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评论] 难以逆转的潮流

以下文章《难以逆转的潮流》转载自南洋线上专栏《时事论衡》

※玛丽娜 （前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之女）

近来，高层人士针对写网上日志的博客发表了许多胡言乱语。博客显然容易说谎、造谣，同时不可信赖，没有权威性。一些人甚至指责博客可能造成人民不和谐，导致种族暴乱的旧妖魔重现。

基于我国拥护互联网，同时期望建立知识型经济，因此这些话有点令人疑惑。正如使用互联网的１千１００万马来西亚人所将表明的，一旦你上了，就是上了，没有回头路。否则，为什么样样东西都有网站呢，包括各政府部门？

许多其他写作人（尤其是那些网上的）已经指出，真正抱怨网志的人，只有政客。明显的，人只有在某些东西令他不爽快时，才会抱怨。当然，为什么网志要使政客不爽快，得由每个人去猜了。不过，一些事情确实似乎并非偶然的。

彻查以还无辜者清白

举个例子，最近有关高层人士被指欺诈的说法，是源于网志，多数跟大笔金钱有关。现在，不管这些话是真是假，民众的头脑里无疑对某些人有了疑问，因此，惟一应当做的事，是迅速调查来确定这些指责是否有任何根据。如果没有，大声讲清楚那个可怜的人是清白的；如果是真的，就采取适当的行动。

事实却相反，立刻见到的反应是转移注意力，在人们的头脑里制造有关互联网，尤其是博客的疑问。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要使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任何指责被人唾弃，认为是一些奇闻怪录，因此不需要加以注意。各媒体收到通知书和电话，完全不要相信网上的任何有趣的东西。如果网上即时通讯的名望是可以玷污的话，那么就完全不需要对任何指责采取行动了。

这听起来不坏，可是遭指责者的名誉当然就永远不能一劳永逸地恢复了。臭味萦绕不散。最终，这对无辜者和民众都不公平。

一些人把网志比拟为卑劣的骂人的“匿名信”，四处流传，人们饥不择食地读它们，就像看八卦杂志。不过，匿名信和网志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有一点，许多网志并非像匿名信作者那样，因此，以自己的名字写网志的写作人，是对他们所说的话负责的。其次，跟匿名信不同，通常谁都可以简单地写上评语，立刻回应。你的回应越明智，你就越可能劝服别人该网志所报道的是不可靠的。

从政者可考虑设网志

实际上，从政者反击他们视为不可靠、没有权威性的网志的一个办法，就是开设他们自己的网志。既然他们自视为非常可靠、有话直说的人，他们在网志所说的任何事，一定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在美国，从政者越来越转向互联网宣传自己，许多人获得成果。因此，现在肯定是我们的从政者、特别是政府一方的，加入的时候了。正如他们所说的，如果你不能战胜他们（你真的不能），那就也加入他们吧。确实，一些从政者的网志很受欢迎。

不过，惟一的情况是，从政者必须准备互联网会咬回他们一口。与对支持者发表的演讲，对抱怨的记者发表的亲切畅快的讲话不同，网民倾向于回敬，通常不是很温和的。如果他们认为你在讲废话，他们会告诉你。对此的惟一解决办法是不要讲废话，这显然是我们的一些从政者非常难以做到的。也许这解释了他们不愿意亲近互联网的原因。在经过一整天试图找出如何吸引更多发展资金到手上的办法之后，任何人还有精力去做的，最后才是答复关于一些新政策的尖锐质问。或者你如何建造新屋。

最糟的是，对互联网的这种发脾气跺脚行为，只会使从政者显得落伍，脱离民众。叫主流媒体不要在网志找消息，只有适得其反；一些网志站有超过１００万的点击率，因为它们讲出报章不讲的事情。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最好顺应潮流，或则有灭顶之虞。

●葆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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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言论] 何不自设网络媒体打舆论战？

以下文章《何不自设网络媒体打舆论战？》转载自《光华日报》。

※庄迪澎

3月17日（星期六）早上给《光华日报》交上《网络媒体恐惧症》后（上周一刊于本栏），当晚就传出国安部警告报章切勿引用网络媒体的消息；虽然国安部出版与可兰经文本管制组秘书仄汀尤索（Che Din bin Yusoh）后来否认禁止主流媒体引用网络消息，并澄清只是“要报章先查证”，但是从国安部公函文引述《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的出版准证条件第11项，提醒“准证持有人必须时时遵从及不违反国安部不定时发出的命令”看来，警告意味浓厚显然不在话下。

这项最新进展恰好为拙作《网络媒体恐惧症》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政府试图阻止报章和其他传统媒体引述网络媒体的内容，其中一个原因是要堵截互联网的讯息经由传统媒体这个中介管道传达给那些不上网的老百姓——尤其是最近副国安部长佐哈里被指收受马币550万元释放三名黑帮头目的消息，就是经由互联网传出。相对于根深蒂固、涵盖面广的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目前其中一个限制就是难以吸引那些抗拒电脑、不习惯上网的非网民；因此，传统媒体引述乃至转载网络媒体的报道，能让这组人间接得悉网络媒体揭露了哪些重大事件。

国安部试图阻止报章引述网络媒体的消息，显然多此一举，白白落人口实，而且“无心插柳柳成荫”，确认了“要看政府不喜欢百姓知道的事，就要上网”的印像。报章最怕《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即使网络媒体报道、跟进或揭露什么石破天惊的好料，只要这些消息抵触执政党或政治权贵的重大利益，报社主事人仍会凭着他们对“底线”、“禁区”的专业判断，弃而不用；最近的例子就是资深新闻工作者苏珊伦（Susan Loone）在其部落格（http://sloone.wordpress.com）里继续跟进蒙古籍女子阿尔丹杜雅莎莉布（Altantuya Shaariibuu）惨遭谋杀及炸尸案的内情。

