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日报阉割社论之回响] 大家都不／读社论？

以下文章《大家都不／读社论？── 报格、文化批判及其敌人》转载自
第六期《视角》人文评刊。

※谢伟伦

有人说，报纸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观察日记、人民的喉舌，新闻是报纸的身体。那么社论版无疑是报纸的灵魂，缺少了社论，与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无异。的确，“社论”（editorial）是一种经过肃穆、说理的观点或政策的揭露，代表报社独特的言论风格和评断时事的标准，针对事实和意见的精确、合理与有系统的陈述，藉以影响公众；也由于它揭示了报社的编辑方针和言论立场，故其成为各者之间最鲜明的区别。

世界近代化、现代化的报纸缘起欧美。在17、18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突飞猛进，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法治国家逐渐成形，在法律保障和经济自主的条件下，各城市出现了专司传播信息、批评时政的新兴报业，其中的评论文章即可视为现代社论的雏形。18世纪下半业，革命风潮涌现，思想言论界百家争鸣，欧美遂进入“党派报业”（partisan journalism）时期，由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更为强化，有识之士多投身报业，往往身兼发行人、总编辑和主笔，全权主导社论，鼓吹一家之言；当时美国的报纸社论通常以一篇为限，刊载于头版，形同一个批判性论坛。这类报刊多由欧陆的学术性杂志及英国的政论性杂志演变而来，它们罕以营利为目的，反而以舆论的代言人和领导人自居。

当时中产阶级主导的国家体制在1830年代已告确立，报刊彼此遂从政治主张对立转变为报业竞争的关系，于是大众化的一分钱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冒现；而发行人开始以营利考量任命专人为总编辑和主笔，个人化报业（personal journalism）逐渐蜕变为制度化报业（institutional journalism），主笔的言论自主权减弱。就此时期的社论发展而言，葛雷利（Horace Greeley）在《纽约世界报》原本的社论版之外开辟了“言论对开版”，这项作法现已成为欧美报业的惯例。195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的普及，报业进入新的整并期，美国逐渐有一城一报的现象。报业为了尽可能取悦多数消费者，其政治立场更趋中立，社论也力求持平，避免向特定党派或人物过度倾斜。

捋虎须批龙麟 敢将文字照千秋

中文报业史上的社论则源于清末政论性刊物，但因为国家多难、制度纷乱，所以结构面上的时代特征或重要长进无甚特出，不过有两位人物倒不能不提。首先梁启超所撰写的社论鼓吹进步思想，臧否时政时人，在民国初年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梁不计生死利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严厉批判，形成一股舆论风潮，堪称言论救国之表率。张季鸾本着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坚守“文人论政”的信念，从《民立报》到主笔《大公报》，三十年间所写的评论不下三千篇，以三骂（吴佩孚、汪精卫、蒋介石）最脍炙人口，虽一无显位、二无钜资，却在中国报业史上永远留名。

作为解释脉络和议论新闻的“论说性文类”（expository-argumentative genre），梁启超对社论写作提出“公、要、周、适”四原则，突破文言文的窠臼，融合骈语、俚语、外语，笔锋常带感情，自成白话体例，以其所办《新民丛报》为名，曰“新民体”。他强调社论写作必须符合民意、论证严谨：“健全舆论云者，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意思结合，不足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并说：“不健全舆论以瞽相瞽，无补颠扑，以狂监狂，只益于号呶”。约半世纪后，年仅35岁的金庸（查良镛）在《明报》初创时期亲笔撰写数以百万字计的社论，以文革前后几乎每天一篇的社评最具代表性。措词之严厉，一度引起林彪和江青不满却鞭长莫及；早年的《明报》因而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知识分子的报刊，赢得很高的清誉。

