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 茅草行动20周年祭: 大领袖及时逃过大逮捕引质疑 小人物遭殃《祖国报》背黑锅

以下文章《大领袖及时逃过大逮捕引质疑 小人物遭殃《祖国报》背黑锅》转载自《当今大马》。

80年代的马来西亚曾经出现一份备受欢迎的马来小报《祖国报》（Watan），该报素以敢于报道其他报纸所没有的政坛内幕消息而著称。

因此，《祖国报》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与华文报《星洲日报》和英文报《星报》一起被吊销出版准证并非出于偶然。

当时的《祖国报》报馆位于吉隆坡的敦依斯迈尔花园<，每期发行量高达6至7万份，由出版多种刊物的土著公司Karangkraf集团所拥有。 这份每周出版两次（周三与周六）的小报在当时的售价是80仙，它被关闭前的最后一期是1987年10月22至30日，标题正是反映当时巫统与马华领袖互相角力的“金狮会晤巫统最高理事会”。

关闭原因迄今仍是谜
对于前《祖国报》记者山苏里（Samsuri Roslan，右图）来说，尽管事情经过了20年，但是该报惨遭关闭背后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相信与当时所报道的政治新闻有关。”

他在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透露，《祖国报》秉持中立报道，不偏向政府或反对党，“当时《祖国报》积极报道两个国阵成员党巫统和马华之间的政治角力”。

“国内的政治气氛突然间热起来，因为当时华人挑起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和教育课题。”

现年47岁的山苏里在1985年开始加入《祖国报》当记者，主要采访国内政治新闻，尤其是马来社会与巫统政治。当时该报的总编辑是菲克里（Fickry Yaakub），新闻编辑则是莫哈末凯鲁因（Khairune Ali）。

巫统与马华进行政治角力

山苏里表示，巫统与马华在1987年突然出现政治角力，后者获得反对党民主行动党的支持。当时涉及的主要领袖是来自巫统的安华、纳吉、莫哈末泰益（Muhamad Muhd Taib）和莫哈末拉玛（Mohamad Rahmat），以及马青总团长李金狮。

“事情在巫统与拉惹慕达路体育馆召开集会时达到高潮，当时马华与行动党也在独立广场附近的庙宇（天后宫）举行集会。”

“纳吉、莫哈末泰益和莫哈末拉玛发表激烈的演讲，现场不断传出马来人万岁的口号，不仅是体育馆爆满，周围的地区也挤满马来人。”

“由华人商人所开的商店早早已关闭，似乎他们早已知道有集会。”

巫统领袖曾保证不关闭却食言

山苏里表示，当时的《祖国报》虽然尽量保持中立，但是却引起朝野双方的不满，巫统最高理事会曾经建议吊销其出版准证；反对党则指该报挑拨离间。

虽然巫统领袖曾经保证，该报能够自由报道而不会被关闭，但是最后事与愿违。首先是该报的编辑被一名巫统国会议员告知，政府即将吊销该报的出版准证，当时报馆高层要求所有职员祈祷，希望不愉快的事件不会发生。

但是，当《星报》和《星洲日报》遭关闭时，《祖国报》的职员已预料该报将步上后尘。

“有一天，武吉阿曼的警官上来报馆与负责人会面，告知关闭的消息，但是却没有告知将关闭多久，之后管理层就要求所有的记者集合转告此事。”

山苏里表示，虽然一些记者被调职到该集团的其他刊物工作，但是大多数记者依然面对失业的窘境，一些甚至被迫到夜市去工作。

因此，他呼吁新闻从业员应该吸取教训，不要轻信政治领袖所许下的承诺。

“在《祖国报》被关闭的事件中，政治领袖信誓旦旦最后却毫无行动，完全无法让人相信。我认为当时《祖国报》是被他们所欺骗了，政府在关闭报馆之前也没有给于任何警告。”

“李金狮似乎受默许挑战马来人”

让山苏里感到不满的是，一些主要挑起课题的政治领袖在茅草行动期间，竟然逃到国外去避难。

“因此我相信有人在幕后策划整个事件，我也感觉到李金狮似乎是受到默许挑战马来人的特权。”

“我认为犯错的人士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只对付那些小人物。”

他也无法了解，为何回教党没有涉及当时的政治纠纷，但该党的两名领袖莫哈末沙布和玛夫兹却也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

总结经验，山苏里认为事件的主因源自于当时的政治领袖争着扮演各自族群的英雄，巫统领袖突显自己为马来人的捍卫者；马华与行动党则要把自己包装成华人的英雄，尤其是在华教课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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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响] “茅草行动”20年感想

以下文章《“茅草行动”20年感想》转载自评论人林猷荃先生的部落格《哗此一生》。

※林猷荃

20年是一段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的岁月。对于个人，20年前身处的位置，或许与今天打不相同。20年前的我，还是一个对于世事毫不理解的中学生。

也正是在20年前的今天，马来西亚历史上恶名昭彰的“茅草行动”掀开序幕：多名朝野政党人士、董教总领导人、社运人士被捕。三家报章被禁。

正如对513事件的诠释，官方对于“茅草行动”的诠释，基本上采取墨鱼政策，并把问题归结于种族关系紧张。然而，更多可靠的史料告诉我们，巫统当时内部的权力斗争，才是根本原因。

由马哈迪为首的A 队以及东姑拉沙里的B 队，在巫统党选的激烈竞争下，使巫统内部严重分裂。对于掌权的马哈迪，虽然在党选当中惊险，巩固本身地位，显然是当时的一大挑战。

巫统藉“茅草行动”转移党争视线

因此，塑造一个马来民族的共同敌人，成了一个政治操作，一个可以用来团结巫统党内，让自身逃脱权力动摇危机的做法。

教育部委派不谙中文的教职员，到华小担任高职，引发华教界，甚至整个华社的不满。当时身为教育部长的安华，态度强硬，不愿妥协。在吉隆坡天后宫召开的由华基执政、反对党以及华教人士参与的大集会，成了巫统政客玩弄种族情绪的借口。

实际上，华人社会对于教育部不公平的举措，表达不满，到底威胁到马来人社会什么地方了？如果说马来社群，在独立初期担心着马来语地位的低落，或许还情有可原。但是，多年过去，马来与已经落实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以及获得政府巨大资源的辅助，其发展不应会有问题。

如果真有问题，那问题肯定也是语言内部发展的问题，肯定与华印小学的存在无关。审视这段历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导致当时局势紧张责任确实在巫统，与其他政党团体个人都无关。

100多位被捕的人士，其实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国家对他们有所亏欠。目前国家机关没有为这些人士平反，显示同样腐朽的政治结构以及文化，依然存在。

“茅草行动”造成华社民权运动式微

然而，“茅草行动”对于国家社会的祸害是巨大，并且是方方面面的。就已华社而言，在历经“茅草行动”后，当年维护华社权益的社会运动，已经渐渐的失去力量。

当年能够与华社站在一起的马华公会，今天在国阵内部的地位，也未见提升；“主仆关系” 的现实，还一再的显现。如果今天再度发生类似当年威胁华教的危机，可以想象，马华公会显然不会在采取当年的措施。

今天马华面对危机的方式，就是系统性的消解华社民间的战斗力，把一些可怜的协商成果，夸大成华社必须万分感激的“收获”；把真正基于民主人权原则的抗争，诋毁为玩弄政治的“反对党伎俩”，或是“少数人的观点”。

多年过去，协商政治的文化已经日益深厚，回避与腐朽权威碰撞的能力，已经日益“成熟”。这其实已经不仅是华基政党当下的运作模式，也是华社团体个人共同习惯的处事方式。

马华如何解读“茅草行动”历史?

