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彬（马大中文系本科生）
前言
最近马来西亚国营电视台第二播道于每星期日晚上七点播出的时事探讨节目 ── “你怎么说”做得不错，让观众得以兼听不同人以不同的视角、观感出发来探讨马国境内的时事课题。本人从该节目得出灵感，藉以类似“你怎么说”的方式、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与拼凑各路人士（包括当事人）在整个黄丝带运动过程进行至今的一些较具代表性和立场鲜明的个人、团体的意见和看法，冀望得以达致让读者“兼听则明”的效果。故此，本人也特引用“你怎么说？”这问句作为此报告文学的命题。
黄丝带运动至今仍然在进行着，仍未止息。为了让大家更清晰的掌握整个运动的基本脉络，本人暂且按照本身对整个运动的粗浅认识，把黄丝带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为马华公会（简称“马华”）于2001年收购南洋报业始，直至2006年马华公会脱售其南洋报业股权给张晓卿止；第二阶段则从张晓卿“垄断”华文报业为始至今。
为何系上黄丝带？
以“黄丝带”作为争取大马新闻自由的标志，其灵感源自于与1971年10月14日《纽约邮报》刊登的一则故事 ── 〈回家〉（Going Home）。
故事是这样的：长途车上坐着一位沉默不语的男子，在同车的年轻游客的盘问下终于开了口。原来他刚从监狱释放出来，释放前曾致函给其妻子：如果他已另有归宿，他不责怪他；如果她还爱着他，愿意她回家，就在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条黄丝带；如果他没看到黄丝带，他就会随车而去，永远不再去打扰她……汽车快到目的地了，车上的人们都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往外看，只有这位男子不敢张望，他害怕会失望……突然间，全车的人欢呼起来，因为远处位于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了许多条黄丝带，这些黄丝带如欢迎的旗帜迎风飘扬。
这故事看出不久，便被改为脍炙人口的歌曲 ── “老橡树上的黄丝带”（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伴着歌声，这则故事传遍了全世界。从此以后，黄丝带成了美国“欢迎囚禁的人重获自由”的标志，同时也为世人不断借用，用以表达对自由、平等的追求。
第一阶段
黄丝带运动缘起
2001年5月14日，一份英文商业周刊《The Edge》的封面专题报道内幕消息说星报集团（The Star）准备收购南洋报业控股。这报导开始引起广泛社会人士的猜疑与忧虑，揣测该项交易与政治扯上关系，因为星报集团本是隶属于马华公会的投资臂膀 ── “华仁控股”控制的集团。一旦此事成真，意味着马华公会除了英文《星报》以外，亦成功控制南洋报业主要出版的《南洋商报》与《中国报》，以及其他15家刊物杂志。随后，当时的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林良实医生对于收购传闻直认不讳，大家都非常忧虑《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将沦为马华控制的党报，成为马华公会的宣传工具，不再扮演反映民情的“人民喉舌”的角色以及监督时弊的“第四权”角色，从而缩紧大马本来已有限的新闻自由空间。
自从马华公会要收购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消息传开后，来自民间的反对声浪一波接一波地来，抵制南洋的呼声此起彼落，超过300个华团相继加入联署要求马华悬崖勒马，甚至马华公会的一些领袖(主要是当时B队成员1)和基层党员也反对。期间催生了“反对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其后，由八大华商组成的财团也向马华献议收购南洋报业。
一开始，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声称马华不干预此收购行动，因为这纯粹是一种商业交易，一切买卖决定将交由华仁控股的专业队伍处理。吊诡的是，他后来却于5月23日紧急召开马华会长理事会会议，通过投票以12票同意对3票弃权，议决支持收购南洋报业。
与此同时，另有内幕消息指出南洋报业的竞争对手 ── 《星洲日报》的老板张晓卿也有份勾结马华公会参与该收购行动，而刚巧林良实当时也透露说将寻找一位“策略伙伴”一起合作办报。也无独有偶，张晓卿旗下的《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在那段非常时期也并没有报导此项关乎公众利益的“政党收购报业”新闻，直至5月29日才发表声明并没有涉及在收购南洋报业的计划里头。在此之前，已经有40位时事评论人（后来马华确定收购后，增加至90多人）于5月26日联合声明将停止供稿给国内4大报章2，直至马华放弃收购南洋报业以及拥有《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常青集团否认涉及收购传闻为止。