阻止传统媒体引述网络媒体的另一个算计，是不要“推广”网络媒体，令某些网络媒体更为人知，人气直升。国安部这次的举措，并非政府首创，新闻部早有先例——《独立新闻在线》自2005年开通后，中文电台“爱FM”曾经在“爱·开麦·无障碍”节目的“各报头条”环节中播读《独立新闻在线》的头条新闻，但是去年四月就传出“爱FM”受到指示停止引述《独立新闻在线》的新闻。

无论是出自何种算计，政府试图阻截网络媒体的讯息流传，终究将事倍功半，因为不但网民之间会相互转发流传，而且也能经由非传统媒体的管道传达给非网民。更何况，除非政府要执行“锁国政策”，要在互联网大潮中逆流而行，否则我国网民人数剧增、新闻网站及部落格越来越多，是政府挡也挡不了的。

与其以传统的国家机关的强权干预传统媒体的编采决策，政府或执政党不如自设“亲政府”的新闻网站、资助“亲政府”的写手架设部落格，打一场漂亮的舆论战。倘若这些网站和部落格不受落，那就得自己好好反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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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部落格] “80%的部落客是失业女人”采访手记 - 从不是独家变成独家的新闻

以下文章《“80%的部落客是失业女人”采访手记 - 从不是独家变成独家的新闻》转载自星洲部落格。

※龙耀福

旅游部长发表“部落客是骗子”、“80%的部落客是失业女人”等经典废话后，相信被人大肆批评后，最起码可以知道如何尊重女人。

话说，东姑安南言论出街后，我被同事告知，竟然只有《星洲日报》刊登旅遊部长这番“伟论”。在向其他报纸查证后，只知悉《中国报》也有写此新闻，不过却没有《星洲日报》般详细。

有部分人指采访的我搞错，也有人怀疑为何只有星洲有﹖﹖﹖﹖部长幕僚还语带责备之意，说只有星洲日报有这么样的新闻。东姑安南过后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更增添不少神秘色彩。

因此，我有话说。

小弟接获通知，出席当天原本预计11时开始的新闻发佈会。东姑安南还提早抵达，开始发表近一小时的“伟论”。

从原本轻轻松松谈论大马将在3月开始举行2007年大马GP Sales，突然间转移到部落客的话题。

在场出席的大部分是旅遊局官员及商场业者或代表，(因地点在吉隆坡大马旅遊中心/MTC)，东姑安南开始点名道姓，指《星报》副集团总编辑黄振威不应相信部落客的东西、部落客讲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还叫记者转告黄振威。

那时的气氛蛮紧张，部长不停发飙炮轰部落客，又指他们破坏国家团结(请参阅星洲日报报道)……在场的商人和官员脸色可想而知。

“部落客都是骗子，以种种方法欺骗别人。根据我的了解，一万名没有工作的部落客当中，有8000名是女人。”

语毕，全场哄堂大笑，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一，当天是三八妇女节，发表如此言论是为了祝贺女人﹖

二，逻辑想想，数据从何而来﹖大马竟然有能力管制及监督世界所有的部落客，而且还有数据﹖

三，为何只针对女人﹖是否女人特别好笑，所以大家听后都要笑﹖

东姑安南这番话一点都不幽默，身为男人的我也觉得他不应如此歧视女性。奇怪的是，为何其他报纸没有跟进呢﹖当中很多记者还是女性，明明每个人都有听到呀﹗

过后，我去问他们要写什么。当中很多都表示不要写，有者说，不要破坏大马旅遊年﹔有者表示大马旅遊年很多广告，要与老板先商讨等。

我当然没资格批评其他同行，不过如果写新闻都要有如此多顾忌，倒不如去当东姑安南的秘书。我想，记者应该也是专业行业吧﹖我们是否对得起“记者”这称号﹖

我也曾考量对大马旅遊年等的影响，不过东姑安南敢说，难道我们不敢登吗﹖

无论如何，东姑安南于周四辩护说，他并没贬低所有的女性的意思，所针对的只是批评旅游部奉行官僚主义的印尼女主持人。他这番言论，也直接承认本身的确是有讲过这种话，算是有风度啦。

好过有些傢伙睁大眼睛说瞎话，明明讲过，却要迫到记者公佈录音内容才乖乖闭嘴。

其实，我写新闻时，也没有注明他是讲大马女人，还说他是针对那名印尼女记者发表伟论。

政治人物总是要有个下台阶，随便敷衍过去就算了。

这次的教训是给不尊重女人的男人，更何况我重复听回录音带，他根本没有说这是开玩笑﹗

玩笑可以开，但不可不节制，东姑安南，是我教会你如何学习尊重女人，你应该感激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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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小心，我含血喷人！

以下文章《小心，我含血喷人！》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陈慧思

《星洲日报》记者龙耀福今天在该报“沟通平台”指摘“一家常不求证就写新闻的中文网站”利用“其中一名部落客”的评论影射《星洲日报》是骗子，及“写这新闻的人……含血喷人”。这名同行太客气了，其实他可以直唤我的名字，也可以直写《独立新闻在线》；如果《独立新闻在线》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意图抹黑《星洲日报》，而陈慧思也真的含血喷人了，那么指名道姓写出来就好。倘若说的是真相，我们保证不会指摘你抹黑。

