！

迪澎的质问不仅仅涉及三几个人而已，实对准整体在地中文系出身者。学术人本为观念人，能有正确观念，进而能有效把观念加以弘扬已算尽了本份，无须过分强求学术人的行动能力。西哲中不乏“言论巨人，行动小人”的例子，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著名犹太裔左翼理论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皆常被人拿来调侃，然有谁敢否定彼等对人文建设的贡献。当然，笔者并非要拿中文系人和世界级大师比较，数十年来凭着学历被认可的方便而占据马华社会、教育、文化、学术资源者，不都是国立大学中文系人吗？

以学术、文化圈为例，我还在等待足堪和当年南大师生比拟的本土（马华）文化建设先行者或思想领航人物。迪澎的批评间接地点出这个问题，但他的批判仅仅孤立地讨论当下现象，如欲提升到议题高度（所谓深度讨论或吉尔兹谓之“深度描述”），仍不免需要把它置于马来西亚华人知识分子类型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宏观层面进行探讨。

英语知识界的落差

马华公会这一次膏肓大限，引起了时评界各路人马的“关心”，纷纷执笔为文，颇有几分吊丧的意味。在沸沸扬扬之中，英文知识界时评也不落人后，惟在观点上和华文知识人时评有显著的落差。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黄基明博士即看好黄家定，并认为黄氏无论在诚信、问责等各方面都拥有良好口碑，因此重获委托是意料中事，选后翌日接受英文财经日报The Edge访问仍表示首相“没有必要等待马华公会明年党选后才进行内阁改组”，同时指出改组之必要是基于“这最大的华基政党已为它面对的危机找到了解决方案”。

显然黄基明的思路与评论取角跟华文知识时评人有所不同。这是后话，且就此打住。

庄华兴是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