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 内政部约束两获释兴权会领袖 . 不得对外发言，不得离开住区

以下文章《内政部约束两获释兴权会领袖 . 不得对外发言，不得离开住区》转载自《当今大马》。

尽管获得释放，但两名在今天较早脱离内安令扣留的兴权会领袖，仍未能享有一般人民所拥有的言行自由。内政部列下条件限定两人，在未来1年内将不能向外界发言，而且不能离开其住区。

两名获释的兴权会领袖耿卡哈兰（R Kenghadharan）和甘纳巴迪（V Ganabatirau），今日傍晚6点多，分别在警方护送下抵达吉隆坡警区总部和沙亚南警区总部。过后，再各自返家。

甘纳巴迪通过胞弟代表发言

甘纳巴迪抵达住家后，通过胞弟向守候已久的记者，透露他们获释的条件。由于条件之一，是限定两人在1年内不能对外发言，因此记者会上全程由甘纳的胞弟发言。

人在现场的民主行动党泗岩沫国会议员林立迎，告诉《当今大马》，除了不能召开记者会外，甘纳在1年内也不能离开其居住的沙亚南区。

还限制每周须要到警局报到

其他一些获释条件还包括，限定甘纳必须每周回到警局报到，每晚7点前要到家等。

林立迎是代表行动党到甘纳住家探访。他试图向甘纳索取完整的警方条件，但却遭甘纳拒绝，理由是警方不允许这样做。

林立迎也透露，甘纳刚才曾向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通电，但两人的对话内容则不得而知。

“甘纳刚才也说，他要会见（行动党全国主席）卡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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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内政部将反对党党报没收殆尽 . 晚上纳吉才姗姗宣布解除党报出版禁令!

以下文章《周五早上曾经充公1300份<论述> 内政部没收<和平之声>底片》转载自《当今大马》。

虽然新任首相纳吉在星期五晚宣布撤销中内政部吊销两家在野党党报《哈拉卡》及《公正之声》出版执照三个月的决定，但是内政部在同日早上却大举出动对付这两家透过易名方式，不理会禁令继续出版的在野党党报。

据悉，内政部官员是在星期五早上兵分两路行动。第一批官员在早上9点多前往位于大山脚的一家回教党党报传销商，当场充公1300份，已经改名为《论述》（Hujah）的《哈拉卡》。

《哈拉卡》及《论述》总编辑陆菲已经向《当今大马》证实有关的充公行动。

另一批内政部官员，也在同日早上前往公正党党报的印刷厂，试图取缔已改名为《和平之声》（Suara Keamanan）的《公正之声》。

不过当内政部官员抵达有关设立在雪州莎亚南的印刷厂时，却扑了一空。这是因为《和平之声》已全数被送出销售。

无论如何，内政部官员仍然没收了《和平之声》的印刷底片。

根据著名部落客阿涅报道，公正党党报总编辑朱纳告知他，党报遭到内政部的对付。

内政部在3月23日，正值巫统党选、纳吉接棒、与三场补选来临之际，以触犯出版准证条例为由，突然吊销人民公正党党报《公正之声》与回教党党报《哈拉卡》出版准证长达3个月，遭致在野党及公民社会的抨击。

后来这两家党报却以易名方式，另辟蹊径继续出版。哈拉卡是改名为《论述》（Hujah），《公正之声》则改名为《和平之声》（Suara Keamanan），并继续在补选期间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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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时报] 放13名ISA扣留者 纳吉就叫你亢奋高潮？

以下文章《放13名ISA扣留者 纳吉就叫你亢奋高潮？》转载自《风云时报》。

※ 沈崇杰

（新闻评析）新任首相纳吉一上任即释出他自认为的善意，宣佈释放13名在内安法令下的扣留者，并承诺会检讨内安法令，同时也宣佈解除人民公正党的党报《人民之声》与回教党的党报《哈拉卡》遭冻结出版准证。

然而只是单凭这两项措施，纳吉就可以叫民众相信他进行改革的诚意吗？他这样做就真的让民众相信他上台后的施政会以民为本吗？如果释放几个内安法令扣留犯就要民众相信他改革决心，这未免大过看轻一般民众的智慧。