我从来不喝血，无法想象自己含血喷人的样子。《星洲日报》记者龙耀福没有指名道姓，但读毕他的文章《又来抹黑星洲日报》后，我可以确定他文中那个“含血喷人”的人就是我。我确定，因为我有基本的理解能力。文章是要全篇读的，这我也知道。

一开始我就没有怀疑龙耀福的专业能力，我相信苏珊伦（Susan Loone）也没有。我们都倾向于相信旅游部长东姑安南说过“部落客全是骗子”一番话、相信《星洲日报》3月9日当天的报道是实话实说；因此，苏珊伦才会在其部落格《但愿真理拯救我们》（May the Truth Save Us All）说部长尽说些“甜言蜜语”（sweet talk）躲避实质问题。

苏珊伦《旅游部长毫无损伤地开溜》（Tourism Minister Escapes without a Scratch）这篇文章的意思是很清晰的，文章的主题是指摘记者在安南于3月15日当天的澄清记者会中有若一群“幼稚园孩童”，在东姑嬉皮笑脸地回避有关“骗子论”的问题时，没有逼问他，“在场记者亲耳听见的，你怎么耍赖”？（我的理解是如此）

何必神经兮兮指责别人抹黑？

我在《非议我国旅游局不专业 印尼女部落客接停职令》文中清楚交待了上述文章的主调。弄清主题之后，理解能力不差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受他的甜言蜜语影响，就这样让他毫无损伤地走开……除非《星洲日报》撒谎。因此，《星洲日报》，你撒谎了吗？”这段文字的含意是“东姑安南睁眼说瞎话，指摘《星洲日报》撒谎，记者们竟然放过他；被指为骗子的《星洲日报》，你怎么说？”

是的，我凭着对龙耀福报道的信任，画公仔画出了肠，为的是让这名采访线上的朋友读懂苏珊伦和《独立新闻在线》的文意。我疑惑，怎么平日教导读者“看新闻要看新闻背后隐含的意思”的《星洲日报》功力竟然一落千丈，竟会看不出这段文字的意思？

就算看不懂我的意思，《星洲日报》也该知道，我的报道只是抛出了苏珊伦向《星洲日报》抛出的问题，没有论定《星洲日报》撒谎，也没有加油添醋，为文字加辣。说明白一点，我引述珊伦这段文字，最大的意图不过是促《星洲日报》站出来为自己说说话，拆穿部长的谎言。我相信这也是苏珊伦提问《星洲日报》“你撒谎了吗”的用意。既然你没有撒谎、既然真理站在你那一边，你就勇敢站出来辩驳呀，何须神经兮兮地躲在角落，指摘别人蓄意抹黑你？

东姑安南骂星洲是骗子

龙耀福为何保持缄默？

假设说《独立新闻在线》抹黑《星洲日报》、陈慧思含血喷人，那么直接说《星洲日报》是骗子的东姑安南，又算是什么东西？龙耀福敢敢怒骂仅仅提问《星洲日报》“你撒谎了吗”的《独立新闻在线》，对直斥《星洲日报》是骗子的东姑安南无一句怨言、对沉默以对的雇主《星洲日报》无一句谏言，这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不是欺善怕恶。

我明白龙耀福的处境，记者势单力薄，无法向强权吭声，因此，我不敢要求他站出为自己辩护，然而《星洲日报》堂堂大报社，怎能甘于“吃死猫”、在恶势力面前忍气吞声？你证据确凿，怎么就不能驳斥部长的言论，反而怒骂向你提问的新闻网站抹黑你？

龙耀福在文中影射《独立新闻在线》为一家“常不求证就写新闻的中文网站”，说本刊利用部落格言论，影射《星洲日报》是骗子。这是一句具有猜测意味的话，试问，如果《独立新闻在线》引述部落客的话就是影射《星洲日报》是骗子，那么龙耀福引述东姑安南说“全部部落客”是骗子，是不是就是利用部长的话来影射所有部落客是骗子、抹黑部落客？龙先生写这段新闻的时候，有没有向惹怒部长的印尼部落客妮拉坦兹（Nila Tanzil）求证她言论的虚实？如果要这么纠缠下去，我是不是可以问龙先生在撰述《又来抹黑星洲日报》一文时怎么没先向《独立新闻在线》求证是否有意抹黑《星洲日报》？

“引述既是记者（或记者服务的媒体）的立场”的逻辑显然不通，更何况，我引述的那段被指为抹黑《星洲日报》的文字仅只是一个问句，且问句之前的文字已清楚反映东姑安南“躲避问题”的意思。一个问句，就算是抹黑？《星洲日报》，你未免太也脆弱了。

本刊引文并无评论或结论

如果我真的有心抹黑《星洲日报》，接下来也不会有《证明东姑安南诬赖星洲撒谎记者：我不敢扭曲部长言论》这篇文章。《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庄迪澎前天也就不会致函苏珊伦，严正声明本刊绝无影射《星洲日报》撒谎的意图，并说明本刊引述苏珊伦的文字时，并没有下任何评语或结论。

既然《独立新闻在线》在龙耀福致予苏珊伦的电邮刊出后，打出“东姑安南诬赖星洲撒谎”的标题，报道龙耀福的说法，总编辑也已就此事发表声明，龙耀福还是认定本刊自抬身价、抹黑《星洲日报》，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唯一的希望是这篇匆忙写就的文章，有助您解读我的文章。