“茅草行动”20年，我非常有兴趣知道马华如何解读这段历史。执政党，包括华基政党，如果没有对“茅草行动”进行历史反省，恰恰展露其自我革新基本上还是无望的。对于那些形象清新，刚刚 入党的青年才俊，我们是否可以抱以更大的期许?还是他们会展现党性的世故？且让我们细心观察。

持平而论，协商政治这些年确实换来某些实质的成果，也不能否认某些政党领袖孜孜不倦的协商努力。然而，这些的代价，却是我们始终摆脱不了在马来西亚上空徘徊的“茅草行动”幽灵。

令“茅草行动”得以实行的恶法《内部安全法令》依然存在。当今首相依然捍卫《内部安全法令》存在的必要性。保卫国家稳定安全的法律，固然有存在的必要。然而，这非得要以未经审讯扣留、架空司法功能的形式存在吗？这又非得要以令被扣留者毫无保障，甚至实际上要被警方暴力虐待的形式存在吗？我不相信！

我更相信的是，维护这等恶法的政客，始终还是以自身地位利益为超越一切的考量，不管这外面是用了多少文明以及宗教的包装粉饰。政客心里还是想着：或许有那么一天，《内安法令》可能还是维系权力的最后王牌。

不仅恶法结构仍然存在，种族主义的气焰，这几年也不断狂烧。只要种族政治结构依然，极端分子以牺牲国内少数民族权益方式上位的戏码，就必然不断重演。

马六甲养猪业浩劫，正是印证了：只要种族政治一天不死，周期性的灾难还是会降临于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经文教各领域。

媒体垄断之戕害不亚于“茅草行动”

“茅草行动”的另一伤害，就是对于媒体的伤害，以及对于言论尺度的紧缩。“茅草行动”后的媒体发展，或许不能说全然怪罪于“茅草行动”。收购媒体的政党黑手以及垄断媒体的商人，才是最大的历史罪人。

现实是：今天主流媒体的言论尺度，已经大为紧缩。对于不公待遇的反击，往往要面对“触碰敏感问题”的危险。但为什么强势族群一再通过国家机关掠夺他族合法利益不是敏感，质疑这种做法的言论却是“敏感“呢？

20年过去，我们是否摆脱了“茅草行动”的阴影？答案看来是否定的，尤其是那种短视的政治运作，更可能强化种族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唯一可以乐观的，是年轻一代民主人权意识已经提升。这或许是未来变革的唯一契机。

“茅草行动”20年，本篇文字，献给为国家社会付出沉重代价的各位先辈，也同时献给为民主人权奋斗的新一代，包括邀请我写着篇纪念文字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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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茅草行动改变中文报业生态： 南洋的没落，张晓卿的崛起

以下文章《茅草行动改变中文报业生态： 南洋的没落，张晓卿的崛起》转载自《当今大马》。

※黄凌风

1987年10月28日星期三，《星洲日报》头条新闻打出了这样的标题：“吉祥晃昇等人被扣；包括卡巴星林冠英胡雪邦陈财和”。这则停刊前的最后一篇头条新闻<，是在第一段如此写道：

“多名华教界及政界人士，今天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警方扣留。已经证实在内安法令下遭扣留的人士包括董总主席林晃昇、国会反对党领袖，行动党的林吉祥、卡巴星、胡雪邦、林冠英和郭金福，雪州董联会理事廖忠明、马青副总团长陈财和上议员、农科大学讲师陈嘉庆及国民觉醒运动主席真德拉博士。”

在前首相马哈迪政府於1987年10月27日，展开“茅草行动”扣留了106名异议分子的隔日，多家报章包括《星洲日报》和英文《星报》（The Star）在内，皆以“大逮捕行动”作为头条新闻。

熟料，在新闻出街之后的当天，3家报章即《星报》、《星洲日报》及《祖国报》（Watan）也惨遭当时的内政部吊销出版准证，一直到5个月之后，内政部於隔年3月杪才重新发出出版准证予这3家报章。

内政部曾在1988年3月发布白皮书，宣称上述3家报章“刻意突出敏感课题，为个别族群利益斗争，罔顾对族群和谐、公共秩序及国家安全造成的后果”，因此才被令停刊。

配合今天“茅草行动”20周年纪念，《当今大马》特别访问了曾见证3家报章惨遭关闭的资深媒体人，追溯当时候国内风声鹤唳的情景。

事前毫无征兆，吊销令来得突然

当时在《星洲日报》担任业务总经理的古玉梁回忆说，内政部吊销报馆出版准证的命令来得很突然，令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他表示，虽然当时候曾经传出政治局势非常紧张，但是事前却没有任何征兆，显示报馆将被令停刊。

“事先并不清楚知道（报馆）会被关闭，只是因为政府调派不谙华文教师出任华小高职事件被炒起来后，接着在天后宫（左图）有很大的集会，当时候就有传出气氛很紧张。当然这只是故意制造出来的，真正的情况是巫统本身发生问题，因此才借题发挥。”

“虽然听说外面气氛很紧张，但是也没有想到政府会来这一招，把报馆关掉。那一道令下来时，我们都满天星斗，必须马上停止印刷。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关闭只是暂时性的，但是没有想到过后却拖得很久。”

曾以为报馆高层将名列扣留名单

古玉梁指出，当时候在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报馆高层未曾想过会被令停刊；相反地他们反担忧报馆负责人，会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

“当时我们的担忧是，报馆负责人会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包括当时的《星洲日报》总编辑刘鉴铨（右图）等人，报馆担心他已名列被扣留的名单上。”

“不过，在发生事件时，刘鉴铨身在印尼巴厘岛出席一项新闻界会议。我们接到消息后，就马上通知他回来。当时报馆还有一些人担心，他会在一下机就在机场被扣留。但是到后来，并没有任何人被对付。”

他说，除了当时候签发吊销令的前首相马哈迪之外，没有人知道为何上述3家报馆被令停刊的真正原因。

古玉梁纵横报业40年，曾任《星洲日报》、香港明报集团、南洋报业要职以及启德行的（《东方日报》与《诗华日报》业主）的传媒顾问。

敢怒敢言或是《星洲》受对付主因

不过，古玉梁（左图）分析说，《星洲日报》当时被令停刊的几个原因，可能包括：

1）财务出现问题的《星洲日报》刚好被银行接管，在所有中文报里头，属于内部情况最糟糕的一家。相信政府或认为选择对付经营欠佳的报馆，以减少外面的指责。

槟城商人林庆金是在1982年8月从胡文虎兄弟家族手中，收购了《星洲日报》。但是，由于管理欠佳导致《星洲日报》最终被主要债权人——合众银行援引所签订的信贷合约条款接管。