首先内安法令和内政部吊销出版准证的法律根本就是违反人权与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这原本就不属于当政者的权利，而是每个人民可以享有的权益。如果作晚他就宣布废除这两项法令，那才令人感觉到他与其他首相的不同。

对于纳吉这项举动，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即刻点破。安华昨晚在武吉士南卯举行政治演讲上，即时针对纳吉的宣布做出回应。他指出这都是表面功夫。

历任首相上台后放人再抓人

安华就点出了一个事实：历任首相在刚上台时都不约而同地释放内安法令扣留犯，以显示自己很开放，开明。但是当政权受威胁之后，首相将会变得越来越专制，并继续援引内安法令扣留政敌。

“比如，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在1975年刚上台就释放安华本人，但是过后却继续援引内安法令捉更多人；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在1981年上台时，依样同样做法，宣布释放内安法令扣留者，不过在1987年茅草行动时，同样是内安法令逮抓了更多的人”

至于有好好先生之称的第五任首相阿都拉上台时，也同样释放扣留者，然而当政权受威胁后，也同样逮捕兴权会领袖。

因此，在纳吉废除内安法令之前，谁敢说他是尊重人权，司法？只要内安令一天还存在，所谓释放内安令扣留犯的举动只是假惺惺的动作。

同样的逻辑下，只要一天不废除印刷机与出版法令，解除两家党报出版准证的冻结令又怎样可以说纳吉时代是一个言论更自由的社会呢？

媒体的同业们，还有国阵的成员党领袖请先不要为纳吉歌颂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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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面对面的侧写 ―― 他还没脱裤，你就叫春了

以下文章《面对面的侧写 ―― 他还没脱裤，你就叫春了》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林宏祥

【荒城手记／林宏祥专栏】去年3月8日以后，我们一路颠簸，走到了今天。此时，我们被逼眼睁睁看着纳吉上台，成为马来西亚第六任首相。这一刻以后，纳吉要在国际舞台上代表马来西亚人发言。无论他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是否有我的存在，总之他口中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负上最起码“无法让他不代表我”的责任。

是的，我是新闻从业员，但这不代表我不能对纳吉持有个人立场。我不认为我需要用“伪中立”、“假客观”掩饰自己真实的想法与感受――反正这个年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在纷乱的“偏见”中主观判断。问题不在“主观”，而在于谁的主观垄断了新闻、谁的偏见主导了舆论。

过去一年，日期的数字，组成了这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想象，也解构了社会心理的恐惧。“308政治海啸”袭卷以后，“916变天”的憧憬，取代了“513暴乱”的阴影。然而，“528报殇”的伤口，始终没有愈合。“403纳吉上台”之前，这个脓包溃烂的臭味，再度飘荡在空中……

蒙古女子命案：
何为公平的要求？

“一个人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辜的”。我若不坚守这个原则，我会失去反对《1960年内安法令》的主要理由。我对嫌犯应有“受审与辩护”的基本人权没有双重标准――对“可能”撞进双峰塔的恐怖分子如此，对“可能”用C4炸掉蒙古女子尸体的凶手亦然。“……正如他所说，人民应该以他的实际表现来评断他，不是以各种猜测和刻板印象来看待他。这是一项公平的要求。”（摘自郑丁贤《与纳吉面对面》）

我认同，这是一项公平的要求。然而，马来西亚人民要求自己的第六任首相，通过独立、透明、具公信力的司法程序，公开证明自己不只是清白，且看起来清白――这，莫非是不公平的要求吗？

这绝非（只是）“关起房门你情我愿”的男女（男男／女女）私情，这是“在森林公开摧毁人命、引爆尸体”的谋杀案件。嫌凶是纳吉身旁的智囊、保镖；C4出自纳吉掌管的国防部（案发时）……纳吉没有否认网络上揭露的来往手机短讯内容，仅以“这是隐私”、“我没有滥权”回身闪避。【点击：间接承认手机短讯真实性？ 纳吉否认滥权干预蒙女案】

他的清白，原来都是自己给自己下判的――然后转告记者，或者在众目睽睽之下向神发誓。留下记录的白纸黑字，则用来严禁他人在补选中议论此事。只是，2009年不再是“领袖说他自己清白，就清白”的年代――怀疑是为了相信；“禁止怀疑”，只会更快地把人推向“另一个相信”。