2001年5月28日，华仁控股成功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当天下午，不少在南洋报业旗下的《南洋商报》和《中国报》任职的职员挺身而出，一起系上“黄丝带”站出来示威抗议马华公会入主南洋报业，表达捍卫新闻自由的决心。这举动获得许多华团、评论人、社会人士的鼎力支持，这股反对力量最终酝酿成以“黄丝带”为标志的“反对政党收购报业”运动，甚至有人认为此运动不亚于一九九八年安华事件发生之后掀起的“烈火莫熄”改革运动，堪称为华社的“烈火莫熄”运动。后来，马华收购南洋报业的事件也称作“528报变事件”。
另有人分析说，马华之所以执意要收购南洋报业乃当时的首相马哈迪的意思，因为后者不满《南洋商报》在2000年11月鲁乃州议席补选期间大幅度对“宏愿学校”和“诉求事件”两课题煽风点火，最终导致国阵在该传统强区流失许多华人选票，并最终导致国阵以530票微差落败，马哈迪因而决定加强管制华文报的力度，遂指示马华收购南洋。
大家怎么说？
《南洋商报》从此成为党报？
问：华社都担心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后将插手干预与控制《南洋商报》和《中国报》的新闻编务作业。你怎么说？
马华公会总会长拿督斯里林良实医生：
“人们不应贸贸然对华仁控股收购南洋报业控股集团一事下定论。这只不过是个纯粹的商业交易，我们知道本身在政治上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我们不会干预《南洋商报》的运作，况且马华已通过办理英文《星报》显示我们不会干预报业的运作，反而让它自由发展。”
独立新闻从业员组织（KAMI）发言人阿末鲁菲：
“媒体业者与股权持有人，将能以更仔细及隐秘的方式，对媒体的编务方针进行管制。这对于读者或公众利益来说，肯定是一项损失。执政党不只通过所控制的媒体，宣传政党或政治领袖的公式言论，进而扭曲反对党的言论；在必要时，也将掩饰政治人物滥权与贪污的行为。在发生政治权力斗争时，有者更有媒体以丑化敌对阵营。这些情况在马来文与英文报章，尤其明显。”
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沁：
“无论马华的高层领导如何辩称他们将会维持被收购的华文报的独立性，但是在显示的操作中，这是很难实践的。试问哪个老板会容许其控制的媒体公开批评他呢？马华所控制的英文《星报》在内容上的偏袒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马华的副内政部长向来就是扮演华文报的监督者和约束者的角色，试想，这两家被收购的华文报将来岂不受到双重约束？”
前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会长朱自存：
“新闻工作者不能违反老板的政治立场，不能违反老板的商业利益；当有关立场与利益和新闻自由发生冲突时，新闻工作者最后的自由是：递上一封辞职信！”
决定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40 位评论人：
“我们，一群华文报的评论人，对于马华公会策划通过华仁控股收购南洋报社并控制《南洋商报》、《中国报》以及其他14份刊物，深感愤怒与哀伤。华仁控股已经拥有《星报》。此次收购如果成功，不仅是马来西亚媒体的进一步集团化，恶化垄断性局面；更意味着华文报传统上的相对独立与自主的终结。
过去《通报》在马华掌控后沦为政党喉舌而被读者与广告离弃以致最后倒闭，前车可鉴。唇亡齿寒，一旦《南洋商报》与《中国报》沦为党营报章，其他华文报必然蒙受更大政治干预，同时再无市场竞争敦促其提升和维护新闻专业表现。过去华文报站在国家与族群利益仗义直言的声音将成绝响。
更令人不安的是，第一大报《星洲日报》被传与马华公会联手，涉及收购18％南洋报社的股份，意味着四家主要华文报都将归于一统，言论与新闻空间必然更进一步萎缩。我们遗憾的是，这两家报章（《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不仅没有否认有关传闻，反而以“不干涉他报内政”为由拒绝刊登反收购的新闻和言论。此事关系华社与国家的新闻、言论自由，绝不是《南洋商报》或《中国报》家事，公众应有权利知道真相。”
张晓卿涉及在案？问: 有内幕消息传说张晓卿拥有的常青集团与马华公会联手收购南洋报业集团，因此《星洲日报》自马华欲收购南洋报业的消息传开后整整一个多星期没报导关乎此华社利益的新闻，是一种出卖华社的行为。一群评论人也因此而停止供稿给国内四大报，包括《星洲日报》。你怎么说？长青集团老板张晓卿：