2）当时候以文教为主的《星洲日报》给人的印象是比较中立和敢怒敢言的报章，似乎在言论上敢替华社发言，因此这可能是《星洲日报》受到对付的另一个原因。

《祖国报》销量一度超越《前锋报》

至于《星报》和《祖国报》方面，古玉梁表示，当时候英文《星报》的财务情况也不是很好，发行量与《新海峡时报》势均力敌。两者的市场占有率基本上是一比一。

“但是，这两家英文报章的背景却大不一样，《新海峡时报》当时是通过巫统投资臂膀直接控制，算是自己的报章。如果巫统要拿一家英文报陪衬的话，没有理由拿自己的《新海峡时报》当替死鬼。《星报》当时的股权还是以马华占大多数，反正是马华的，不是巫统的。”

他继称，当时每逢周二和周六出版的《祖国报》（右图）在所有马来刊物中，是属于比较具有批判性的报章，而且其销售量很好，甚至一度超越《马来西亚前锋报》，因此在马来社群的影响力已慢慢超越《马来西亚前锋报》，对当局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此外，前最高法院院长沙烈阿巴斯也曾在《司法求救》（May Day for Justice）一书中提到，於1987年10月28日被勒令停刊的英文《星报》，虽然在1988年3月26日复刊时打出“我们回来了！”（WE'RE BACK）的大标题，“但是大家都发现，它已不再是1987年10月间的《星报》了”。

停刊日子难熬，员工薪金减半再减

古玉梁表示，在报馆被令吊销出版准证后，报馆高层认为这只是短暂性而已，政府迟早会重新发出准证，因此银行接管人也不敢贸贸然将《星洲日报》关门大吉，但是停刊的日子却过得非常艰难。

“报馆被关闭后，员工感到非常紧张。本来报馆的经济情况已经很糟糕，出粮也不准时，高层人员的薪水也被拖延。如今再被停刊，大家就惊慌失措。停刊的首两个月，接管人照样发出薪水给员工。但是，第三个月开始就逐步减少到一半。在最后一个月即3月份时，只减少至四分之一。”

他说，在《星洲日报》停刊期间，报馆高层曾经找过多名著名商家洽谈，以便购买该报，包括已故林梧桐和郭鹤年。但是这些商业大亨都不愿牵涉在媒体行业。最后，由前商联会总会长黄文彬推荐同样来自砂拉越的木材大亨张晓卿，后者最终同意收购《星洲日报》。

他表示，内政部於1988年3月底重新发出准证予3家报馆，但是《星洲日报》并没有像《星报》般立即复刊，因为张晓卿与银行之间的买卖交易还没完成。

“等买卖交易完成后，他还要处理员工的问题。因此，《星洲日报》拖到4月8日才复刊，比星报迟了整10天。”

《星洲日报》塞翁失马，获华社同情

古玉梁认为，茅草行动改变了中文报业原本的生态，因为在茅草行动之前，中文报业是由《南洋商报》一枝独秀，《中国报》也趁着《星洲日报》停刊期间重新出发。

但是在茅草行动遭到对付的《星洲日报》却塞翁失马，获得华社普遍上的同情，加上报馆在易主后重新振作，这导致该报在短短两、三年内，就超越了过后接二连三爆发内部问题的《南洋商报》，形成了张晓卿崛起成为马来西亚报业大亨的契机。

古玉梁说，“从现在来看，中文媒体业在茅草行动的得益者是张晓卿，如果没有茅草行动，张晓卿（左图）也不会进入报界。今天中文报业形势，可能还是以《南洋商报》领先”。

张 晓卿也是星洲媒体集团和明报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主席，他所控制的Ezywood Options私人有限公司于去年10月17日从马华公会的手中收购21.2%南洋报业控股而崛起成为最大的股东。目前这3家媒体集团正进行合并计划，以 便统揽大马四大中文报章在同一屋檐下，建立其中一家最大的全球中文媒体集团。

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的举动，曾掀起一股反对中文报业被垄断的黄丝带运动，出现百名星洲学记在网络上连署反垄断宣言；以及大专青年们在《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新山、槟城等地办事处举行“反对媒体垄断”的静坐请愿。

新闻界一滩死水，报章不再敢怒敢言

古玉梁形容，茅草行动发生后，所有报馆的老板都心惊胆战，此事对报馆业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影响。

他感叹的说，经过茅草行动的冲击，中文报章已不再真正替华社讲话，其水平慢慢的滑落下来。

“今日的新闻界是一池死水，尽管拥有很多外在的限制性法令，但是新闻从业员本身也在堕落，尤其是在报馆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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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争言论自由 推民主改革－－WAMI的任务与实践

以下文章《争言论自由 推民主改革－－WAMI的任务与实践》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

无国界记者报告近日公布马来西亚新闻自由排行暴跌32名，反映政府近年屡屡压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事实。再者近期又闻悉南洋报业酝酿内部大整合，《中国报》行政及编采部可能全面迁移到《南洋商报》总社，可能是落实明年二月媒体大亨张晓卿旗下三大媒体集团：星洲媒体集团、南洋报业控股与香港明报集团的大合并计划。这均显示，国内言论与新闻自由陷入政治高压与单一财团垄断资讯的巨大危机，民主空间受到压缩，削弱了50年前国家独立的意义。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过去不懈反对政商垄断媒体，早就意识到上述危机。如今面对当下情势，我们有必要整装队伍，厘清我们的理想、任务与实践，以便做好未来工作的准备。我们有以下看法：

一、WAMI过去反对政商垄断媒体，提出了罢写四大家中文媒体，这其实只是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一部分议程，WAMI已经继续前进提出关注国家压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议程，主张废除《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订定公平交易法，保障市场自由竞争，这都离不开WAMI倡议的“自由”与“竞争”两大原则。我们认为须要强化的工作就是，把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跟广大政治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让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成为鼓动社会开放与进步的催化剂。

二、WAMI既崇尚“自由”与“竞争” ，便自然尊重个人选择，并相信个人在本身能力范围内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和责任。在罢写问题上，作为罢写行动、528黄丝带运动的载具，WAMI坚持在政商垄断解除前继续罢写四报的必要性，但从不否定任何个人中止罢写的自由，只当作自动放弃会籍。一方面，每个人怀抱不同的价值、面对不同的情境，唯有本身才知道什么是其最佳选择。另一方面，争取言论与资讯自由，在每个岗位都可以做，每个人也都应该做。WAMI不是宗派团体，没有自身的特定利益，而是关注普遍的言论与新闻自由权利。这是不管哪个团体都能分享的共同价值。因此，WAMI自然从来未曾敌视留在或回去四家大报服务的朋友，反而期望能够和他们通力合作，殊途同归地为公众争取更多言论自由、民主空间。当2005年与2006年《中国报》、《光明日报》受到国家打压时，马华公会—星洲集团装聋作哑，WAMI却和其他同道声讨暴政。那一天如果《星洲日报》不幸受害，WAMI也必然会站在第一线维护。