避重就轻：
岂止是猜测与刻板印象？

把纳吉一切负面的消息轻轻扫在“猜测和刻板印象”的地毯下，如果不是避重就轻，应该就是水准太低的问题。即便不追究1987年 站在“用华人的血洗马来人的剑”布条中的那个身影（因为那是善于把“跨代事物和历史”联接起来的马华公会总会长翁诗杰都不敢触碰的拼图方块板），而把时间 范围锁在308之后－－若哪个本地评论人对纳吉还处于“不清楚、看不透”的状况，唯一能解释的应该就是香港的陶杰没有写过关于纳吉的文章。

一个副首相在日理万机之际，有闲情检验一个23岁奶油男生的屁眼，然后在自己领军督导的峇东埔补选中，把“安华将阳具插入赛夫肛门”露骨的描绘－－用言语散播在群众大会上、用文字挂在路边、用影像塞进家家户户的电视荧幕中。

面对民意的流失，这名巫统署理主席，在马来人社会虚造“危机”，指责政敌是出卖马来人的叛徒。雪兰莪、霹雳、槟州民联政府签批建设养猪场、签发华人新村地契、公开招标的课题被炒作－－在马来人社会制造不安、惶恐，在族群与族群之间制造猜疑、煽动敌意。

面对政权垮台的可能，内政部在去年9月16日前夕援引《1960年内安法令》扣留部落客拉惹柏特拉、民联雪州资深行政议员郭素沁、《星洲日报》高级记者陈云清－－至今都没有找到犯罪的证据。这名候任首相，没有一丝歉意。

2009年2月，纳吉入主霹雳州巫统／国阵，民联议员突告失踪，然后出现在他的记者会上。一个民选州政府，像“民主之树”旁的石碑，被砸碎、被泼漆、被连根拔起－－而纳吉始终不敢面对民意，推说“解散州议会、重新选举”，是劳民伤财之举。

眼 前正在发生的是，内政部在三场补选频临之际，将人民公正党及回教党的喉舌高高吊起，长达三个月。水炮车长驱直入、催泪弹空中散落，强硬驱逐出席聆听民联政 治讲座的人民。纳吉领导下的巫统，继续用“背叛君王”的罪名，套在民联大臣莫哈末尼查（Mohd Nizar Jamaluddin）身上；继续用粗糙的论述，愚弄马来人社会，要这个民族停留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时代……

拒在脱裤前叫春

这 么一个政客，在上台前夕，抵访《星洲日报》。一个小时的“独家”对话，表达了疲弱的“不认同以‘关闭报社、禁发准证’作为控制媒体的手段”之立场，却未解 释何以吊销两份党报三个月的决定；倡议一个“全民马来西亚”，却不晓得如何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区分的；对于《1960年内安法令》、《1948年煽动法令》，甚至《星洲日报》最为切身之痛的《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的存废……这些“不清楚”、“看不透”，统统留给了读者。

然而，在媒体人笔下，纳吉“流露出‘仔细倾听’的特质”、“展现自信与干练，以及掌握议题的高度能力；对于未来政策，也隐然有全面的腹稿”。

过 去的丑闻与争议，于是尽数淹没在青楼此起彼落的“叫春”呻吟里；未来的期许，充斥无数的假设－－“只要新政府贯彻公平原则，摒弃偏差的种族主义政策，我们 坚信，纳吉必然可成为全民拥戴的首相”、“如果他愿意继续聆听民声，瞭解社会的事实、真相和黑暗面，‘全民的马来西亚’将不会只是一个海市蜃楼”……

我只想说，如果媒体拒绝在权势脱裤之前叫春，不让胡子变成脸上的一撮阴毛，在它长驱直入前主动为权力的棒子服务－－它必然是读者爱戴的报纸，言论自由将不会只是一个海市蜃楼。
这是一项公平的要求。

林宏祥现任Voice网络台（www.voicemedia.com.my）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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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时报] 愚人节送纳先生不能说的名字笑话一则