入戏的观众：批判作为一种志业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宏（Raymond Aron）长期在报社担任主笔，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以分析社会结构，借着思想介入而改造现实，这个公案早已成为文化界的美谈。我们也不要忘了，马克思（Karl Marx）曾经短暂地当过记者，调查葡萄农人的景况，此举想必曾触动他胸中关怀被剥削者的左翼情怀。美国文学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当过战地记者，这种特殊的经历让一位作家的心灵拥有更大的腹地；甚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也曾以记者为业，成名后还写过引人入胜的报导专书《智利秘密行动》。

这么多新闻人／文化人双璧合一的掌故，叫人何等心响往之！媒体报导公共事务，进而追求社会正义，创造公共利益，身为新闻人，原为尊严而光荣之事。记者信奉冷静客观、平衡报导，呈现事件“真相”，所以通常是不带价值判断的，是故在报社之中，资深记者、撰述委员所撰写的深度报导，或主笔所为文的社论、特稿，也就往往代表了立场的选择，和价值的认同，其中的理论评析，也成为文化思辩、集体追索的痕迹。就此，前《台湾日报》发行人司马文武更以“人的眉毛”来比喻报章社论，尽管作用有限，若摆对位置会有不一样的效果，至少可以改变形象和容貌，累积文字的影响力──如果社论能以理性负责的论述形式履行公共对话之天职，必然能在公共领域的重建工程中展现醒目的示范作用。

而这项工作注定是备尝艰辛的。作为报纸的读者，许多人总不免期待饱学深思、辩证清晰，又能发人所未见的论述出现，就这一点而言，除了娴熟的资料运用、各种社会力系谱的掌握外，我们比较不易在新闻人的笔下目击文采和史观。不知是否因为专业养成下的理性紧箍咒时时上身，通常我们看到的是，笔下不敢有情。报纸作为影响力作为广大的平面媒体，原可为社会文化教养的展示、教育场所，而今功能未见累增，未免还是可惜。此外或囿于篇幅和时效，许多报纸上的文章总一径快攻猛打，无心对议题深挖潜剖。

多年以来，马来西亚中文评论界始终少见一种把文字视为“社会实践载具”的批判：我们有真假参半的内幕，有辛辣的讽刺，有犬儒的嘲笑，甚或有激烈的否定，然而，或许由于基础的意识仍然缺乏，或许对人类仍缺乏同情与关怀，或许对民主精神仍欠理解，这样的氛围显然并不能负担一个民主时代诞生前应有的创造性角色。那么，创造性的评论文字，究竟在现阶段能创造些甚么？

要让这种本土论产生行动判断上的意义，就必须勇敢面对曾经影响这块土地的所有因素。在这个历史累积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浮现的时刻，无论新经济政策、宗教信仰、社会正义或五一三事件，它们扭曲了族群关系，扭曲了宪政体制，扭曲了文化的元素，尤其严重的是扭曲了思考的方式。因此，创造性的社论或政论，不能只是“有意见，没主张”的浮泛之论，也不能单单只关切眼前的体制问题，而是要从最宏观的历史问题，到中程的体制问题，以迄最细腻的民主伦理等均有所注意，而且条理必须一致。于是往往可见，对某个问题是“反威权主义”，而对另一个问题则又是“威权主义”；对某个问题是“小政府主义”，另一个问题明显又是“大政府主义”观点。立场的混淆源自缺乏言论及思想的自由，由于自由的欠缺，自然缺乏了必须长期磨练反思才可能出现的“思想一致性”。其次，由于民主的胎动，民间力量的涌现，既有的社会形式早已不足承载新的社会内容。由“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马来西亚所面临的，其实已到了一个新“典范”（paradigm）取代旧“典范”的时刻，新的“典范”意味着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思考方式，才足以探讨新的问题，在新的视野里活跃。