“我怎么可能出卖华人利益？一九八八年，《星洲日报》被当局要求停刊，濒临倒闭，《星洲日报》高层全马奔走，寻找买主不果，我本着维护中华文化的热忱，毅然投下巨资经营，挽狂澜于既倒，两年后扭亏为盈。
报纸，是一种文化事业，不能视为赚钱的工具，为了更好的回报社会和读者，（《星洲日报》）领导层遂将所有的盈余再投资，创办花踪文学奖，凝聚全球华人的创作灵感，也广获全球华人的支持。
此外，《星洲日报》每年在全马各地举办不下两百项推广文化的活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但无视于我和《星洲日报》同仁十余年来热心维护华社利益的记录，反而抹黑成出卖华人的利益。
长期以来，《星洲日报》都极少刊登竞争对手《南洋商报》的消息，尤其《南洋商报》是上市公司，事情没有定案之前，编辑部担心影响市场，所以进行严谨的查证。事实上，《星洲日报》一早就登了林吉祥披露马华将透过华人控股收购《南洋商报》的消息。
如果马华要我参与办报，我必须拥有最大的决策权，双方必须具备明确和共同的办报理念，让具有独立风骨及专业能力的人才出掌编辑部，不受政治势力左右。
如果说我要垄断华文报业，我最希望由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业，全力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唤醒东南亚的中华之魂。
他们（罢写抵制的文化人）其实是大马华人文化的母亲，但如今竟相信一个长期与他们合作创办花踪文学奖及其他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人会“出卖华人的利益”，这又叫人情何以堪？
对某些人而言，这事是已经设计好的议题，只是等待机会而已。一场单纯的商业竞争被扣上了政治帽子，使众多热血青年受误导。
我觉得真相不会永远被蒙蔽。我想起林肯总统说过：你可以在某个时候欺骗一些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我相信大马华人及全球华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评论人之一周泽南：
一个报馆高层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跳槽到敌对报馆的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封锁新闻整整一星期的报章的“声明”吗？
时评家欧阳文风：
“南洋报业控股被马华公会通过其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是对大马新闻业极恶极坏的打击。大马其他媒体（指《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竟然袖手旁观，甚至不惜打压民间所有反对收购的声音，公然剥夺老百姓知的权利，还自以为在行使从事新闻的权利，这是坏得不能再坏的现象！”
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评论人之一冯久玲：
“历史告诉我们，听其言，不如看其行。英文也有一句：it is the walk，not the talk。少来些保证、诺言或连自己也不相信的梦话，提出事实给大家看。”
总结：究竟是这群坚决系上黄丝带的人士危言耸听、杞人忧天、遭有心人利用，抑或是真的如他们所推测那般为华文报业暴风雨欲来之兆？是大马媒体业恶梦的开始？且看第二阶段的发展。
第二阶段黄丝带再次飘扬时过境迁，“528报变事件”发生5年之后的2006年10月17日，马华公会中委会同意让其控制的华仁控股子公司华仁管理有限公司，将南洋报业控股的21.02%股权脱售给张晓卿（右图）的益思私人有限公司（Ezywood Options Sdn Bhd）。
张晓卿在同年3月已经由其砂拉越注册公司Medigreen私人有限公司收购了南洋报业的20.44%股权。加上张晓卿名下的另两家公司早前收购的股份，即朝日报业私人有限公司控制的2.12%股权、张道赏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的0.31%股权，合计张氏共掌控了南洋报业控股的43.89%股份，一跃而成为南洋报业的最大股东。