三、面对时下的热点课题：司法改革、选举改革、反腐败，我们都愿意表明予以最大的支持。WAMI 深知言论与资讯自由是公民与政治自由的子项，是公民享有的普世权利；因此断不能只谈媒体而不论政治民主的问题；也不能划华社之地自限，看不到巫统专制统治下的其他受害者和反抗力量。在528四周年时，WAMI检视本身核心价值，即提出：

528运动“反对政党控制”与“反对财团垄断”两个目标，所争者，自由与竞争也。自由是公民生活的根本，使之免于国家或私人的压迫，使之可以合理追求生命所欲。没有自由，文明便停滞不前，政治也暴虐不仁。深明政治寡头控制之苦，华人/中文社群早在独立初期力争公民的文化与经济自由。然而，“自由”来自“选择”；而“选择”不独来自多元的“需要”，更来自多元的“供给”；而“供给”唯有在 “竞争”下才会多元。因此，“竞争”不只是“自由”的结果，同时也是“自由”的必需条件。马来西亚公民社会在八十年代提出“两线制”，正是体认到唯有政治竞争才能促进自由。放诸马来西亚公民社会发展史，528运动的脉络与座标立即清晰可见。（《后528的媒体自由战略与任务》，2006-05-28）

四、近年政府频频传出丑闻，审计风暴、司法舞弊、警察贪污，新闻部长不堪事故连连，频频大发厥词，抨击新闻自由。而“茅草行动”即将满20周年，而《内安法令》犹在，种种压迫性体制均纹风不动。贪污腐败日益严重，民生困难，大道路费以及百物价格上涨，令人民怨声载道。这都可归因于制度性腐败，包括选举制度与过程的不民主，致使政党未能有效竞争、当政者胆敢藐视民意。公民社会因此需加大力度继续推进自由民主的落实。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号召公众，于11月10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在独立广场聚会，争取选举改革，“抢救马来西亚”。此次聚会的象征颜色为黄色－－公民抗议的普世性代表色，也恰好是黄丝带运动的颜色。作为BERSIH一员，WAMI号召所有追求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同道，当天一起佩戴黄丝带，表达我们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立于2001年“528报变”期间，立意维护和拓展国内的言论与资讯自由以及媒体独立，並增进撰稿人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本组织网站为：http://www.wami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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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采访权”这概念值得商榷

以下文章《“采访权”这概念值得商榷》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黄业华

此文乃是作者针对《捍卫记者的采访权》一文的回应

采访、选稿、审阅、排版、校对都是新闻作业的步骤，说整个编采过程不受干预，即使说有“自由报导的权利”，媒体因此享有“新闻自由”。但如果说每个步骤都是一项权利，是相当怪异的，“采访权”、“选稿权”、“审阅权”、“排版权”、“校对权”，这种说法没太大意义。只要是编采过程中受到政治干预，都算侵害新闻自由，否定自由报导的权利。

公共人物不接受采访，算不算政治干预？甲议员不回答问题，记者可以写“甲拒绝回答某课题的提问”，向公众曝露甲议员不负责任的一面；若甲议员打电话恐吓报馆编辑不准刊登该篇新闻， 面对恶法的威胁，编辑连写出“甲阻止我报刊登某课题的新闻”都做不到。

浅见认为，前者不算政治干预，记者还可以自由报导，曝露甲议员的低素质。除非甲对记者说：“你不准采访这个新闻”，干预才能成立。后者无疑是政治干预，也恰恰是大马新闻界最常遇到的问题。

在《捍》文的语境，采访权是新闻自由的要素。以逻辑如此推论，捍卫新闻自由，就要捍卫采访权，要捍卫采访权，受访者就必须接受访问。所以，受访者必须接受访问，才算维护新闻自由。但是《捍》文之后写道“……能否让对方自愿接受采访，便要看记者的专业技术水平。”设若采访权是种权利，却可以“专业技术”解决，那么“捍卫记者的采访权”的命题还有什么意义？

权利需要被捍卫，因为有侵害权利的客体存在。若捍卫权利不是抗拒侵害，消除客体的侵害性，而是改变自己，顺应局势，变得更圆滑更有技术，那和捍卫权利的意义相差何止千里。

而捍卫权利到最后怎么都变成新闻工作者自己的问题了？素质不佳、缺乏揭露性报道的技术培训、不懂做研究分析、没有聆听公众意见、很少办研讨会、依赖政府资讯等等。新闻自由权利的侵害者去了哪里？把问题归咎新闻工作者，而对侵害者视而不见，是“自我犯罪化”(Self-criminalize)。

作者提出的几个“捍卫记者的采访权”的建议是（一）提升编采人员素质，媒体业者为记者定期接受专业培训；（二）媒体业者与学界合作推动媒体识读课程，设定新闻与节目内容评议方法；（三）碍于恶法，主流媒体可把课题证据和情报“外流”给另类媒体。

《捍》文全篇都在逃避政治。马来西亚新闻自由最大的问题，乃是政府以种种恶法限制媒体的自由报导，《出版与印刷法令》、《官方机密法令》、《煽动法令》等等。谈论维护新闻自由却忽略政治批判是不可能的，新闻工作者尤其应该直视政治制度的匮缺，提出改进制度的积极建议。

只要没有压制性法令的存在，揭露性报导肯定大行其道，在自由的空气中记者素质和媒体文化肯定会有很大的跃进。也并非说一定要完全废除压制性法令才来谈记者素质，但威权政治紧缩言论空间是主要原因。

即使要提升记者素质，不用怎么培训，只要编采人员坐下一起学习《太阳报》的揭露性报导，以中文报记者编辑的能力岂是问题？为与不为罢了。只有愿意思考，有突围的决心，才算是“与公众忧戚与共，创建新时代的公共价值与效益，成为一个更可信的媒体”

第三点建议是不可取的，主流媒体碍于恶法，可以把维护新闻自由的义务推给另类媒体，难道另类媒体设于云端，完全不受当局控制与对付？近来网络干预越来越频密，异议媒体会不会步陈仁义和拉惹佩特拉后尘，还是难说。这种责任旁落的逃避心态应该被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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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南洋报业酝酿编采印刷大整合 《中国报》或年杪迁至灵总社

以下文章《南洋报业酝酿编采印刷大整合 <中国报>或年杪迁至灵总社》转载自《当今大马》。

※黄凌风

消息透露，南洋报业控股目前正在酝酿内部大整合，准备赶在今年杪或明年初把现位于吉隆坡孟沙路的《中国报》行政及编采部，全面迁移到八打灵再也的《南洋商报》总社。

据悉，南洋报业控股的内部整合，可能是要配合将在明年2月落实的张晓卿旗下三大媒体集团：星洲媒体集团、南洋报业控股与香港明报集团的大合并计划。

消息说，南洋报业集团於最近数个月来已把部分的《南洋商报》和《中国报》的印刷部，先后搬至位于吉隆坡陈秀莲路的印刷厂，整个迁移工作估计将在明年初完成。

目前位于八打灵再也的《南洋商报》总社的印刷厂也正在进行装修工作，以便让《中国报》行政及编采部能够迁入这栋俗称为“工业楼”的印刷厂，顺利完成第二阶段的整合工作。

报馆员工至今只获口头通知

《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员工至今只是获得上司的口头通知此事，至今尚未获得任何来自资方的正式通告，告知他们将在何时搬迁。