语言负载思想，范畴决定视野，中文报章的定位及实践，却始终在质报（quality paper）与量报（quantity paper）的十字路口矛盾／摆荡。面对新科技、政经社会文化和量报风行等变局挑战，若不深刻思索、创研、实验与重构，以调查报导、精准新闻等应变方向，以内容上的“深度”优势，对抗网络的“速度”优势，恐怕不够格自诩为“精英办给精英看”或诉求的是“优质的读者”的报纸。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新闻与评论是一份报纸宣传的血肉，社论更如同一面旗帜，决定着报纸的政治面貌；做好了评论工作这一环，就能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把全部报导工作贯串带动起来，因此报纸的评论工作应被看成是其思想定位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点，近来传媒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有意收购的《华尔街日报》、享誉全球的《纽约时报》都是个中翘楚。尤其前者，负责编写社论的全职人员高达40人，他们为《华尔街日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和《华尔街日报欧洲版》编写社论及言论版文章，并负责编纂日刊《华尔街日报》“休闲与艺术”版内容，还为《华尔街日报》周末版提供书评、影评等各类重点评论和“品位”版内容，并为公司运营的“Opinion Journal.com”网站编写社论和言论文章。如此庞大的分工体系才能维持高质量的社论于不坠，与报业龙头《纽约时报》一样深刻影响美国文化界精英。

社论外包＝新型分工＝报格外包？

一般而言，讲求精实专业的中文报业均设有总主笔，其位阶与总编辑、总经理并驾齐驱。总主笔之下，有主笔、撰述员、特约撰述员各若干人，有的报社则设有社论委员会，由主笔、撰述员和社外的专家学者担任委员；总主笔每日会召开社论委员会商讨评论方针，再委由一名委员执笔。在我国报业史上曾有过这么鲜为人知的一段：茅草行动过后，沧海已变桑田，原任主笔的王锦发和黄友因被阻拦、无法重返复刊的《星洲日报》。这段大约两年的主笔“悬空期”，社论由编制外的人士“外包”，创下新页。

冀求经营模式转变的企业为能专注本身的核心技术、降低生产成本、经营弹性等因素，均把外包视为企业工作流程改善的万灵丹，但外包制度若未有详细的评选方法与紧密的控管机制相配合，不仅无法带来正面助益，更会对企业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样的，社论代表一家报社的立场和风格，若缺乏制度化的规划，贸然便宜行事予以“外包”，只会失去理性批判的力量，让中立持平沦为包装取悦消费者和权力当局的“专业惯例”，报格自然摇摇欲坠。

今日所发生的每一件新闻，都是未来的历史；而每一件现在的新闻，都和过去与未来互为文本，相互指涉，这也是新闻同历史一样具鉴往知来的作用。社论等同报纸的心脏，只有“异议”才是保持论述活力唯一可行的策略，可言应言而不言是失时，可言不当、应言不为是失言；一旦位置软化，批判的活力也就消失殆尽。若因驻留在“社论”或“新闻评论”的目光寥寥可数，就天真地断言：报纸新闻对社会变革（或变更）的影响，不在于社论写得多么铿锵有力，而是它对社会冲突性事件的渲染；那么，对文化理想的体会与深耕，对事件抱持的敏感和胆识，甚至是处理新闻如撰写历史的前瞻与谨慎，无疑是一大斫害──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场域，终将化作泡影。遗忘黑格尔的箴言，放弃坚持报格的良知，退守报导的正确与评论的专业，历史的荒谬剧必然周而复始；失却社会公器价值的报纸，不过是为虎作伥的工具，和“无知的载体”（ignorant agent），我们根本不需要偿付这样的代价。

评论背景:

此文章发表在《东方日报》正式宣布阉割社论的前两个月（2007年5月初），文章作者乃负责编辑《东方日报》言论版文章以及撰写社论的报社职员，现已离职。

根椐《独立新闻在线》报道，《东方日报》将从2007年7月1日起推出改革版，除了面积改为小开版之外，目前每天刊出的“社论”也将改为不定期刊出。

马来西亚中文评论界对《东方日报》取消每天刊出社论的做法深表不安及不满，评论人苏铭强就特此撰写了一篇题目为《我的名字叫社论》的短文，哀悼《东方日报》社论的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