以下文章《愚人节送纳先生不能说的名字笑话一则》转载自《风云时报》。

※陈锐嫔

（吉隆坡1日讯）今天是愚人节，但是昨天，选举委员会以及警方就已经发出了一个令人笑话的禁令，即不准在3场补选中提及蒙古女郎阿旦杜亚命案以及质疑王室的决定。

《风云时报》趁着愚人节同场加映，加送听来的笑话一则。或说有位陈姓人士，走到纳先生面前自我介绍说：“Saya Ah Tan。”，然后指向另外一名人士说：“Dia Tuya。”不知道这样的话，会不会被认为是触犯了禁令？因为他不经意地提起那不可说的名字。

轻松过后，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选举委员会与警方不应该是中立客观的吗？我国不是有言论与新闻自由的吗？为什么单单这两件事不可以提，这是为了捍卫谁的利益？

选举也应包括资讯流动 禁令不民主

时事评论人陈亚才认为，这是一个荒谬、不恰当和不值得鼓励的行政禁令。“警方没有很具体的提出禁止讨论的原因，这会造成以后一个行政禁令下来，什么议题都可以被禁止，侵蚀了言论自由的空间。”

“这个禁令也违反了选举的意义，作为民主的其中一个管道，选举并不只是投票，它还必须立基于公平的选举与流动的资讯。流动的资讯包括言论自由，透过批评与回应厘清争议。在国家领袖一直在谈改革、民主与公信力的声浪中，这个禁令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问及禁止这个议题，到底是国阵还是民联会从中得利？陈亚才指出，朝野双方对同样的议题有不同的解读，我们不能单从一个议题就说它对谁有利。但是人们目前还是对阿旦杜亚命案还是感到疑惑，因为人们不觉得真相有被呈现。而国阵方面的论述，可能就是法庭的判决就是一切。

媒体敢敢写 后果等着瞧

目前在吉打武吉士南卯补选高调出击，并力挺候任首相纳吉开明的马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在接受《风云时报》访问时指出：“这两起案件还在法庭审判，公开谈论将会藐视法庭，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他说：“如果你认为这个禁令不公平，就在你们的媒体敢敢写，看会面对怎样的后果。”

或许，就如许多在朝的高官一样，蔡细厉眼前最重要的是赢得补选吧，这其中是否有触犯人权或言论自由的禁令，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我们人民，尤其是选民，是否就应该静若寒蝉，安分守己，遵守禁令，什么都没有表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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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禁党报禁不了民智

以下文章《禁党报禁不了民智》转载自《当今大马》。

※ 金明

内政部在本月23日以传真公函方式“通知”人民公正党党报《公正之声》（Suara Keadilan）及回教党党报《哈拉卡》（Harakah）的编采部，它们的出版准证立即被吊销三个月，但没说明理由。

看到这样的新闻，会让全体马来西亚人民错愕，这是什么样的政府？能够把人民（至少是两份党报加起来的数十万读者）知的权利这样的践踏？

在马哈迪掌政时代，类似这样的情况时而发生，人们根本无从反抗，也不知道如何反抗。然而，经过了308大选后，情况是否还是这样，我想，即将接任国家领导棒子的人，确实应该认真评估一下了！

新闻钳制，记者士气受挫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在《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的阴影笼罩下，我国的媒体生态其实是畸形、扭曲的。真实的新闻，希望保有一点新闻专业的媒体，必须想方设法以“非直接”方式报导，希望读者能够心领神会，了解他们所要带给读者的信息。

有许多新闻真相，由于直接涉及当权者，因此往往在第一线的记者写了出来后，上到高层就会被打下来。身边有认识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多少都曾经听过这样的故事。有 “入世未深”、“血气方刚”的初入行者，甚至为了保住一点尊严，一气之下和上层坚持，或者自己选择离开，放弃自己多年的理想。

党报和网络突破新闻封锁

虽然如此，往往还是有一些“不向现实低头”者，仗着提倡“新闻自由”、“维护读者知的权利”等，冒着各种危险，在严苛法令的夹缝中，通过各种不定期、非正式，甚至是“打游击式”的方式，向民众放送主流媒体以外的新闻。这其中，包括了各政党的喉舌报。