最后，感谢龙耀福挺身为自己辩护，捍卫了新闻从业员的尊严。接下来，希望《星洲日报》及龙耀福继续报道真相，让广大无法出席记者会的读者有机会见识到部长愚昧的一面；也寄望我国各大媒体和记者日后在面对部长的抹黑时，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帮助读者看清事实。谨以一句“同行虽竞争，自由相守护”与各位同行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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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沟通平台] 我挺龙耀福

以下文章《我挺龙耀福》转载自星洲互动。

※红衫客

读了3月22日星洲日报记者龙耀福在《沟通平台》发表的文章“又来抹黑星洲日报”，可以感觉他的义愤溢於言表。

我猜想龙耀福是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记者，他敢於站出来跟部长对质，身为读者，我要给他鼓励的掌声。

媒体是第四权，理应负起制衡和监督政府行政、立法者（国会议员、州议员）、司法系统。

目前的情况，非常不合乎常情。当《星洲日报》的记者和评论作者奋力尽一个大众传媒的责任，发挥舆论监督的天职时，《东方日报》和两个网站──《今日大马》中文网和《独立新闻在线》不但不跟报纸站在同一阵线去扮演监督和制衡的角色，反而还处处去挑剔报纸的报导和评论，打击记者和评论作者的士气。真令人怀疑他们的动机何在？

网站的内容不受政府管制，比报纸享有更大的新闻自由，理应负起更大的监督政府的任务。可是上两个网站却无视自己的责任焦点所在，反而处处打击和抹黑《星洲日报》及其他华文报，同时为《东方日报》涂脂抹粉。唉，他们有必要这样来残害华文报吗？处心积虑的把华文报弄垮，会对谁有利呢？ （星洲日报 / 沟通平台.读者: 红衫客.2007.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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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沟通平台] 又来抹黑星洲日报

以下文章《又来抹黑星洲日报》转载自星洲互动。

※龙耀福

《星洲日报》刊登旅游部长发表“一万名没有工作的部落客当中，有8000名是女人”，是根据部长的谈话写新闻，并不是《星洲日报》所杜撰。

旅游部长的确有说过这番话，我手上还保留著证据。他并没说这是开玩笑或要求Off The Record。

部长当天的新闻发布会接近1小时，其中对部落客的批评花了不少的时间。他当时指《星报》副集团总编辑拿督黄振威，不应在其专栏引述部落客说的话，新闻发布会的话题就从“销售大减价”，转为对部落客的批评。

部长当天的话，我也不想再此重述（请参阅3月9日星洲日报）。过后，许多部落客及网站均引述我们的新闻。

不过，一家常不求证就写新闻的中文网站事后竟然利用其中一名部落客的评论，来影射《星洲日报》是骗子，这间接质疑我的新闻专业道德。

这个网站随便引述一个人的谈话，就予人一种星洲日报是“骗子”的假象，无疑是将白的说成是黑的，黑的说成是更黑的，而且写这新闻的人根本没出席当天的节目，却又凭甚麽含血喷人？

这又是一起电子媒体抹黑报纸，企图打击星洲日报公信力，抬高自家形象的实例。 （星洲日报/沟通平台.文:龙耀福.2007.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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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南洋报业高层日内或有异动 主席梁祺祥南洋总编辑叶宁

以下文章《南洋报业高层日内或有异动 主席梁祺祥南洋总编辑叶宁》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庄迪澎

身份不明的买主昨天通过场外交易，以马币6467万元的价格收购南洋报业控股的20%股份后，今天又传出南洋报业控股近日将有高层异动的消息；若无最后一分钟变动，星洲媒体集团副主席梁祺祥将出任南洋报业董事主席，取代现任执行主席黄思华，而星洲媒体旗下《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则调任《南洋商报》总编辑。

南洋报业控股现任执行主席黄思华曾任森美兰州行政议员、副首相署部长及副财政部长，马华公会在2001年收购南洋报业后，派他出任董事局执行主席。马华公会在去年10月17日宣布脱售南洋报业控股的 21.02%股权给张晓卿控制的益思私人有限公司（Ezywood Options Sdn Bhd）之后，仅剩下大约20%股权，不再是大股东。【点击：马华公会脱售21.02%股权 张晓卿成南洋报业最大股东】

昨天有近20%的股权在场外交易，这宗交易的总值是马币6467万元，每股的成交价是每股马币4.199元，买卖双方身份不详。由于这宗场外交易的股份和马华公会通过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所持20%股权吻合，再加上黄思华卸下董事局执行主席的职务、星洲媒体高层入主，马华公会是否已完全撤出南洋报业，耐人寻味。【点击：交易量与马华公会持股吻合 南洋报业20%股权场外易手】

梁祺祥是林建德岳父

即将接任南洋报业董事主席职务的梁祺祥（右图），现年69岁，曾是国阵成员党民政党的资深领导人，从政期间曾任民政党署理主席、原产业部长（1978年至 1986年）；他在2004年9月1日受委为星洲媒体集团副主席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Audit Committee）主席。

梁祺祥也许是过气政治人，但是他的女婿林建德却是现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政治秘书林建德。

叶宁早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经济系，年轻时以撰写游戏文章活跃文坛，曾出版《飞跃马大校园》及《喝黑狗啤的女郎》等书。大学毕业后踏入报界，曾任《南洋商报》副刊主任，后期出版的书籍有《阿满与瘦子》、《吃在吉隆坡》、《吃在柔甲》、《吃在槟城》及《令堂物语》。