在此之前，张晓卿已经是星洲媒体集团的执行主席，是《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的老板，如今再加上刚收购的南洋报业控股旗下的《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张氏已经掌控了大马半岛华文报业市场中六家报纸的其中四家（另两家为《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这四家报纸总共占了大马华文报业市场总读者人数的86.59 %，《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只各占大约9 % 及4 % 。这意味着张氏旗下的华文报总共掌握着251万读者的阅报角度。这对于马来西亚的新闻业发展可说是不健康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依然依赖平面媒体（尤其是报纸）获取资讯，而《光华日报》严格来说只属于区域性（槟城）的报纸，《东方日报》则刚创办不及四年，编采业务及销售网有待加强。更何况“印刷与出版法令”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让张晓卿的“策略伙伴”拥有绝对权力决定进入报业市场的商人。这一切有利于张氏的种种条件已让大马华文报业形成了“垄断”的局面出现。
由于出现“几乎所有（87%）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局面，因此关心大马媒体业发展的朋友担心，从此以后握着这“媒体篮子”的大亨，就决定了这篮子里的一切“媒体鸡蛋”的质量与价格。只要谁得罪张氏以及其“策略伙伴”有需要，读者就会与此人或团体的新闻绝缘。大家更不愿意见到的局面是：有一天，张晓卿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或政治压力逼压下把他所有的媒体事业都卖给巫统旗下的首要媒体集团
3，届时所有媒体都归于巫统的“一统”政策下，华文报业也将失去过去一直以来的相对自主性与独立性，变得与英文报和马来文报无差别。
虽然在2002年至2006年张晓卿买下南洋报业之前，“黄丝带运动”仍然持续着，许多当初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评论人依然坚持“不降格用武”原则，但此运动已随着时间流逝而渐渐从人们的记忆空间消逝了。但是，随着张晓卿控制四大华文报之后，激起了“黄丝带运动”的第二波浪潮。就这样，“黄丝带运动”赋予了新生命。 10月19日，47个公民团体及政党发表“政商联盟压缩媒体空间，媒体法律改革刻不容缓”廉署文告。10月27日，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联办“官商垄断媒体，华社如何自保”讲座（当然，只阅读四大报的读者无从得到此资讯），探讨媒体被政治力量与商业财团双重垄断的危机。
这一波最轰动大家的“黄丝带”活动莫过于11月3 日晚上7点，一群关心大马媒体业的大专生在全国《星洲日报》四个办事处，即位于八打灵的星洲日报总社、槟城、新山及关丹的星洲日报报馆，举行“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这一次，来自马大、博大、理大、工大、拉曼大学、新纪元学院等等在籍大专生及大专毕业生集合在各地《星洲日报》办事处，一起静坐请愿，并且准备好一份备忘录要交给张晓卿。现场虽然有拖格大罗里挡在门前，让这群大专生吃闭门羹，而且期间也受到警察先生的干扰，但这群年轻人仍然无畏无惧地揭竿起义，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信念如此坚定，且看看这群青年朋友的声明：
“我们感谢星洲日报在过去70多年来，对华社所作出的贡献。无奈，商业利益不可驱驾于言论自由之上，媒体垄断，短期而言可为企业带来利润，长期而言，对华社影响深远，或许不是造就文化大业，而是促使文化走向单一，走向枯萎。我们觉得读者，作为消费者，必须要捍卫知情权的权利，才可以市场中选择价格最低廉、自己所喜爱的产品。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垄断，将促成商业市场的不健康竞争。更甚的是，媒体垄断，可能间接助长国家企业、私人巨企以及挣扎求存的小公司之间不健康竞争之风。”
12月1日晚上七点，约120位年轻朋友，系上黄丝带，出席了由一群对大马媒体业前景忧心忡忡的年轻人号召的“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与马华领袖（以马华青年团领袖为主）展开了两小时的对话。
12月28日，123位前《星洲日报》学记在
“正义学记反垄断·有情学记救媒体”部落格联署发表〈《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
纵观这第二阶段的“黄丝带”运动，参与“反对媒体垄断”的个人、团体似乎不比当年“反对马华收购南洋”的来得多，为何会这样？大家在当年不是已开始意识到政党或商家垄断媒体的恶果了吗？有人觉得张晓卿是要拯救南洋