据了解，由于不少员工担心在《中国报》员工迁入《南洋商报》总社后会引起泊车位不足的问题，馆方已经在左邻租借一块地皮供员工泊车之用。也有一些《中国报》员工则顾忌到要迁往较远的八打灵再也上班，因而可能被迫搬家。

根据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沈赛芬之前披露，星洲媒体与南洋报业董事部已成立协调委员会，探讨整合所带来的协同效应。她说，尽管两个集团旗下报章的编辑部仍保持独立，但其他部门有一些可能出现重叠。她指出，由协调委员会成立的各小组将研究合并后的协同效应，然后加以落实。

借鉴新加坡报业控股的经验

此外，更有媒体界人士分析，南洋报业集团执行主席梁棋祥（左图）与主管编务的执行董事兼《南洋商报》总编辑钟天祥於今年7月间礼貌拜会新加坡报业控股，目的不外是要借鉴这家“在一个屋檐下，获得授权以四种官方语言出版13份报章和70份期刊”的新加坡媒体集团的经验，以更顺畅地进行内部整合。

消息担心，在南洋报业控股内部整合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将是员工的利益，因为它将涉及种种的节省成本、减少员工和提高利润的计划。

一名要求匿名的南洋报业控股职员就指出，“相信在（3个集团）大合并前是不会裁员，但是在大合并之后就不知道了”。

脱售黄金地段，图转亏为盈？

另外还有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传出说，南洋报业控股也有计划把位于孟沙的《中国报》现址的地段（右图）脱手出售。

不过，若此事属实，另一名南洋报业控股老臣子就指出，藉报业控股的内部大整合，匆忙出售这块《中国报》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可说是属于一种变相脱售南洋报业资产的举动。他质疑，这一切或与南洋报业控股试图把本身帐目“转亏为盈”有关。

根据报道，梁棋祥曾披露，该公司已采取削减与控制成本的措施，若无不可预见的情况发生，预料2008财政年可转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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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大马的新闻自由排名历来最差 首相比前任更开明誓言成败笔

以下文章《大马的新闻自由排名历来最差 首相比前任更开明誓言成败笔》转载自《当今大马》。

在无疆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最新公布的《2007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大马创下两项“最糟糕”的记录，即排名暴跌32位。除了从去年的第92名跌至第124名外，这也是有关的指数自2002年首次出炉以来，大马历来最差的排名。

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指出，比起去年的指数，大马是169个国家当中，其排名在今年下跌得最严重的5个国家之一。

若不听媒体人民真话，排名会更糟

“如果首相不要听（媒体及人民）真话的惊人发展也被考虑，大马今年的排名会更糟。”

《当今大马》曾独家报道说，新闻部长再努丁（左图）曾在上周三召见国内各媒体的编采高层时，训示说首相阿都拉在2004年上台的“听真话”及透明度承诺，并不适用于媒体。再努丁表示，首相此番言论其实是说给政府内部官员和国阵成员党听的，以便在内阁会议上坦诚提出讨论，而不是要通过报章和媒体上公开大肆报道。

也是民主行动党怡保东区国会议员的林吉祥质疑，由于首相阿都拉曾誓言要比前任政府更尊重新闻自由，国人能否期望他对大马在今年的惊人糟糕排名作出回应？

“新闻自由指数排名遭重挫，加长了大马在独立50周年时所面对的多项败笔清单，因此在国人对国家取得的一些成就引以为荣的同时，国人更应关注国家的许多败笔。”

在过去6年里，大马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一般很差：

无疆界记者组织的历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大马排名）
2002 - 110 (139国家当中)
2003 - 104 (166)
2004 - 122 (167)
2005 - 113 (167)
2006 - 92 (168)
2007 - 124 (169)

《新海峡时报》报喜不报忧只字不提

犹记得大马在去年的排名上升21位，从2005年的第113名，升至2006年的第92名时，《《新海峡时报》》马上大事作出以下的报道：

“这是这个监督全球媒体自由的组织自2002年首度推出其排名指数以来，大马获得的最佳排名，大马在2002年时的排名是110。其实，这是大马的排名首次超越所有东协成员国。去年，我们居第4，而前年则居第5。”

但是，林吉祥却批评《新海峡时报》在大马排名暴跌时却“报喜不报忧”，只字不提昨天公布的无疆界记者组织之2007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更遑论报导大马排名暴跌及排名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

“大马今年不能宣称排名比其他东协国家强，因为我国已落在柬埔寨（85）及印尼（100）之后，而且在亚太区方面，大马的排名不如台湾（32）、日本（37）、韩国（39）、香港（61）、东帝汶（94）、不丹（116）及印度（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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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首相听真话”不适用于媒体 再努丁：直播巫统大会是大错

以下文章《“首相听真话”不适用于媒体 再努丁：直播巫统大会是大错》转载自《当今大马》。

※黄凌风

新闻部长再努丁本周三召见主流媒体编采高层，指示媒体勿过度渲染负面新闻，更表示首相发出的听真话及透明度承诺
，并不适用于媒体。

再努丁是在大马电台与电视台总部（RTM），召见各报章、电视台和《马新社》等高层进行约一小时的会面。

政府最近动作频频，本周内一连两天安排高官召见各主流媒体编采高层，“劝告”媒体别只“报忧不报喜”以及渲染太多负面新闻。

继再努丁之后，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也於昨日召见各主流媒体高层及记者，以汇报《2006年国家总稽查司报告》引起的议论，并且要求传媒应多报道正面的新闻。

受首相指示“不时召见媒体”

根据消息转述，再努丁（左图）劈头就告诉媒体，他已获得首相阿都拉的指示，以便在日后不时召见各媒体决策人，针对各种国家课题给予劝告。

不过，他强调，他会见媒体只是给予劝告，而不是警告。

接着，再努丁强调，虽然首相阿都拉自上任后宣布要听真话和秉持透明度的作业，但是首相此言是说给政府内部和国阵成员党听的，以便在内阁会议上坦诚提出讨论，而不是要通过报章和媒体上公开大肆报道，因为一些课题是非常敏感的。

他说，内阁经常都密切关注媒体的报道，发现媒体有时候会误解首相的谈话。但是，他并没有详细指出，究竟首相哪方面的谈话受到误解。

点名两电视台玩弄种族课题

再努丁更点名两家私营电视台，警告不要玩弄种族课题的新闻，并表示以前的报章从来不会以种族角度报道新闻，但是现在的报章“不是在卖报纸，而是卖种族”。

他也重提513种族冲突事件，提醒媒体若继续玩弄种族课题将会引起种族暴动。

他把人民对警方办事能力没有信心，归咎於媒体的负面报道和舆论，同时要求媒体给予警方公平的报道，因为警方并非完全没有破案。

日后不会现场直播巫统大会

针对去年巫统代表大会出现种族极端言论，再努丁坦言，去年的现场直播“是一个大错误”，并表示日后将不会再现场直播巫统大会的辩论环节。

此外，《星洲日报》今日报道，上个月的巫统最高理事会议，已经一致决定取消直播下月初的巫统大会中央代表辩论过程。

报道表示，新闻部去年首次直播巫统大会开会过程，没料到代表们“坦率”的言论竟掀起风波。巫统宣传主任莫哈末泰益证实此事，并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大马人还没有做好聆听“坦率谈话”的准备。

