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在线] 《东方日报》总主笔张景云的出走

以下文章《张景云的出走》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曾维龙

大概在今年四月份期间，江湖传闻，张景云先生将会离开《东方日报》总主笔这个岗位。

消息传出后，大家都为之一愕。尔后经《独立新闻在线》报道，证实以上所言非虚（见新闻标题：《〈东方日报〉五位高层辞职　三人小组加紧研究内容改革》，2007年4月6日）。据其内容，张景云是由于高层人事变动，觉得有所不满而毅然决定请辞，而且尚有他人与他作同样决定。

沸沸扬扬一阵子，张景云先生经挽留和商讨，据悉将在八月份合约期满后才离职。

写这一篇文章，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了，因为张景云的出走，带给我们（至少我个人）的震撼，随着时间的消逝，经已消散。然而，从另一侧面思考，张景云的离职、下岗，或是从此不再踏足中文报业，或归家织网，或退隐东篱间，不一而足，让我联想的东西却很多。

首先是萨依德所说过的一番话：“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知识分子论》，1993）

姑且不论张景云先生离开《东方日报》的动机和起因，就他上述的明确表态，张景云先生尝试用行动表达明确的讯息：我走！因为还有一份骨气。

2001年以前的《南洋商报》

在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之间，张景云在1990年代的马华评论界、思想界所扮演的角色，诚然难有人取代。其为人所津道的，除了他在《南洋论坛》中所策划的“景云沙龙”，开展论述，寻找不同领域的对话，为读者提供另一种思考维度以外，由他把关的《南洋商报》社论代表了《南洋商报》在2001年被马华公会收购前的报格——谨言、析理、勇于碰触政治底线。至少在比较中文报社的公信力时，更多研究者愿意将2001年之前的《南洋商报》摆在第一位。

当然，我不以为这么快就该为张景云先生盖棺定论。然而，时常在一些场合上，包括最近《黄丝带飘扬》推介礼中，皆有听闻他人提起张景云先生在任主笔期间，如何顶着外界的干预和压力，放肆让作者的议题游走于权力边缘，与权力对话、嬉戏的过程。只有在外部压力，如政治部的电话压力和“kopi”压力下，上头截拦，方才罢休。

这是政治现实，但老一辈稍有骨气的报人、编辑却乐此不彼。我个人尝试观察过好几个课题，如白小关闭事件、2000年鲁乃补选的课题等等；2001年5月28日以前的《南洋商报》舆论和报道无不时刻探索所谓的敏感边缘。一旦在上位者被法律、条例、出版准证等紧箍咒压制下来时，相关言论、报道才会消音，冷处理。

1990年代马哈迪执政期间，评论界更有一个说法，只要不直论马哈迪，任何课题直说无妨。当然，这也造就了马哈迪在2000年8月31日国庆日全国广播电视致辞时，《南洋商报》被点名直诉其言论报道过于放纵，而最终为2001年的“528报变”埋下伏笔。

我个人至少相信，张景云先生正是让《南洋商报》成为被批对象的幕后推动者之一。但我却欣赏之，并且认为2001年5月28日以前的《南洋商报》应受到赞扬。直到今天，如果有人认为，过去的《南洋商报》没有市场，显然那是错误的观念。各种数据显示，2001年之前的《南洋商报》有一批固定的订户读者，这些潜在读者随着理性需求，而希望媒体以更高的思维水平，为他们提供信息以及各种诉求。

今天，看一看《南洋商报》逐年滑落的报份，与其还是硬硬指责这是2001年号召“罢写”、“罢买”和“罢卖”的公民团体、评论人之过，《南洋商报》不如自我鞭策，有充裕的时间向读者显现：即是我被政党收购，我还是能独立自主。然而，《南洋商报》舆论的一言堂，内容品质的滑落，才是被读者抛弃的理由。

“读书人”参与办报时代的终结

再者，纵览马拉西亚中文报业史，传统知识分子和中文报业的关系是不言自谕的。当然，在华社的语境当中，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指“读书人”。他们大都包括学校的老师、教授，以及在报社工作的编辑、记者。

当早一辈的学人、知识分子从中国南来马来半岛，如郁达夫、许云樵、张礼千、关楚璞等等，他们很自然的与中文事业密切相关的中文报社相联系。传统知识分子和中文报社的共生关系是一项尚有待梳理的课题。然而，当初读书人的品味，对政治的热诚，以及对意识形态的参与辩论，远非今天所能媲美。“读书人”参与办报的过程，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和水平。

1980年代以降，越来越多崭新技术涌入马来西亚，社会、经济等领域急剧变化以后。传统中文报社越来越需要庞大的资本运作，细密的分工使得中文报业必须面对全盘工业化、市场化等等层层相扣的复杂操作。报章的版位精美了，图片也多了，以电脑输入、排版、修改，然后印刷的过程也简洁多了；然而相对的，从记者到编辑，以至印刷的过程中，快速面的处理程序使得报道文字出现更多失误，不严谨、错别字等。

张景云先生的出走，也许正是上述“读书人”参与办报时代的终结。在这里，我个人更愿意将这之视为一种象征，意函着中文报社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共生关系已经解除。取而代之的，将是“报章＝大众文化＝商品”的关系。

诚如黄进发所言：“一份报章的风骨就是，它对外必须挺得起胸膛，不为政治压力和市场压力牺牲格调、不自我设限，反之应该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如张景云主持的‘东方文荟’和‘名家’版就有大格局，是大报望尘莫及的。”（见《独立新闻在线》报道《东方日报未拓言论疆界　评论人冀扩展新闻空间》，2007年5月3日）

许多也许愿意看待张景云先生出走后的《东方日报》新景观。

对我个人而言，我更期待的是——当《东方日报》开始改革，那改革的道路不应该是如同香港、台湾那般“苹果化”——去除长文章，将长篇的论述视为读者市场的毒药；以短篇文章，小块专栏的方式，以为这就是都市读者的需求——简便、易懂，取代一路以来《东方日报》所开辟的言论版格局。这其实正是对社会、读者另一种创造力慢性扼杀的过程。

曾维龙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