4，就好像当初救《星洲日报》那样，请大家不要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要被有心人利用；有人分析说有人、商家、团体由于不想开罪张晓卿而不敢联署表态支持“反对媒体垄断”；也有人说这就是媒体被垄断的后果，所有关于“反媒体垄断”的活动无法通过媒体传达给大众知道了（除了通过《东方日报》、《光华日报》或网上媒体，别无他法），而且四大报在这段期间不断为张氏并购南洋报业的行为说尽好话、涂脂抹粉，因而许多人（只看四大报的读者）也不觉得“壮大中文媒体网络”有问题。
在这“第二波黄丝带运动”中，且看看大家这一次又怎么说。
这一次，大家又怎么说？垄断？不是垄断？
问：张晓卿掌控大马四大华文报属于 “垄断” 华文报业吗？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
反垄断人士误解了“垄断”的意思，才会认定张晓卿垄断报业。任何垄断皆以强势力量排除竞争者，封闭竞争空间，享受充分的利益和好处，鉴于星洲和南洋集团皆为上市公司、拥有各自的股东，且竞争是市场运作规律、新闻从业员也形成抗拒言论垄断的防线，因此，张晓卿一人掌控四家报纸不能算是垄断，也无法形成垄断的局面。
政治工作者吴健南：
“张晓卿也并未100%垄断中文报市场。什么才叫垄断？垄断定义仍难界定。我认为一个人拥有四份报纸不算垄断，因为我们还有《东方日报》可以提供不同源流的声音。”
经济者家、马来亚大学教授拉惹拉西亚（Raja Rasiah）：
“垄断意指一方垄断整个市场，因此，张晓卿一人掌控四份报章，不算垄断，但却足以定义为“垄断式控制”（monopolistic control），有潜能带来一连串的恶果。你不能说他垄断，只能说他是中文报业的主要拥有者（dominant owner），掌控着这四家报纸的利益，有潜能决定六家报社之中的四家报社的编采内容。你可以说，这将在很多方面趋向于垄断。”
理科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查哈伦纳因（Zaharom Nain）：
“严格来说，当然‘垄断’的定义是一个人或一个公司霸占整个市场，但是，当一个人拥有六家报社中的四家报社，占据超过80%市场，而剩下的两家报社又是小玩家，那么这想当然已经形成垄断式控制了。垄断或是垄断式行为，皆只是文字游戏，事实是，张晓卿已经主导了市场（dominate the market）甚至可说已垄断了市场（monopolise the market），恐会带来一连串的恶果。”
有损读者的利益？问：一些关心大马媒体业的朋友担心张晓卿掌控四大华文报章后将有损广大读者的利益，你怎么说？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
“今天，我有幸参与南洋报业集团的办报事业。这是我先后参与《星洲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和北美三地《明报》、《亚洲周刊》等媒体之后，再一次投资在中文媒体。我们将以行动来证明我们积极参与华文报业承担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愿，我们希望继续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全力维护华人读者的权利，替他们立言请命，让这个社群的声音和观点能够传播下去，从而赢得别人的主意和尊重。
我们扩大媒体业的商务凝聚力量，目的是要加强华文传媒业的发声分贝，促使媒体业像一家经营完善的大企业得以永续发展，无疑就是为了更好的回馈社会，也是更好的为广大读者服务。
我们坚持办报理念：用人唯才，让具有报人风骨及专业能力的人才出掌编辑部，确保编务中立，不做一言传声筒，相对的，我们鼓励不同声音的激盪，进而迸擦出睿智的火花。
在世界传媒的合併风潮中存在一种现象，也成为一种趋势，那就是‘竞合’；相互既竞争，又融合。媒体的‘竞合’反映在业务上的兼并与整合；编务上的竞技与争鸣。同在一个集团化企业里，不同编辑部独立操作，各显神通，各施所长，发挥百家争鸣的精神。这种良性竞争状态一定提升彼此的竞争力，避免不必要的‘你死我活’恶性竞争，脱离血腥的红色海洋，开创蓝色商机，创造‘多赢’局面。”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
“收购后南洋集团旗下报刊仍然是在各自的专业管理层的管理下独立运作，并没有因张晓卿收购而与《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合并或改变经营方式。”
《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
“从一个人的过去可以了解他的现在，从他的现在可以预测他的未来（出自《毛泽东语录》），恳请读者不要预先判决张晓卿的诚意。从他所拥有的星洲集团的出色表现，读者应该对他有所期许，而不是仓促地给予负面的评价。”