直至网络媒体的出现，较能掌握电脑科技的年轻一代，开始大量的接收到主流媒体以外的资讯。电子媒体在速度、传送范围等，远远超越了过去印刷媒体的局限。然而，由于网络的无远弗届，传送的不只是新闻，而是几乎所有有形无形的资讯、知识、数据等，对于人类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故让执政者既爱又恨，在现代化、民主化的大浪潮中，虽然对钳制网络新闻跃跃欲试，但始终不敢越过雷池，以免让人觉得其跟不上时代、落伍、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巫统大会阻扰网络媒体采访

然而，最近巫统大会在未给予任何理由下，拒发准证给包括《当今大马》、《The Nut Graph》、《马来西亚内幕者》、《Siasah》、《独立新闻在线》和《辣手杂志》等6家网络媒体，更是让人乍舌的另一项“伟大”决定，可见巫统政客的思维，完全没有从308和补选后得到教训和启示。

今天，为了巩固即将垂危的政权，在新旧领导更替之际，纳吉竟然进一步违逆308大选和两次补选选民展现的民意，继续活在自我陶醉的乌托邦，以为20世纪后20年那种强势镇压异议，对选民威迫利诱的执政方式，到了21世纪的今天，依然管用，看来必然将最终受到人民更严厉的惩罚。

他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蛮横的阻止报纸的出版，可以不让别人采访，然而，人们今天看主流报章，已经有越来越多人会选择不完全相信，而会多探究内容的真实性，甚至提出各种质疑。

查禁党报是自欺欺人的举措

其实，国阵政府订立必须获得它批准，且要每年获得它更新准证，更被限制出版次数及传阅对象（只限党员）的所谓党报，无论是国阵盟党或在野党的，早已严重侵犯新闻自由的精神。无奈，长久以来，无论如何使尽办法，尤其是在野党的党报，早已成为了许多只靠阅读报章的一群选择的“另类媒体”，其中包括执政党的党员，“仅供党员传阅”的规定，形成了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我麻醉剂。

如今，许多人都在热烈讨论三场补选时，原来已对独立以来悬空最久的议席补选（56天，宪法规定60天内必须补选）的日期和巫统当选联想起来，对选委会将三地补选列在同一天的决定理由有所质疑外，国阵此时无端端以“颠倒是非、混淆及企图对民众灌输憎恨政府及领袖情绪的消息”禁止上述两党党报出版三个月，好让人民相信这和三场补选无关，我看决策的人不是不了解人民，就是把人民当傻瓜了！

民主浪潮无法被轻易拦阻

如果真是“颠倒是非、混淆及企图对民众灌输憎恨政府及领袖情绪的消息”，那么，为何只禁止三个月？三个月后这些党报就不再“颠倒是非、混淆及企图对民众灌输憎恨政府及领袖情绪的消息”？当问及首相查禁的原因时，他的“必定有其理由”，更是绝顶滑稽。当然，如果事态真的这么严重，那么，政府为何不引用最佳保障国家安全的法令：内安法、煽动法、印刷与出版法，把相关人士提控呢？

公正党已说明，他们将继续出版《公正之声》，相信回教党必然也不会就此屈服，就算不用原有名字，当然以其他方式出版各类时事政治报道，必然会在补选区继续广泛流传；更何况，自308大选以来，人民对许多关乎政治人物或领袖的求知欲望，已经和过去数十年不能同日而语。对各种国阵政府欲通过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发布的消息，更会过滤在过滤，求证再求证。今日民智的开启，方兴未艾，国阵如今禁止党报出版，何以阻挡此浪潮？407三场补选的成绩，将会告诉我们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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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aysian Insider] We live in confusing times

Article taken from The Malaysian Insider.

~~by Datuk Ambiga Sreenevasan, the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of the Bar Council

MARCH 27 — On Tuesday, we read about the call for change and improvement by our leaders.

However, just a day or two before that, we also read about the suspension of Harakah and Suara Keadilan, the denial of media accreditation for the Umno General Assembly to The Malaysian Insider, Malaysiakini, the Nutgraph and three others, the breaking up with tear gas of the PKR rally in Bukit Selambau (and the arrest of 21 people) and, of course, the charging of Karpal Singh with sedition.

So why is there this terrible disconnect between what our politicians are saying and what is happening on the ground? Is this a case of over-zealous functionaries trying to second-guess the powers that be? If that is the case then it is easily remedied by immediately reversing these orders. However (as I suspect it is), if these orders have the approval of those at the top, then this is a case of a serious mismatch of word and deed.