斥司法影片报道对林甘未审先判

再努丁也要求报章不要在一些课题发生后，为了争取更高的销售量而随着其他报章跟风炒作。

他也谴责反对党不负责任，经常挑出许多课题，但是如果政府一一对这些课题做出回应，那将等于是被反对党玩弄于股掌上。

他以“林甘影片”为例，指责媒体先入为主和未审先判，一开始就认定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所揭露的8分钟司法影片中的谈话人物，就是著名律师VK林甘。

“真正的记者不应该引述部落客”

他也提到部落客的问题，表示奉行专业新闻操守的主流媒体，不应该转载或引述部落格的文章。

“他们是公民记者，如果你引用他们的部落格，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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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报章吹起了一阵“苹果”风

以下文章《报章吹起了一阵“苹果”风》转载自《当今大马》。

※王慧仪

近期报章在报道神棍色情裸照案上不约而同的在封面，刊登了几张神棍狎玩女童以及信徒的裸照。虽然照片打了马赛克
，但是还是让人觉得恶心连连，引起读者议论纷纷。当我们随着新闻报道把焦点放在案件身上的时候，是否冷静的想想，今天报章新闻报道手法是否也有问题呢？！

防守新闻伦理的底线

从例如；小盈瀛案件-媒体未审先判、妻子遭女佣杀害——先生上头版、18岁妈妈被控虐死女儿——侵犯私隐详细列出个人资料、努琳案件——变态手法奸杀幼童、甲洞双尸案——治安问题归咎黑人、慧仪换心——爱心社会赚人热泪，到今天的神棍课题-色情裸照连连刊。

这些新闻都是近期头版刊登，除了头版封面、醒目的位子，大标题，色彩大照片更是引人注目，新闻内容的想象情节，加上描述形容无不牵动读者的情绪。除此之外，我们的媒体也很喜欢扮演到的大师，在案件黑没有审判的时候就有意无意的引导读者，在新闻内容报道上就让人觉得嫌犯就有罪。这种手法有炒作新闻之嫌，连日的刊登加上案件戏剧性的描写使新闻变得耸动起来，让读者犹如看着高潮迭起的连续剧一样。庸俗、趣味、色情、暴力的新闻报道，只不过是充分的利用读者的好奇心与偷窥的心理，来卖新闻。

苹果的开始—图像化，娱乐化

其实从媒体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候，在一旁的漫画事件图就已经开始了新闻图像化，留下不少联想的空间，比起纯文字的报道，图像更富有吸引力。虽然只是漫画的描绘图，这有可能是报馆要读者更方便，更有效地了解事件的发展和经过，但是将会培养读者在纸上寻求视觉上的刺激，养坏了读者的口味。今天报章新闻变成追求悲怜、震撼人心、色情、夸张，突现冲突性的新闻照片，对嫌犯穷追不舍。

这一次神棍新闻的处理，开始爆发出报章对低俗、趣味、色情、等的欲望。完全符合苹果的 “腥、色、辣、暴力”。报章不断的刊登神棍自己本身拍下的信徒裸照、猥琐的照片，让整个新闻充满黄色的味道。本来这则新闻以文字描述是没什么的，但是它就是由他的冲突性，再加上照片就是当天新闻的卖点。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持续的神棍欺骗案件报道，在内容上更喜欢加上神棍如何非礼或性侵犯的情节，让人读了觉得气愤。除此之外，报章更喜欢在报道上强调种族。在事件开始时，记者何读者都以为该神棍是华裔，之后猜测是印裔，最后警方宣布该名神棍实际身份是巫裔。这比起之前两者更有卖点和震撼力，如此一来，报纸又可以继续炒热该议题。

“新闻不这样做，很难做？”

在就读媒体研究的时候，有一门课就是我们学生有机会出版实习报纸，以报道社区新闻为主。我们这一代接触的都是娱乐化的媒体，无论电台、电视综艺节目、娱乐杂志、报章等，这样的环境让我们以为媒体就是要这样做。但是从接触做新闻的过程和经验，虽然有新闻压力，但是在选题上，报道方式，角度还是有很多可以做。我们要中立客观，坚持社会正义；还是选择暴力、低俗、煽情来取得市场，这回到去还是选择要怎样做的问题。

今天的新闻报章是否依然为读者提高读者思想水平，报道和分析全面的社会与政治局势还是以哗众取宠的新闻为主。无可否认，冷新闻与热新闻、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两者相比之下，后者对报馆的矛盾性来的比较小，尤其在我国报馆面对各种媒体法令的限制和威胁，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踩到国安部定下的地雷。由此一来，报道社会性新闻就属于安全得多，也更容易获得读者的注意。

神棍的新闻本来就冲突性很高，由一位宗教人物竟然做出违反道德行为，这对于媒体报章来说，符合“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既然这则新闻符合新闻价值，为什么还要花费力气在这里提呢？是希望读者在一边骂一变读新闻的时候，可以冷静地关注我们本地报章的走向。接下来这股风还会不会慢慢的吹进报馆里面，继续进军媒体的庸俗，还是报纸可以自觉近期以来的报道手法问题，就算不小心跌进庸俗的陷阱，还是能够把持住底线，重新回到新闻伦理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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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捍卫记者的采访权

以下文章《捍卫记者的采访权》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陈彦妮

做媒体这一行的人都普遍认同，新闻自由是全民共享的权利；而记者的职责就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追查和展现影响大众的事态，保障他们获得足够的资讯。

所以，如果记者处理公众关注的题材时没有做到不偏不倚，在论述实情的观点呈现上求取平衡，那么该报道无法达到“客观、全面及平衡报道”的新闻专业标准。

记者普遍上有自由选择采访对象和采访方式，自主的调查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权利；但是，采访一旦建立在强迫的基础上，例如受访者（尤其是当权派）如果敌视媒体而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那么记者即使拿出麦克风，也不会让对方正眼瞧你一眼。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让对方自愿接受采访，便要看记者的专业技术水平。

或许一些人会认为，记者一出示记者证就有了采访权，可以让熟悉的、陌生的、有权的或没权的受访者开口说话，让他们自由采集民间言论，以达到向大众传播新闻的目的，事实却不尽然。

当较有权势的受访者面对记者比较直接或犀利的问题时，记者经常会得到这样的回应：“我不愿置评”，“我没有察觉到有这回事”，“你的问题存有偏见，我拒绝回应！”

尽管记者明知道一些官员在逃避责任，但是，那又怎样？记者可以生气的说：他们明明是受公民委托服务于公民的呀，怎么可以不合作不接受采访？现实是，政府官员就是可以用各种理由（忙开会，还在调查啦，出国啦，资料不足啦）而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让记者查阅部门相关文件，拒绝开门让记者向专职人员了解政策，请问身为记者的你，能奈他如何？

