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在线] 捍卫记者的采访权

以下文章《捍卫记者的采访权》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陈彦妮

做媒体这一行的人都普遍认同，新闻自由是全民共享的权利；而记者的职责就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追查和展现影响大众的事态，保障他们获得足够的资讯。

所以，如果记者处理公众关注的题材时没有做到不偏不倚，在论述实情的观点呈现上求取平衡，那么该报道无法达到“客观、全面及平衡报道”的新闻专业标准。

记者普遍上有自由选择采访对象和采访方式，自主的调查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权利；但是，采访一旦建立在强迫的基础上，例如受访者（尤其是当权派）如果敌视媒体而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那么记者即使拿出麦克风，也不会让对方正眼瞧你一眼。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让对方自愿接受采访，便要看记者的专业技术水平。

或许一些人会认为，记者一出示记者证就有了采访权，可以让熟悉的、陌生的、有权的或没权的受访者开口说话，让他们自由采集民间言论，以达到向大众传播新闻的目的，事实却不尽然。

当较有权势的受访者面对记者比较直接或犀利的问题时，记者经常会得到这样的回应：“我不愿置评”，“我没有察觉到有这回事”，“你的问题存有偏见，我拒绝回应！”

尽管记者明知道一些官员在逃避责任，但是，那又怎样？记者可以生气的说：他们明明是受公民委托服务于公民的呀，怎么可以不合作不接受采访？现实是，政府官员就是可以用各种理由（忙开会，还在调查啦，出国啦，资料不足啦）而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让记者查阅部门相关文件，拒绝开门让记者向专职人员了解政策，请问身为记者的你，能奈他如何？

在制作揭露性报道的过程中，我们都希望能尽力对论题和事件作全面、公正和敏感的探讨。让被指责渎职的当权派也有相等的机会反驳与回应。因此，即使到截稿前，我们还未得到被指责那方的回应，我们也会尽可能把之前做过的约访努力，例如约访信件往来，官员拒绝回应的理由和相关证据播出街，让观众自己来判断是非和权力之间的矛盾。除了坚守平衡与公正的原则，更大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让该负责的政府单位感到舆论的压力，负起该负的责任，以弥补任何政策执行上的纰漏。

媒体老板不投资编采培训

当我看见一些不持平或不断使用“激化”（hyping）的手法来做揭露性报道时，我心中有很多疑问。到底这样不公正，没有突出多方论调的报道会否误导阅听人？受众看了类似将事情尖锐化、矛盾化和突显化的报道后会有什么感受？那到底媒体是要重冲突与异常事件，抑或是与公众忧戚与共？如何在未来创建新时代的公共价值与效益，成为一个更可信的媒体？

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媒体工作者交流时，我才了解到，原来各国记者几乎都缺乏揭露性报道的技术培训，也不懂得如何做研究和分析资料。追根究底，我们都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媒体老板都不愿多投资在编采人员的培训上，不只不培训不约束员工，反而为了不开罪和惊动权贵和利益机构，而向记者施压，自律自然难以实现。

很多时候，记者几乎是自己炒作课题, 而这些报道是否攸关公众利益、是否以社会福祉为重则不太重要。媒体很少定期召开公众讲座及研讨会，聆听公众意见，要求公众参与新闻或节目制作或提供报道素材和揭露性课题的情报。这么一来，媒体根本无法与受众产生更多的互动，更不可能性发现被压制的声音，成为人民的喉舌。

一般政府官员和记者互动时，总会了解政府的消息，合乎冲突性、显著性和时效性的新闻价值规范，让记者在“追新闻”的过程中，变得尤其被动；在太过依赖并采用政府讯息之时，少了求证和延伸挖掘真相的魄力与勇气。

与学界合作推动媒体识读

所以，捍卫记者采访权需要新闻工作者不断探索与实践，编采部人员自身的素质与修养需要不断提升。我认为，媒体有必要成立一个队伍，筹划如何提升专业素质，并要求所有记者定期接受专业培训。

除此之外，马来西亚主流媒体也需要与学界和专业团体合作，开发资源，尤其是推动传媒教育如举办媒体识读课程，以共同研究，设定新闻与节目内容评议方法，并定期跟进，力求改善。

当然，在政府官员可以通过他们的权限掌控媒体特征态势下，我更觉得另类媒介的存在，只有好处；如果主流媒体和学界、专业团体和社会组织及网络媒体间能更多的交流合作，相互促进与补充，肯定能更好地为受众服务。

如果主流媒体基于恶法的限制和政商利益团体的施压而无法独立于任何派别，完整呈现事实真相；如果记者基于上头的施压，无法对不公义的工作任务说“不”，无法就道德良心有关事务提出异议，那么，把掌握到的揭露性课题证据和情报“外流”给其他可信赖的另类媒体据实报道，有何不可？

这么一来，滥权腐败的官员可以受到公众的监督，网络论坛实际上也起着“解压”的作用，让受压迫者提供了说话的平台，建构公平社会。主流媒体工作者一方面加强了公众的舆论监督，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在内的公众提供话语权。

陈彦妮毕业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传播学院，曾任职于ntv7新闻组及时事节目组，担任时事调查节目《追踪档案》主播，目前修读新闻系硕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