叶宁数年前经由星洲媒体集团现任副董事经理兼集团总编辑萧依钊拉拢，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消息来源向《独立新闻在线》透露，叶宁调任《南洋商报》总编辑后，《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将由另一名资深报人彭早慧接任。

彭早慧曾任《中国报》总编辑

彭早慧（右图）现年50岁，在新加坡诞生、马来西亚长大，曾以夏枯早的笔名活跃文坛，也是资深媒体工作者。彭早慧曾任《马来亚通报》及生活出版社集团日文翻译、生活出版社旗下杂志《新潮》杂志主编、《中国报》前姐妹报《新晚报》（已停刊）策划编辑。

《中国报》在1986年复刊后，彭早慧调任《中国报》执行编辑，后来逐步升任助理总编辑、副总编辑及总编辑（1997-1998）。离开《中国报》后，一度加盟新加坡书店集团“叶一堂”（Page One），统筹亚洲区域中文图书采购业务。

彭早慧去年加盟星洲媒体集团，出任《亚洲眼》杂志主编。消息来源透露，她已经辞去《亚洲眼》主编的职位。

钟启章动向不明

至于将卸下《南洋商报》总编辑职务的钟启章，动向如何尚未能得悉；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他可能获委为董事。

《独立新闻在线》致电钟启章（左图）求证《南洋商报》总编辑职务人事异动的说法，他一再答说：“没有、没有。”

《独立新闻在线》再追问：“那你还是总编辑吗？”他答说：“是不是谣言，我不晓得。”过后，就应说要接听另一个电话而挂线了。

钟启章曾在2001年受委为首相马哈迪的新闻秘书，直到马哈迪在2003年退休后，再回到《南洋商报》；钟启章现任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会长。

星洲高层纷纷过档南洋

马华公会在2001年收购南洋报业时，虽然《星洲日报》一度否认参与收购行动，但是《星洲日报》高层人员却接二连三“过档”到南洋报业。

2001年5月28日南洋报业控股正式易主当天，《星洲日报》集团总执行长刘炳权早上闪电辞职，晚上就与《星洲日报》前副总编辑洪松坚代表华仁控股宣布掌管南洋报业控股，并即席会见《南洋商报》及《中国报》高级主管。

刘炳权受委为南洋报业控股总营运长（COO），洪松坚则受委为总营运长特别助理。刘炳权后来升任集团董事经理，洪松坚也已升任集团总编辑。

后来，又有两名《星洲日报》的老臣子先后“过档”到南洋报业控股主持大局：广告总经理邓东来出任南洋报业控股总执行长（行政总裁），执行总经理杨思源则出任南洋报业控股集团发行总经理。《星洲日报》报业集团企划经理王世发也离职进驻南洋报业，三天后受委为集团财务总管（GFC）。

最近的一次“高层过档”动作，是已在《星洲日报》服务了22年的另一位老臣子颜振浩在去年2月16日辞去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的职务，3月1日到南洋报业控股出任代集团董事经理，6月1日正式出任集团董事经理，取代刘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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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专题]盛极转衰，走向未知 《南洋》风雨路茫茫

以下文章《盛极转衰，走向未知　<南洋>风雨路茫茫 》转载自《东方日报》。

※曾薛霏

2006年10月6日，83年历史的《南洋商报》宣佈改版，以新面貌面对读者和市场。

改版后的《南洋商报》以电脑字取代原本由著名书法家，南洋大学祕书长潘受书写的报头。许多《南洋》老读者无可奈何接受了这场改变，但是，新的报头也抹除了人们的历史记忆。

《南洋商报》由已故著名教育家和实业家陈嘉庚先生于1923年创办，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之一。

陈嘉庚是凭着橡胶发迹的实业家之一。他除了办实业成功以外，也是星马著名的华社领袖。他在捐助中国和星马等地的慈善事业、兴学办校上不遗余力，为他赢得「毁家兴学」的美誉。

陈嘉庚是个精明的企业家，为了拓展业务，公司每年须花大笔钱印传单和打广告宣传；为了节省成本，他买下一间印刷厂，自行印传单，后来便办起报纸来。陈嘉庚明白：报纸可宣传商品、宣扬中华民族文化、教育民众，还可以发表己见。然而，《南洋商报》过后的剧变，恐怕是他永远也无法想像的。

陈嘉庚在《南洋》创刊号中指出，实业与教育，有互相消长的关系。兴学缺乏成绩的原因在于经济的缺乏。若设立专门大学，则能培育出实业、教育和政治三方面人才。

由此可见，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报章启迪民智。于是我们不难想像中日战争时，《南洋》大事报导，呼籲华社支持中国抗日了。

「当时的华社中有三大支柱，一是会馆、乡团；二是华文教育；三是华文报，陈嘉庚在这三方面皆拥有领袖地位。因此，他领导抗日是很自然的事。」

新加坡资深报人韩山元在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达了他对陈嘉庚的敬意。

韩山元对陈嘉庚和星马华文报有深刻的研究。他曾在新国《星洲日报》工作，也在合并后的《联合早报》当副刊执行级编辑。他也是本月25日《东方大讲堂》的主讲人之一。这场研讨会是为了纪念胡文虎诞辰125周年而设的。

韩山元说：「陈嘉庚所在的福建会馆是当时最大的帮派。他创办了华侨中学，更在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也办了两份华文报──《南洋》和《南侨日报》，是个全面的华社领袖。」

《南洋》创办初期，华社识字人口不多，零售价定在1角（可买5杯咖啡），许多人负担不起，创刊初期报份只有3000份。《南洋》的零售价调整了2次，于1937年6月1日减至6分。再加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身在星马的华人心系中国，极需知道中国局势，报纸销量因而节节上升。