美国传播政治学者Robert W. McChesney:
“媒体集中化所带来的媒体内容商业化，伤害的不只是新闻产业和专业，更是对民主和文化的负面影响。”
理科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查哈伦纳因（Zaharom Nain）：
“控制有分资源分配控制（allocative control）和运作控制（operational control）两种；运作控制是类似编采操作等操作上的控制，资源分配控制则决定了资源的分配、职员职位。当一个人控制了两家报社集团，你很难看到对立局面的出现，比如两家由巫统控制的报纸不可能一家支持巫统，另一家支持回教党。”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讲师傅向红：
“《星洲日报》攻击人，连指名道姓也不敢！它有没有树立值得遵从的典范？没有！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过去发的许多文告，它登的次数不超过三次，最近一次刊登，也只为了净化自己的形象。《星洲日报》刊登的文告，也删除了抨击张晓卿的段落！”
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
“媒体垄断的恶果已显现出来了，这不是什么抽象的事，而是非常具体，只要细心翻阅各大报章就可以看到。比如翁诗杰说他坚持反收购的立场不变，但是主流媒体的报道突出的是‘脱售是好的’；沈慕羽的言论有两点，一即五年前的收购是错误的，二即他基于文化情感，呼吁大家不要打击南洋报业，但是，主流媒体和黄家定的引用却突出第二点，即沈慕羽呼吁大家不要打击南洋报业。”
人民公正党槟城丹绒区宣传部：
“非仅仅透过媒体并购才能维护读者权益，要维护读者权益应该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最高标杆，确保异议份子或与当权者、既得利者集团持不同立场的人士，拥有足够的发言空间。在南洋报业控股未被马华公会收购之前，两个旗鼓相当的报业集团，依然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将自我审查程度调至最低，通过新闻上的竞争，赢取读者的心，从而促进销量。如今两个大集团二合为一，在缺乏强力竞争、近乎垄断的情况下，一个令持异议的民间团体怯步的中文媒体霸权因而诞生，结果不仅是媒体本身自我审查，连这些团体因惧于遭到“封杀”而不敢直抒胸臆、自我审查，甚至放弃发言权，导致言论空间顿时萎缩、华团集体“失声”。如此一来，“张晓卿‘替他们（华人读者）立言请命’之说，最终将沦为空谈。”
媒体工作者刘敬文：
“无论文化的兴盛或民主社会的进程皆须自由独立的媒体共同达成。秦大一统以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不复见，我们担心中文报业大一统后新闻素质会走下坡，舆论会受到压制。”
专栏作家陈美萍：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再英明的领导人也会犯下致命的错误。极权国家永远告诉人类：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在不自由的垄断市场下，有意竞争者将永无机会进入市场，“异议”更是用不见天日，消费者面对剥削，尤其是知的权力的剥削，都可能无所知觉。
“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的发起人之一 余福祺：
“在检视了由张晓卿所掌控的四家本地中文报章（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及《光明日报》）在近5年来的编采作业后，我们发现：
1) 2003年，各大中文报对243英文教授数理方案“一个方案，四种表述，每一种表述都有谬误”，让中文报读者和广大的华社以为243英教数理方案对华社的母语教育权利没有危害。
2) 2006年，星洲日报《沟通平台》对民间站在前线反对华小校长贪污的家长进行人格抹黑，扣上“红卫兵”等帽子，让其他广大的家长因为误会被污蔑的反贪污人士，以致家长无法联合起来杜绝校长贪污的恶行。
3) 2006年，四大报业旗下的报章皆不能刊登马六甲猪农向社会人士申诉困境的广告。
4) 2006年，四大报在马六甲猪农困境事件爆发初期冷处理新闻，等到网络媒体把猪农受到州政府欺压而马华却坐视不理的新闻闹大后，才姗姗来迟的跟进报导。
5) 2006年，四大报起初不准刊登全国华小家长总会要求家长举报校长贪污事件的呼吁广告，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后，南洋以及中国仍然坚持不愿刊登，而星洲日报则在家长总会同意删除一些字眼后才能刊登。