This Jekyll and Hyde syndrome reflects an undignified sense of insecurity. Our leaders must make up their minds. Are they interested in upholding the rule of law and ou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r are they insistent on showing utter contempt for all that we hold dear just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a few? If only they would realise that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win the popularity contest if they would instead show utter contempt for dishonesty and injustice and constancy in protecting the rule of law, the independence of our institutions and the freedoms of our people. If only they would realise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us and that our platitudes on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at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that just took place) ring very hollow.

If this was a fairy tale it would be that of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Interestingly in that tale (as in any similar tale), what kept the emperor in denial was the presence of so-called loyal, sychophantic subjects who told the emperor only what he wanted to hear and shielded him from what was in fact the truth.

Another case of mismatch of word and deed is to be found in the case of Karpal Singh’s charge under the Sedition Act. For a start, those who formulated the charge may want to reconsider it in the light of the amendment to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pushed through Parliament when the Barisan Nasional had a two-thirds majority in the House) that set up the Special Court. Article 182(2) states that any proceedings by or against the Yang di-Pertuan Agong or the Ruler of a state in his personal capacity shall be brought in the Special Court. Of course there is an argument that the acts of a Sultan in his official capacity are not acts done in his “personal capacity” but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official acts are included. The point is, Parliament, under the aegis of the Barisan Nasional, saw fit to remove the absolute immunity of the Rulers and allow for suits to be filed against them. It therefore follows that one can disagree with, and take legal action to challenge, some acts of the Ruler. Whether such a legal action falls within the ambit of Article 182(2)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is something for a court to decide if and when such legal action is instituted. In framing charges against Karpal Singh under the Sedition Act, the authorities appear to have overlooked thi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nd acted precipitately. I would argue that the particular section in the Sedition Act must be interpreted subject to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en there is the point of selective prosecution. Let us reflect. There are many who have commented on the Perak crisis from a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nd have discussed the actions of the Sultan. However, we must surely also recall the public discussion last year of the appointment of the Terengganu menteri besar that involved the palace. On March 19, 2008, the Attorney-General was reported to have said of our Yang di-Pertuan Agong that “His Majesty cannot interfere in the appointing of the menteri besar.” If one also recalls,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palace’s candidate for menteri besar Datuk Ahmad Said, was initially stripped of his Umno membership and 22 assemblymen were going to boycott his swearing in as menteri besar in defiance of the palace. In fact these assemblymen were planning a protest walk from Seri Iman to Istana Tamu. Needless to say there were no prosecutions under the Sedition Act in any of these cases.

More recently, on Monday the Attorney-General put before the Federal Court for consideration four questions, every one of which involved in some way the powers of the Sultan of Perak in appointing the new menteri besar. One example is Question 2 which states : “Sekiranya jawapan kepada persoalan pertama adalah ya, persoalan seterusnya ialah sama ada perkara Duli Yang Maha Mulia Sultan Perak tidak memberikan perkenan itu sah di sisi undang-undang.” Had the application succeeded it would have necessitated arguments on the very issues that Karpal Singh had commented on and for which he is being charged with sedition. Perhaps it is timely for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harge against him in view of these inconsistences.

“Never do anything against conscience, even if the state demands it” — Albert Einstein

I have often wondered if there was not one man or woman somewhere in our great machinery of government including our parliamentarians, who felt at some point that their conscience did not permit them to carry out or support an act that was so plainly unjust, partisan and unfair. If there is, or are, resignation on principle sends a good message but those who can’t do this must at the very least make it clear that they will play no part whatsoever in acts that smack of abuse of power.