在制作揭露性报道的过程中，我们都希望能尽力对论题和事件作全面、公正和敏感的探讨。让被指责渎职的当权派也有相等的机会反驳与回应。因此，即使到截稿前，我们还未得到被指责那方的回应，我们也会尽可能把之前做过的约访努力，例如约访信件往来，官员拒绝回应的理由和相关证据播出街，让观众自己来判断是非和权力之间的矛盾。除了坚守平衡与公正的原则，更大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让该负责的政府单位感到舆论的压力，负起该负的责任，以弥补任何政策执行上的纰漏。

媒体老板不投资编采培训

当我看见一些不持平或不断使用“激化”（hyping）的手法来做揭露性报道时，我心中有很多疑问。到底这样不公正，没有突出多方论调的报道会否误导阅听人？受众看了类似将事情尖锐化、矛盾化和突显化的报道后会有什么感受？那到底媒体是要重冲突与异常事件，抑或是与公众忧戚与共？如何在未来创建新时代的公共价值与效益，成为一个更可信的媒体？

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媒体工作者交流时，我才了解到，原来各国记者几乎都缺乏揭露性报道的技术培训，也不懂得如何做研究和分析资料。追根究底，我们都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媒体老板都不愿多投资在编采人员的培训上，不只不培训不约束员工，反而为了不开罪和惊动权贵和利益机构，而向记者施压，自律自然难以实现。

很多时候，记者几乎是自己炒作课题, 而这些报道是否攸关公众利益、是否以社会福祉为重则不太重要。媒体很少定期召开公众讲座及研讨会，聆听公众意见，要求公众参与新闻或节目制作或提供报道素材和揭露性课题的情报。这么一来，媒体根本无法与受众产生更多的互动，更不可能性发现被压制的声音，成为人民的喉舌。

一般政府官员和记者互动时，总会了解政府的消息，合乎冲突性、显著性和时效性的新闻价值规范，让记者在“追新闻”的过程中，变得尤其被动；在太过依赖并采用政府讯息之时，少了求证和延伸挖掘真相的魄力与勇气。

与学界合作推动媒体识读

所以，捍卫记者采访权需要新闻工作者不断探索与实践，编采部人员自身的素质与修养需要不断提升。我认为，媒体有必要成立一个队伍，筹划如何提升专业素质，并要求所有记者定期接受专业培训。

除此之外，马来西亚主流媒体也需要与学界和专业团体合作，开发资源，尤其是推动传媒教育如举办媒体识读课程，以共同研究，设定新闻与节目内容评议方法，并定期跟进，力求改善。

当然，在政府官员可以通过他们的权限掌控媒体特征态势下，我更觉得另类媒介的存在，只有好处；如果主流媒体和学界、专业团体和社会组织及网络媒体间能更多的交流合作，相互促进与补充，肯定能更好地为受众服务。

如果主流媒体基于恶法的限制和政商利益团体的施压而无法独立于任何派别，完整呈现事实真相；如果记者基于上头的施压，无法对不公义的工作任务说“不”，无法就道德良心有关事务提出异议，那么，把掌握到的揭露性课题证据和情报“外流”给其他可信赖的另类媒体据实报道，有何不可？

这么一来，滥权腐败的官员可以受到公众的监督，网络论坛实际上也起着“解压”的作用，让受压迫者提供了说话的平台，建构公平社会。主流媒体工作者一方面加强了公众的舆论监督，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在内的公众提供话语权。

陈彦妮毕业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传播学院，曾任职于ntv7新闻组及时事节目组，担任时事调查节目《追踪档案》主播，目前修读新闻系硕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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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变态正义更恐怖

以下文章《变态正义更恐怖》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林宏祥

独立50周年，马来西亚在9月16日黯然度过自己尴尬的44岁生日，却在翌日早晨接获一具灰色的女童裸尸。布满淤痕的外肤裹着剧裂的内脏，尸体私处与肛门有黄瓜茄子的残渣烂汁……

那一刻，我只知道，要形容罪犯的行为，和形容自己的心情一样困难；接下来的日子，其实并没有说服我，这具灰色的尸体，已是我们所承受的恶劣之极。

一个8分钟26秒的短片公诸于世，正义的底线随语调的分贝波动扭拗，通话时间越长、司法威信越少；瓜拉登嘉楼便衣警察把实弹射在行使集会自由的人民胸膛上，报章只顾着把“有人焚烧国旗”的图片挤到最前最大，是非找不到版位；国家总稽查司报告揭开政府部门内发酸发臭的贪污脓包，人民皱起眉头，捏着鼻子绕着走开了；拿督头衔顶在前头的教授抓起袖子，又在校园内向大专生示范最坏的民主选举……

“这是最变态的罪行！”、“这是最残忍的手段！”、“这是最荒谬的内阁决定！”、“这是最肮脏的选举！”、“这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比当下更危险的情况中！”……

政治人物、大专生、社团领袖、评论人、社会工作者，每一天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呢喃、牢骚、嘶叫、呐喊。专栏作者披着夜雨晨风缝织文字、专业辅导师每周风雨无阻为社会写信；报社设沟通平台与读者互动、记者不吐不快、编辑有话直说……

最后，报纸干脆用刺红的字眼，在封面打出四个大大的方块字：人神共愤。

社会终究没有因“人神共愤”而停止败坏。知识份子无从理解，何以每日在报章上堆砌的文字，扩散到百万读者群中，竟然没有酝酿成一股改变社会的力量，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或至少为社会指引“善”的方向，而是越写越觉无力感的沮丧？

知识份子摧毁社会价值

“人的心理会生病，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在成长中缺乏民主的滋养。

当人长期处在被排拒、被打压、被扭曲、被矮化、被限制的生活现实里，他/她的潜能与人格发展必然受到局限，而心理或精神问题之症状，也将伴随而来。生命，势必也无从获得开拓。”

－－张碧芳，《我看欧阳文风》，序二

我无意奚落、贬低任何人在能力、选择的范畴内，为本身的信念耕耘与付出。我更情愿相信人是向善的，诚如我更愿意相信虐待八岁女童至死的犯人是病人。我会这样认为，即使最残酷的“施暴者”，追根究底都还是这个“体制”榨压出来的受害者。排拒、打压、扭曲、矮化、限制……，透过拔剑出鞘的政客、水炮催泪弹警棍、历史教科书和媒体、“少数民族”论、违反法治精神的法令等等等形式与面貌，具体地现形在每一个马来西亚人的生活里。

知识份子不可能看不到，排拒、打压、扭曲、矮化、限制的背后，是一个反智、反民主、反人性的工程，由自卑又自大的政权一手包办，其产物是社会秩序的崩溃与乱象。每一天，打劫、掠夺、强奸、谋杀在各个角落组成任选的配套－－劫奸、奸杀、掠杀，占据了整份报纸价格最高的版位。

然而，知识份子批判压制却投身启动压制轮轴的政权，或至少成为轮轴翻转时的润滑油，则是对社会价值的摧毁与瓦解。原本看到“缺乏民主的滋养”之眼睛，对政权蹂躏民主的暴行视而不见；然后怀着腐化的良知，投入“反民主”、“反智”的政权。这个失去灵魂的帮凶，用文字、言语为灰色童尸伸张正义的时候，殊不知自己僵硬如标本的字块，把社会价值砸成一具没了血色的灰色尸体。