6) 2003年，《星洲日报》动用2003年7月22日《星洲日报》的网上媒体《星洲互动》的《言论》版，以及隔日2003年7月23日《星洲日报》的印刷报章，用社论为当时深受黑金政治传闻困扰的黄家定“漂白”。黄家定有无涉及黑金政治应由警方和法庭来定夺，可是号称“大报”的《星洲日报》越俎代庖动用社论为黄家定个人“漂白”，不但功能错位，还玷污了社论针砭时弊的功能。
张晓卿，乃至刘鉴铨要如何说服广大的读者，被张晓卿垄断后的中文报业不会更肆无忌惮的封锁不利其策略伙伴马华的新闻和评论文章呢？
不要告诉我星洲日报和其他三大报章皆受到恶法的限制和国安部的“关照”，以致被迫违背客观报导新闻的专业守则，难道东方日报就没有被恶法钳制和被国安部威吓吗？可是为什么东方日报都能做到刊登以上被四大报自我审查掉的新闻和广告呢？
是因为东方日报比较清高吗？我不这么认为。东方日报之所以会采用比较前卫的编采方针，是因为东方日报被迫透过揭露更多民间关心的议题来和以星洲日报为首的四大报竞争读者、消费群和广告商家。
我们信不过个人、我们信不过优秀的文化、我们信不过商人的经济理性、我们信不过还没开诚布公的交流就在己方的百万读者媒体上抹黑异见人士的报纸、我们也信不过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有没有徇私的一天，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之中，在国家的公权力之间，还有媒体与媒体之间，建立起没有任何一方独大的监督制衡机制。
我们只相信制度，尤其是一个能够确保各中文报皆会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消费群和广告商家，而竞相打擦边球，报导更多民间关心的所谓“敏感议题”，揭露更多被当权者和利益集团掩盖之时弊的报业市场。”
后语: 能够耐心读至此的读者，相信在“兼听”各方说辞之后，相信都较清晰地掌握整个黄丝带运动的轮廓。该运动中孰是孰非；何者只动之以情，何者始终以理服人？事实胜于雄辩，各位一直有密切留意四大华文报自掌控于张晓卿以来的新闻报道的看官相信自有判断。 虽然张晓卿垄断大马四大华文报已成定局，但“黄丝带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全国的人民都正在密切留意马国境内的媒体业发展。马来西亚华文报业未来会演变成怎样的面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大马媒体业生态发展最终会不会真如一些人猜测那样：由巫统的首要媒体集团控制完所有的媒体？黄丝带运动的后续进展是什么？这批毅然系上黄丝带的青年最终会的成功或成仁？这些答案都将于日后（可能是一年、几年、十年，甚至百年或以后）一一揭开帷幕。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以上所采用的言论的确是出自于当事人的，它们都散见于本人所参考的各种文献，而本人只不过是把重要论点抽取，再重新组合，绝无歪曲当事人当时表达的意思。这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对整个黄丝带运动的整体框架有个初步的把握而做的。当然，有兴趣更深一层了解、探讨与研究此运动的朋友，仍须参考其他正规文献，因为毕竟这只不过是的一个报告文学，并非严谨的学术论文。 鉴于此作是在仓促的情况下完成，难免会有疏漏、不足与错误之处，还请各位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参考书目- 曾维龙：《黄丝带飘扬：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马来西亚：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2007年。
- 古玉樑：《528: 南洋报变大揭秘》，吉隆坡：大众科技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陈漱石：《《华文报变天全记录》，雪兰莪：泊世出版社，2001年。
- 陈漱石：《华文报天变再记录》，雪兰莪：泊世出版社，2001年。
- 林德顺：《报殇》，雪兰莪：飞脚制作室，2001年。
- 朱自存：《纵观华报五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报发展实况》，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
参考网站
点击阅读全文
律师兼部落客哈利斯依布拉欣（Haris Ibrahim，左图）已发起一场运动，呼吁读者每逢星期二罢买报章，以抗议主流媒体对一些课题的虚假及扭曲事实报道。
他补充说，该委员会并不是很注重支持这项运动的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