Our hope therefore ultimately lies with the people. Malaysian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we are more vocal, we are not prepared to suffer in silence or to watch others suffer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see clearly what is happening before us. We are bored with explanations or statements that insult our intelligence. We do not accept pronouncements by the authorities or those in power that lack substance. We do not “buy” the divisive rhetoric hurled at us. We are disgusted at the repressive conduct and attempts to muzzle dissent. There must be a “passive resistance” by the people against unjust actions. We have seen ordinary people producing extraordinary results when they stand firm against injustice, dishonesty and the destruction of our institutions. Indeed, what we have seen is an awakening of the will, wisdom and 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Malaysian people. And that is a formidable force that those in power ignore at their pe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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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纳吉上台前夕在野党遭殃 内政部查禁二党报三个月

以下文章《纳吉上台前夕在野党遭殃 内政部查禁二党报三个月》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曾薛霏、庄迪澎

副首相纳吉接任首相之际，人们担忧他承袭前马哈迪的强势治国手段看来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在巫统代表大会后天开始及霹吉砂三场国州议席补选即将在3月29日提名开打之际，内政部吊销了人民联盟两个成员党的党报三个月！

据了解，内政部是在今天下午五时左右以传真公函到人民公正党党报《公正之声》（Suara Keadilan）及回教党党报《哈拉卡》（Harakah）的编采部，通知这两个在野党的这两份党报的出版准证将被吊销三个月！

人民公正党全国宣传主任蔡添强（左图）向《独立新闻在线》证实，内政部的公函宣布立即吊销《公正之声》的出版准证三个月，但没有说明理由。虽然被吊销出版准证，但蔡添强矢言，《公正之声》将如常出版。

蔡添强研判，内政部此举与巫统党选、霹吉砂三场国州议席补选及纳吉即将接任首相大位息息相关，国阵要在这个敏感时刻全面封锁异议。

蔡添强明天将召开记者会说明。

未说明理由

另一方面，网络版《公正之声》报道，内政部已吊销《公正之声》周刊，内政部公函乃由内政部出版与可兰经文本管制组秘书仄汀尤索（Che Din bin Yusoh）署名，收信人是该党主席旺阿兹莎（Wan Azizah Wan Ismail）；这封公函于下午4时52分传真到《公正之声》的编采部。

该信写道：“我们通知您，内政部已决定吊销《公正之声》的出版准证三个月，即日生效。”

这份由人民公正党拥有的周刊，每期销售大约15万份。
今年初，人民公正党申诉内政部在全国各地没收了超过一万份《公正之声》，当时《哈拉卡》也遭殃；在蔡添强于2月11日召开记者会谴责内政部所为时，又再传来内政部执法组到报摊没收《公正之声》及回教党党报《哈拉卡》的消息。【点击：蔡添强轰内政部没收党报 记者会结束又传没收消息】

去年9月12日，警方援引《1960年内部安全法令》扣留著名部落客拉惹柏特拉（Raja Petra Kamaruddin）、民联雪兰莪州资深行政议员郭素沁及《星洲日报》资深记者陈云清之前，内政部也指示《公正之声》、中文《星洲日报》及英文《太阳报》在一周内解释为何它们的出版准证不应被吊销。【点击：三报纸被追究责任 内政部限一周解释】

行动党谴责内政部

《公正之声》及《哈拉卡》被吊销出版准证三个月的消息传出后，民联盟党民主行动党全国副宣传秘书兼《火箭报》中文版总编辑张念群发表文告声援，谴责内政部打压言论自由，突显副首相纳吉在上台前，有意紧缩国内的言论空间。

张念群（右图）认为，内政部在三场补选举行前夕查禁主要对手回教党及人民公正党的党报，是为了控制民联在补选期间通过党报向选民传达民联的政治理念；由此可见，国阵政府非常担心民联党报的影响力，以致采取高压手段对付民联成员党的党报。

张念群也透露，民主行动党的中文《火箭报》自2008年的准证到期后，迄今尚未获得2009年的准证更新；以目前国阵极力打压民联各成员党党报的情况来看，中文《火箭报》准证的更新也遥遥无期。

中文《火箭报》每月出版一次，销量达四至五万份，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党报。

张念群也表示，《火箭报》编辑部将全力声援《哈拉卡》及《公正之声》，冀望他们别畏惧政府的压力，继续紧守岗位，做好传达民联政治理念予群众的工作，以让马来西亚人民获得更多不同于主流媒体的新闻和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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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党选补选前夕在野党喉舌被禁 哈拉卡及公正之声吊销三个月