我曾经在大专校园目睹学术官僚的腐败，见证象牙塔内的知识份子如流星般坠落，用冷傲的字句不屑之：“坠落的东西，我拒绝昂头仰望”。我一度以为，对理想的背叛与出走，不过是“个人”挂着权力与利益扭曲后的嘴脸，捎着发臭发酸的人格招摇过市。我们冷眼旁观就好，看你横行到几时。

后来，我改变了这个想法。知识份子个人选择不顾身段，也不作交代地投入了一个腐败政权，不仅仅是良知从此在左胸变成标本的问题，还牵涉一个整体社会价值的问题。知识份子与他曾经批判的政党“眉来眼去”，就如宗教团体邀请贪污的政客主持膜拜礼仪、以内安法令扣留政敌却在国际上大义凛然疾呼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扣留营的阿都拉巴达威、拔剑出鞘的教育部长推介“拒绝暴力”运动……的讽刺，扰乱，甚至颠覆了人类社会价值的秩序。

无从确立价值

有人对摆在眼前的灰色的童尸咬牙切齿，百思而不得其解人性何以如此沉沦；但我们在黑白不分的灰色价值里，放纵权欲横流的知识份子，让他们猴急地往腐败政权内挤插，不也同样堕落、可悲吗？这个社会败坏到知识份子的正义感都可以变态，还有什么能让人更无力呢？

我们的主流报章，将缅甸僧侣的示威，推崇为民间召唤民主自由的起义；面对自己国家的示威时，人在现场的记者却可以只摇笔杆而不长眼睛，抄述警察一方之词，将不满集会自由受侵犯的人民描绘成“暴徒”、“滋事者”，判断“燃烧一面国旗”比“用实弹射击集会者”更罪不可赦……

每每外国选举，我们的新闻播报员专业、持平、客观的，在执政者胜利的呼声中，也让视听人聆听在野党批评选举舞弊的说词，更邀请“著名评论人”现场评述。但是，对我国执政党在光天化日下，以选举画皮来合理化一党制国家的行径，却噤若寒蝉。今年四月马接、依约补选期间，暴力、欺诈、舞弊层出不穷，一个国家的选举制度败坏到这等地步，民意遭幽灵选民骑劫、公帑遭执政者盗窃、选民被收买……成绩出炉翌日，我在电台听到观众叩应争辩“偶像组合F4是否应改名为 JVKV”，我当时只有想哭的冲动。

“是非没有标准”、“凡事没有绝对”于是成了电台主持人琅琅上口的口头禅，整个社会弥漫着“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不可以”的“虚无”之中。这种对外的“持平”与 “客观”，面向本地的权威时，就变成对价值判断的逃避。“持平”，沦为技术上的版位装饰，这个橱窗一旦面对来自本身国家机器的压力时，可以移开。它的“正义”坚持的不是“平等”、“公正”、“自由“的终极关怀，而是一种在利益与权力拉扯下的人格分裂。一个媒体的正义感竟可以如是变态，它还可以怎样变态下去？

这种“变态的正义”，以每日1元30分在阅报的社会里、晨读计划的华小中，传播与蔓延。当华团拉起“十万火急拼治安”的布条，姑且不论这会否又是一场“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政治秀（而事实不证自明），我心里的第一个疑问就是：如果一个手无寸铁的28岁蒙古女子可以被炸剩一节骨骸而没有获得公正的审讯，马来西亚人民要安居乐业，可能吗？如果华团大佬只敢站出来声讨掠奸犯，却对“或牵涉高层政治领袖”的命案左闪右避，要为本身子女打造安全环境，又可能吗？

我要说的是，我们的“正义感”，在某个程度上是“欺弱怕恶”的，奉行的就是暴徒那一套“弱肉强食”的哲学。早前“小盈瀛”的命案，情义相随的媒体迫不及待下了价值判断、市民到法院围着嫌犯咒骂；但是没有德高望重的社团领袖愿意对阿尔丹杜雅案件背后可能涉及的高官说“人神共愤”，更没有人登报悬赏揪出杀害阿尔丹杜雅的元凶。如果努琳的惨死是“行凶者的变态”，回避阿尔丹杜雅案件是一个社会的“集体变态”。

六百万人的华人社会拥有数千个社团，派系厮斗落败后摆出“志在必行”的姿势，另起炉灶、自立山头，毫无协商的余地。然而，凝聚了人头，却挤不出一点组织的力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权欲狂燃、虚荣作祟的灵魂里没有“善”，无从发挥人性的力量，更遑论捍卫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

从市井小民、党团领袖、媒体人到知识份子，都在奉行政客“抵抗不住就躺下来享受强奸”的哲学，于是讲的话即使再动听，也没有份量。“不能做什么，却不能什么都不做”确让人动容，但看在反垄断学记的眼里，就变成一种虚伪，犹如“举重若轻”变成“避重就轻”的讽刺。当123名学记以螳臂当车的姿势面向载着“刘鉴铨反垄断信念的拖格罗里”时，那个大义凛然的学记队领航人，在2163字的《反垄断宣言》前，就将“什么都不做”的窝囊，发挥得淋漓尽致！

知识份子的道德权威危机

说真的，我宁愿评论人、知识份子的每一句话，能够感染这个社会。但是今天的问题是，知识份子处在一个读者会质疑“你凭什么批评”的道德权威危机中。你可以满纸都是振奋的拳头，激励新山还有希望；你可以仿效陶杰的笔调与读者笑谈太空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可以警告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种族气焰高涨的政客疾呼“为了未来，想一想”，但是面对两辆拖格罗里载着垄断的私欲辗过读者反对的声音时，你的良知防线第一时间失守！你并没有“为了未来，想一想”，你并没有展示“不能什么都不做”的积极，你展现的是一种知识人的人格失范！

我很在乎知识份子要为这个社会竖立怎样的价值。“马来西亚未来是乐观的”抑或“马来西亚未来是悲观的”，与“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辩题一样，胡渐彪之辈可以随时改变立场，用“自己辩赢自己”的口技让大专生瞠目结舌。

我没有兴趣，我在乎的是人类本身要塑造怎样的人性、马来西亚人民要如何塑造怎样的马来西亚社会价值，说服自己马来西亚的未来是乐观的。

在2001年5月28日罢写的逾90名评论人，不全然相信自己抵得住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的“势在必行”；123名学记不会天真到每一个都以为凭2163字就能挡住张晓卿垄断私欲的泛滥；2000名律师与群众也不会相信一次游行就能矫正司法体系的畸形椎骨；面对实弹的缅甸僧侣，也不至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手无寸铁就能推翻一个荷枪实弹的军人政权。

他们也许改变不了悲观的现实，但是展现了一种“让未来变得乐观”的人性，竖立了核心的价值。我们需要的是少一些以“策略”之名，在自己利益算盘上斤斤计较的知识份子；我们需要的是少一些以“大局”为由，而挂着政客嘴脸横行的社团领袖。我们无法再生活在“选择性正义”的处境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价值体系的确立，让我们相信法官是正义的维护者、知识份子是价值实现的典范。

那一天，即使霸权的垄断再黑暗，人性依然是越暗越亮的点点星光。只有那一刻可以说服我，我们还有乐观的理由，我们比马来西亚第一个“太空人”更接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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