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在线] 变态正义更恐怖

以下文章《变态正义更恐怖》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林宏祥

独立50周年，马来西亚在9月16日黯然度过自己尴尬的44岁生日，却在翌日早晨接获一具灰色的女童裸尸。布满淤痕的外肤裹着剧裂的内脏，尸体私处与肛门有黄瓜茄子的残渣烂汁……

那一刻，我只知道，要形容罪犯的行为，和形容自己的心情一样困难；接下来的日子，其实并没有说服我，这具灰色的尸体，已是我们所承受的恶劣之极。

一个8分钟26秒的短片公诸于世，正义的底线随语调的分贝波动扭拗，通话时间越长、司法威信越少；瓜拉登嘉楼便衣警察把实弹射在行使集会自由的人民胸膛上，报章只顾着把“有人焚烧国旗”的图片挤到最前最大，是非找不到版位；国家总稽查司报告揭开政府部门内发酸发臭的贪污脓包，人民皱起眉头，捏着鼻子绕着走开了；拿督头衔顶在前头的教授抓起袖子，又在校园内向大专生示范最坏的民主选举……

“这是最变态的罪行！”、“这是最残忍的手段！”、“这是最荒谬的内阁决定！”、“这是最肮脏的选举！”、“这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比当下更危险的情况中！”……

政治人物、大专生、社团领袖、评论人、社会工作者，每一天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呢喃、牢骚、嘶叫、呐喊。专栏作者披着夜雨晨风缝织文字、专业辅导师每周风雨无阻为社会写信；报社设沟通平台与读者互动、记者不吐不快、编辑有话直说……

最后，报纸干脆用刺红的字眼，在封面打出四个大大的方块字：人神共愤。

社会终究没有因“人神共愤”而停止败坏。知识份子无从理解，何以每日在报章上堆砌的文字，扩散到百万读者群中，竟然没有酝酿成一股改变社会的力量，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或至少为社会指引“善”的方向，而是越写越觉无力感的沮丧？

知识份子摧毁社会价值

“人的心理会生病，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在成长中缺乏民主的滋养。

当人长期处在被排拒、被打压、被扭曲、被矮化、被限制的生活现实里，他/她的潜能与人格发展必然受到局限，而心理或精神问题之症状，也将伴随而来。生命，势必也无从获得开拓。”

－－张碧芳，《我看欧阳文风》，序二

我无意奚落、贬低任何人在能力、选择的范畴内，为本身的信念耕耘与付出。我更情愿相信人是向善的，诚如我更愿意相信虐待八岁女童至死的犯人是病人。我会这样认为，即使最残酷的“施暴者”，追根究底都还是这个“体制”榨压出来的受害者。排拒、打压、扭曲、矮化、限制……，透过拔剑出鞘的政客、水炮催泪弹警棍、历史教科书和媒体、“少数民族”论、违反法治精神的法令等等等形式与面貌，具体地现形在每一个马来西亚人的生活里。

知识份子不可能看不到，排拒、打压、扭曲、矮化、限制的背后，是一个反智、反民主、反人性的工程，由自卑又自大的政权一手包办，其产物是社会秩序的崩溃与乱象。每一天，打劫、掠夺、强奸、谋杀在各个角落组成任选的配套－－劫奸、奸杀、掠杀，占据了整份报纸价格最高的版位。

然而，知识份子批判压制却投身启动压制轮轴的政权，或至少成为轮轴翻转时的润滑油，则是对社会价值的摧毁与瓦解。原本看到“缺乏民主的滋养”之眼睛，对政权蹂躏民主的暴行视而不见；然后怀着腐化的良知，投入“反民主”、“反智”的政权。这个失去灵魂的帮凶，用文字、言语为灰色童尸伸张正义的时候，殊不知自己僵硬如标本的字块，把社会价值砸成一具没了血色的灰色尸体。

我曾经在大专校园目睹学术官僚的腐败，见证象牙塔内的知识份子如流星般坠落，用冷傲的字句不屑之：“坠落的东西，我拒绝昂头仰望”。我一度以为，对理想的背叛与出走，不过是“个人”挂着权力与利益扭曲后的嘴脸，捎着发臭发酸的人格招摇过市。我们冷眼旁观就好，看你横行到几时。

后来，我改变了这个想法。知识份子个人选择不顾身段，也不作交代地投入了一个腐败政权，不仅仅是良知从此在左胸变成标本的问题，还牵涉一个整体社会价值的问题。知识份子与他曾经批判的政党“眉来眼去”，就如宗教团体邀请贪污的政客主持膜拜礼仪、以内安法令扣留政敌却在国际上大义凛然疾呼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扣留营的阿都拉巴达威、拔剑出鞘的教育部长推介“拒绝暴力”运动……的讽刺，扰乱，甚至颠覆了人类社会价值的秩序。

无从确立价值

有人对摆在眼前的灰色的童尸咬牙切齿，百思而不得其解人性何以如此沉沦；但我们在黑白不分的灰色价值里，放纵权欲横流的知识份子，让他们猴急地往腐败政权内挤插，不也同样堕落、可悲吗？这个社会败坏到知识份子的正义感都可以变态，还有什么能让人更无力呢？

我们的主流报章，将缅甸僧侣的示威，推崇为民间召唤民主自由的起义；面对自己国家的示威时，人在现场的记者却可以只摇笔杆而不长眼睛，抄述警察一方之词，将不满集会自由受侵犯的人民描绘成“暴徒”、“滋事者”，判断“燃烧一面国旗”比“用实弹射击集会者”更罪不可赦……