以下文章《党选补选前夕在野党喉舌被禁 哈拉卡及公正之声吊销三个月》转载自《当今大马》。

在巫统党选与三场补选来临之际，纳吉接棒前夕，内政部突然吊销人民公正党党报《公正之声》与回教党党报《哈拉卡》出版准证长达3个月。

除了这两份党报遭吊销准证之外，另一个民联成员党——行动党的中文版《火箭报》，也正面临准证不被内政部更新的问题。

虽然内政部发出的《公正之声》和《哈拉卡》公函，没有注明吊销准证的理由，但是其中一个说法相信该部是因为不满这两份在野党党报，频频报道不利于候任首相纳吉的负面新闻。

上月接警告信列三罪状

据悉，《哈拉卡》在2月26日曾接获一封来自内政部的警告信，信中提出3个“罪状”。

第一是，没有及时把该报送往内政部检阅；第二是，违背出版概念，即报道党内事务；以及，第三是在公开场所出售党报。

哈拉卡创刊22年首次被禁

这也是《哈拉卡》创刊22年以来，第一次被内政部下令吊销出版准证。

过去每周出版两次的《哈拉卡》，曾在2000年被内政部下令限制每月出版两次。不过，在308大选之后，该报获准恢复每周出版两次。

无法在三场补选中面市

由于这个禁令即时生效，因此《公正之声》与《哈拉卡》将无法及时在下周开始的3场补选中面市。

根据《公正之声》网站发表的声明，它今日接获内政部出版与可兰经文本管制组秘书仄汀尤索（Che Din bin Yusoh）所发出的信件，通知该报的出版准证将被吊销。

《公正之声》编辑祖基菲里（Zulkiflee Anwar Al-Haq ）受询时指出，内政部是在今日把该公函传真至该报办事处，收件人是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

据悉，《哈拉卡》今日所接获的内政部信件，与《公正之声》的版本一模一样，只是收件人是回教党总秘书卡马鲁丁查化。

《火箭报》准证未更新

另一方面，民主行动党全国副宣传秘书兼《火箭报》中文版总编辑张念群也发表声明透露，该党的中文《火箭报》目前也面临准证不被内政部更新的问题。

“中文《火箭报》自2008年的准证到期后，至今为止还未获得2009年的准证更新，以目前国阵极力打压民联各成员党党报的情况来看，中文《火箭报》准证的更新也遥遥无期。”

两份党报在上月遭没收

内政部在上个月曾展开全国行动，没收两份违反条例的在野党党报——《公正之声》与回教党党报《哈拉卡》。

仄汀尤索说，由于这两份党报只许出售给党员，但是却被发现公开出售给公众，因此内政部只好展开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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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控卡巴星乃政治动作 律师公会促政府撤销

以下文章《控卡巴星乃政治动作 律师公会促政府撤销》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卡巴星因批评霹雳州苏丹而被控煽动罪，马来西亚律师公会表态说无法认同政府的举措，并促请政府广开言路，促进我国民主。

卡巴星也是槟州武吉牛汝莪区（Bukit Gelugor）国会议员，他在今年2月6日说霹雳州苏丹阿兹兰莎（Sultan Azlan Shah）要民联大臣莫哈末尼查（Mohd Nizar Jamaluddin）辞职，已越权及违反霹雳州宪法；若苏丹坚持让国阵组织霹雳州政府，他将起诉苏丹及新政府。

结果，总检察署今天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提控卡巴星，地方法院批准将本案移交高等法院审理。卡巴星不认罪，获准由一名担保人以马币两千元保外候审。【点击：批评霹苏丹被控煽动 卡巴星说执政党打压】

安抚基层的政治动作

马来西亚律师公会新任主席拉古纳（Ragunath Kesavan，右图）今天下午发表声明说，律师公会坚持认为《煽动法令》是对民主制度不利的严厉且过时的法律，政府起诉卡巴星，不仅是选择性提控，也只是巫统为了安抚党内基层的政治动作。

律师公会强调，卡巴星只是就霹雳州苏丹的决定是否符合宪法发表意见，没有对皇室不敬；“这当然是《联邦宪法》保障的权利，不能由任何人任意想象成煽动行为。”

因此，律师公会促请政府行使责任，确保我国是个法治国家及开放言论空间，让人民讨论他们关注的国家大事，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民主。

律师公会也促请政府重新检视《煽动法令》及立即撤销对卡巴星的提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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