当时《南洋》已为陈嘉庚女婿李光前所有，李光前因敬重岳父，报纸编辑方针保持不变。陈嘉庚因何故把报纸转手？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1920年代末，美国华尔街发生股灾，导致全球橡胶价格崩溃，陈嘉庚的事业跨掉，便将《南洋》转售给李光前，由他与弟弟李玉荣掌理。公司重组后，更吸纳了一些文人加入，包括胡愈之当总编辑。

韩山元指出：「《南洋》在1932年脱离陈嘉庚的公司后，改名为『南洋商报有限公司』，由李光前、李玉荣、林庆年、叶玉堆、颜世芳等组成董事部。」

「编辑部不变，立场与编辑方针也跟陈嘉庚时代一样。1937年，《南洋》增加巨额资本，由李光前任董事主席，李玉荣任总理（后称总经理）。陈六使（陈嘉庚胞弟）第一次加入董事部。整体而言，陈嘉庚的影响仍在。」

陈嘉庚的政治立场也通过《南洋》突显出来。早期他拥护蒋介石，亲国民党，热爱中国。

1946年之后，《南洋》却开始跟陈嘉庚唱反调，为何如此？

这跟陈嘉庚的政治立场转换有关。1940年，他到延安访问后，对国民党失望，转而靠向共产党。当时，《南洋》的编采人员大多拥蒋，编辑方针反共，因此也开始反陈。

直到战后，《南洋》才开始采取中立的立场，不亲共也不反共。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后，《南洋》也顺应时势，立场也偏向新中国。

尔后，陈嘉庚受邀回中国贡献，并于1961年8月12日在厦门逝世。留在新马继续发展的《南洋》，也卷入了1960年代开始的政治风波之中，从此新马两家《南洋》分道扬镳，历经了各种风雨，但命运却奇妙的为这对兄弟舖上了「殊途同归」的道路。

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最终被李光耀政府并为《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自从528报变遭马华收购后，又逐步走向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命运，与《星洲日报》同属一个报业集团。

至于未来的发展，更可能因为《星洲日报》社长丹斯里张晓卿以打造全球华文媒体集团为名，被并入《明报》集团内，这是南洋创办人陈嘉庚无法预料的结局了。

变革求存　难挽狂澜

去年，《南洋》除下了自二战后复刊沿用至今的报头，《南洋》的辉煌似乎更遥远了。有些读者甚至认为报头可换，报纸的精神和灵魂似乎也所剩无几了。在新国创立的《南洋》是当时最先看到马来半岛这块华人市场的报章。由于佔了先机，使其很快成为大马数一数二的报纸。

1960年代和70年代是《南洋》的飞跃期。在新国的总经理兼总编辑施祖贤，和1969年受委的董事经理卓振强的细心经营下，半岛的《南洋》把《星洲》抛在后头。

另外，《南洋》也推出南洋商报丛书，出版150多种单行本，大力推动新马两地的文艺和出版事业。李氏兄弟从新撤退时，大马股权出售，让大马人全权发展。同时期，《南洋》也顺应时势，率先采用简体字，版面也从直排改成横排。改组后，由南益树胶高级职员为首的华社领袖接管，丹斯里李延年任主席。直到1989年上市，《南洋》每年都赚钱。1988年的常年报告中指出，该公司缴足资本 1100万令吉。

当时正值「茅草行动」后，《星洲》因停刊5个月，《南洋》的广告收入和发行量大增，招股书发出后，超额认购达55.4倍，创下大马上市股票总额的最高纪录。当时《南洋》每日的销售量达到17万3000份，如今，报份只有13万份。

1990年代，《南洋》的内容百花齐放，「景云沙龙」、「新视野」、文艺版、「新激盪」、言论等版位的内容，丰富了读者的精神生活。

丹斯里郭令灿于1992年通过丰隆集团公司持有南洋84.85%的股权，成为大股东。郭令灿任董事主席，尔后再购得《中国报》和生活出版社，成为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

2001年5月28日，马华公会通过华仁控股，收购了南洋报社44%的股权，入主南洋，引起华社反收购风潮。收购后，报份大跌，一批优秀的编采人员相继离职，内容也随之削弱。近年来，《南洋》不断改革创新，如出版小开版的夜报等，可是无法改善销量。

2006年，星洲媒体集团社长丹斯里张晓卿正式入主南洋报社控股。

今年1月30日，张晓卿献议，由他旗下的香港《明报》收购《星洲》和《南洋》，成立跨国报业集团。至此，《南洋》已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任由原有的竞争对手《星洲》宰割。

新国管制造成巨大冲击

1983年3月1 6日，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两报正式走入历史，合并为《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

这是马新报界的分水岭。「1965年8月9日新马分家后，《南洋》最初仍是统一管理，但已分开两地出版。不久，大马《南洋》成立独立的有限公司，与新国的《南洋》正式分家。」韩山元如是说。

新国《南洋》社长已进入第三代，由李玉荣之子，李有成担任，其弟李茂成任总经理。他们自1971年起，在报上批评政府的媒体政策，并与之展开多年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

当时的新国总理李光耀认为必须管制媒体，才能带来国家稳定成长。因此，1970年代开始多次修改媒体法令，禁止家族和集团成为报业大股东。

这些政策导致报馆的管理层和董事部可随政府意愿替换，对《星洲》和《南洋》带来极大的打击。另外，国政府也利用内安法令逮捕报人。《南洋》的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以及公关郭容生，于1971年5月2日以「言论威胁新国安全」为由被逮捕。