每每外国选举，我们的新闻播报员专业、持平、客观的，在执政者胜利的呼声中，也让视听人聆听在野党批评选举舞弊的说词，更邀请“著名评论人”现场评述。但是，对我国执政党在光天化日下，以选举画皮来合理化一党制国家的行径，却噤若寒蝉。今年四月马接、依约补选期间，暴力、欺诈、舞弊层出不穷，一个国家的选举制度败坏到这等地步，民意遭幽灵选民骑劫、公帑遭执政者盗窃、选民被收买……成绩出炉翌日，我在电台听到观众叩应争辩“偶像组合F4是否应改名为 JVKV”，我当时只有想哭的冲动。

“是非没有标准”、“凡事没有绝对”于是成了电台主持人琅琅上口的口头禅，整个社会弥漫着“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不可以”的“虚无”之中。这种对外的“持平”与 “客观”，面向本地的权威时，就变成对价值判断的逃避。“持平”，沦为技术上的版位装饰，这个橱窗一旦面对来自本身国家机器的压力时，可以移开。它的“正义”坚持的不是“平等”、“公正”、“自由“的终极关怀，而是一种在利益与权力拉扯下的人格分裂。一个媒体的正义感竟可以如是变态，它还可以怎样变态下去？

这种“变态的正义”，以每日1元30分在阅报的社会里、晨读计划的华小中，传播与蔓延。当华团拉起“十万火急拼治安”的布条，姑且不论这会否又是一场“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政治秀（而事实不证自明），我心里的第一个疑问就是：如果一个手无寸铁的28岁蒙古女子可以被炸剩一节骨骸而没有获得公正的审讯，马来西亚人民要安居乐业，可能吗？如果华团大佬只敢站出来声讨掠奸犯，却对“或牵涉高层政治领袖”的命案左闪右避，要为本身子女打造安全环境，又可能吗？

我要说的是，我们的“正义感”，在某个程度上是“欺弱怕恶”的，奉行的就是暴徒那一套“弱肉强食”的哲学。早前“小盈瀛”的命案，情义相随的媒体迫不及待下了价值判断、市民到法院围着嫌犯咒骂；但是没有德高望重的社团领袖愿意对阿尔丹杜雅案件背后可能涉及的高官说“人神共愤”，更没有人登报悬赏揪出杀害阿尔丹杜雅的元凶。如果努琳的惨死是“行凶者的变态”，回避阿尔丹杜雅案件是一个社会的“集体变态”。

六百万人的华人社会拥有数千个社团，派系厮斗落败后摆出“志在必行”的姿势，另起炉灶、自立山头，毫无协商的余地。然而，凝聚了人头，却挤不出一点组织的力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权欲狂燃、虚荣作祟的灵魂里没有“善”，无从发挥人性的力量，更遑论捍卫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

从市井小民、党团领袖、媒体人到知识份子，都在奉行政客“抵抗不住就躺下来享受强奸”的哲学，于是讲的话即使再动听，也没有份量。“不能做什么，却不能什么都不做”确让人动容，但看在反垄断学记的眼里，就变成一种虚伪，犹如“举重若轻”变成“避重就轻”的讽刺。当123名学记以螳臂当车的姿势面向载着“刘鉴铨反垄断信念的拖格罗里”时，那个大义凛然的学记队领航人，在2163字的《反垄断宣言》前，就将“什么都不做”的窝囊，发挥得淋漓尽致！

知识份子的道德权威危机

说真的，我宁愿评论人、知识份子的每一句话，能够感染这个社会。但是今天的问题是，知识份子处在一个读者会质疑“你凭什么批评”的道德权威危机中。你可以满纸都是振奋的拳头，激励新山还有希望；你可以仿效陶杰的笔调与读者笑谈太空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可以警告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种族气焰高涨的政客疾呼“为了未来，想一想”，但是面对两辆拖格罗里载着垄断的私欲辗过读者反对的声音时，你的良知防线第一时间失守！你并没有“为了未来，想一想”，你并没有展示“不能什么都不做”的积极，你展现的是一种知识人的人格失范！

我很在乎知识份子要为这个社会竖立怎样的价值。“马来西亚未来是乐观的”抑或“马来西亚未来是悲观的”，与“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辩题一样，胡渐彪之辈可以随时改变立场，用“自己辩赢自己”的口技让大专生瞠目结舌。

我没有兴趣，我在乎的是人类本身要塑造怎样的人性、马来西亚人民要如何塑造怎样的马来西亚社会价值，说服自己马来西亚的未来是乐观的。

在2001年5月28日罢写的逾90名评论人，不全然相信自己抵得住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的“势在必行”；123名学记不会天真到每一个都以为凭2163字就能挡住张晓卿垄断私欲的泛滥；2000名律师与群众也不会相信一次游行就能矫正司法体系的畸形椎骨；面对实弹的缅甸僧侣，也不至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手无寸铁就能推翻一个荷枪实弹的军人政权。

他们也许改变不了悲观的现实，但是展现了一种“让未来变得乐观”的人性，竖立了核心的价值。我们需要的是少一些以“策略”之名，在自己利益算盘上斤斤计较的知识份子；我们需要的是少一些以“大局”为由，而挂着政客嘴脸横行的社团领袖。我们无法再生活在“选择性正义”的处境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价值体系的确立，让我们相信法官是正义的维护者、知识份子是价值实现的典范。

那一天，即使霸权的垄断再黑暗，人性依然是越暗越亮的点点星光。只有那一刻可以说服我，我们还有乐观的理由，我们比马来西亚第一个“太空人”更接近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