2年后，李有成又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政府还吊销其出版准证，但另发准证给陈振夏，使《南洋》得以继续出版。后来，有成和茂成相继获释，对新国失去信心，分别移居加拿大和澳洲。

尔后，新国政府以受中文教育者日益减少为由，建议将《南洋》与《星洲》合并。

如今，《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棣属于新加坡报业控股，该集团垄断了新国内几乎所有报章的出版与发行，其旗舰报章为英文报《海峡时报》和中文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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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政府一周内二度警告勿越界限 独立新闻中心促停止干预媒体

以下文章《政府一周内二度警告勿越界限 独立新闻中心促停止干预媒体》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独立新闻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简称CIJ）非议政府在一周内二度警告主流媒体勿越过界限，同时谴责新闻部长再努丁迈丁（Zainuddin Maidin）禁止主流媒体引述网络媒体或部落格消息，并促政府撤销有关警告、废除《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成立国会特选委员会（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e），以维护宪法中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该中心认为，国安部的警告公函与新闻部长的口头指示，恰恰印证政府干预编采独立，强迫媒体严守政府所设规定。

根据新闻部官方网站转贴一篇《马新社》的报道，再努丁迈丁批评部落格的贴文含政治动机、不确实、挑拨以及为个人利益服务的传言。这名部长也呼吁公众参阅“可信度”较高的主流媒体。

另外，《当今大马》早前也揭露，由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兼掌的国内安全部，在一封志期为3月13日的公函中，也警告主流媒体切勿在“未查证的情况下”，引述网络的消息。

独立新闻中心执行主任索尼亚（Sonia Randhawa，左图）说，由于当下媒体受政府控制，导致视听人对这个“具权威的消息来源”没有信心。人民“欲知”的渴望，反映在马来西亚媒体制度中，当权者插手干预编辑室的缺陷。由于此警告是在部落格揭露高官贪污后紧随而来，更加深了公众的印象，认为政府的议程是限制公众发表意见，以及控制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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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国安部以电话公函干涉编采 网民质疑阿都拉时代更自由

以下文章《国安部以电话公函干涉编采 网民质疑阿都拉时代更自由》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林宏祥

副国家安全部长胡亚桥上周六（3月17日）公开承认，身为负责执法的副部长，他偶尔会在“敏感课题”见报时，致电提醒媒体；同一天，网络媒体《当今大马》揭露，国安部在一封志期为3月13日的公函中，警告媒体切勿引用来自网络的消息。一些网民已将此进展讥讽为“阿都拉时代更多的媒体自由”。

眼尖者都看得出，“勿引用网络消息”的指示和网络揭露副国安部长佐哈里（Mohd Johari Baharom）涉嫌受贿是一脉相承。从近来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受询时否认再婚、一直到副首相纳吉必须主动反驳与阿都拉不合的传言，在在显示网络媒体、部落格的影响力，已足以逼使政府必须有所回应。

虽然国安部出版与可兰经文本管制组秘书仄汀尤索（Che Din bin Yusoh）后来否认禁止主流媒体引用网络消息，并澄清只是“要报章先查证”，却无法否定国安部干预编采部的事实。

因批评《新海峡时报》（New Straits Times）而卷入诽谤官司的部落客阿西鲁丁（Ahirudin bin Attan），就在其Rocky's Bru部落格中，先后张贴两篇贴文：《在马来西亚，编辑在电话中被斥责》及《在马来西亚，政府害怕部落客》，质问阿都拉时代的媒体是否更独立、自由？

在蒙古女子阿尔丹杜雅莎莉布（Altantuya Shaariibuu）炸尸案中频暴一手资料的苏珊伦（Susan Loone），也在其部落格中转贴国安部的公函，吁网民重新思考阿都拉掌政下媒体是否更开放、自由的说法。

马哈迪时代：打电话给报馆是很普通的事

前强人首相马哈迪掌政时代，当时副内政部长（现已改组为国内安全部）曹智雄于2000年11月，在国会回答在野党议员质询时，就曾大言不惭地说，内政部给报社打电话“是很普通的事情”。

胡亚桥（左图）日前的招认，印证了阿都拉继承了马哈迪时代控制言论的手段，尽管阿都拉在2004年大选期间，透过种种宣传手法，将自己的形象包装为马哈迪的替代者，而非马哈迪的继承者。【点击鲁斯旦部落格：当下马来西亚政治版图】

无论如何，国安部公函文末里引述《1984年印刷机及出版法》中第11项出版条件，指示准证持有人必须时时遵从以及不违反国安部不定时发出的命令，以示“提醒”，证明箝制媒体的恶法一日不废除，新闻自由则无法获得保障。

阿都拉曾在去年11月17日记者会上，面对《独立新闻在线》记者询问会否废除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时，如是回答：“一切执行的都是国会通过的法律，而我们制订这些法律都有其原因。”

然后他转向记者，补充道：“在你写稿前，你最好回到学校，重新开始学习这一切。”（You better go to school and start study all this again ah...before you start writing all this.）【点击：三次重申内安法令乃公正法律 是否废出版法阿都拉不置可否】

讽刺的是，若浏览国安部官方网站，在出版准证条件一栏中，只列九项条件，该信函的第11项条件“准证持有人必须时时遵从以及不违反国安部不定时发出的命令”，究竟是国安部与准证持有人“不成文”、“不公开”的“契约”，抑或阿都拉时代下的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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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专题] 媒体百花齐放健康发展 报业集团化现一言堂

以下文章《媒体百花齐放健康发展　报业集团化现一言堂》转载自《东方日报》。

※林建荣、陆积明、杨佩玉

资深报人陈玉水说，当他看到星洲社长张晓卿收购南洋后，当时他的第一念头想到的是这会否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及晚报的前兆。

1985年，新加坡《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合并成《联合早报》及《联合晚报》。

陈玉水说：「报纸不要怕竞争，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报纸要百花齐放，多一份华文报总好过少一份华文报。」陈玉水曾经担任《南洋商报》副总编辑。

「现今本地的华文报业在种种因素下，无法把华社心声一一传达出来，使到办华文报纸的意义失色，甚至只成为他人的『赚钱工具』。」在报业服务32年的资深报人郑华，对目前的报业发展非常不满。

目前担任《健康报》及《健康生活》杂志总编辑的郑华说，本地华文报业出现「集团化」以后，令到华社的心声愈见渺茫，某部分昔日的时事评论员更因此杯葛，不再供稿予相关报馆。

「以前办华文报纸，最大的主要目的都是要反映及表达华社心声，可是现今却成为政党的喉舌，在集团化以后，基本上这数家报纸的新闻也相同，何来传达华社更多的心声呢？」

郑华对目前本地报业感到心灰意冷，在这以前，大马共有6家华文报馆，大家在一个良性的环境下竞争，各有各的支持者。

「现今的华文报业，比起二三十年前有着衰退的迹象，现在的6家华文报馆，其实只有3家，以前百花齐放的现象早已不复在，如今读者也没有再多的选择。」

前《南洋商报》总编辑李树藩也认为，大马华文报业应保持健康竞争环境，以利大马华社和华文报业发展。

在《南洋》服务超过30年的李树藩，曾先后担任驻马六甲记者、南马区副采访主任、麻坡记者、新山办事处主任、柔州经理，最后升任总编辑，30年来看尽了报业的沧桑变化。

他说，若目前华文报出现集团化和被垄断的局面，最终导致华文报数量减少，言论空间变窄，将对大马华社非常不利。

「一直以来，华社都将华文报视为华社其中一项重要资产，都不希望看到华文报业因遭某集团垄断，而丧失健康竞争环境，甚至华文报被关闭事件。」

他担心，华文报业最终会出现「寡头领导」局面，以致华社和华文报的关系出现根本变化，华文报业寡头可以命令和指示华社应怎幺做。

他表示，身为华文报人，都应维持华文报业的建设性竞争。

对商业集团借全球化为名，实是减少竞争扩大利润为最终目的的作法，李氏更是不能苟同。

他分析，目前大马华文报，是继中国及港台之后，全球最有素质的华文报，惟这些都和媒体健康竞争和百花齐放的发展环境息息相关。

「新加坡政府也开始意识到报业良性竞争的重要性，允许多一份中文日报和英文日报出现，和原本垄断市场的《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竞争，打破『一言堂』局面。」

他说，如今在台湾及香港，中文媒体仍然以呈献多元发展，媒体之间各自精采。

「由此可见，媒体集团化根本与全球化扯不上关系，以全球化来强化媒体集团化的声势，根本是粉饰太平的说法。」

他指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新加坡报业成为「一言堂」的现象！

李树藩表示，「寡头领导」的情况，除了将造就「一言堂」外，同时也将限制中文报从业员的出路。他说，在同一个大雨伞下，中文媒体从业员若想另谋出路，必将面对困难，因为不管跳槽到什幺地方，仍将只是服务于同一个老板。

《南洋商报》被星洲媒体集团收购后，李氏直言其旗下四大报章《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及《光明日报》，发展互相抵触的局面。

「其中，《南洋》与《星洲》所走的路线相同，而《中国》与《光明》也分别不大。」

他说，大马中文报读者市场，一直以来都是存在此消彼长的定律，因此四大报中任何一报读者变少，意味着读者已流失到他报。

他反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集团掌舵人将会如何处置欲振乏力且连年亏损的报纸，将是值得华社关注的事项。

另一方面，在谈及《东方日报》的诞生时，李氏直言对华社来说是一项喜讯，因为至少又有多一把新的声音，对媒体多元化来说起正面推动作用。

虽然如今《东方日报》报份销售量与其他「百年老店」仍有距离，惟李氏相信只要本报坚持发出不同声音，仍将获得华社大力支持。

他表示，对于《东方》的出现，本地华社没有过份的喜悦，其中与华社性格「含蓄」有很大关系。

「其实《南洋》早前被马华公会收购时，华社都明白这是一项坏消息，你看消息传出，有多少华团是欢呼的？」

他说，一份报纸的成长，必需有赖于办报人的坚持努力、对于设备的投资，及为读者服务的心态。

「像《星洲》、《南洋》这样的『老店』，其所拥有的读者群，并不是三到五年就可达到，而经过好几十年累积，才有今天的规模。」

资深记者调升编辑最理想

受访的多名报人都一致认为，马来西亚华文报应改变现有的编辑制度，并以调升资深的记者出任编辑。陈玉水指出，现在的情况是许多编辑都不是记者出身，一些甚至是校对升上来的。

他说，国内的其他语文的报章或外国的报章，编辑都是由资深的记者升上去的，但马来西亚的中文报却是编辑与记者是两个分开的体系。

李瑞祥则进一步说，这现象与社会环境有关，因为马来西亚本土的华人人口不多，加上许多新报纸创办初期，由于需要大批的编辑，因此就直接从刚毕业的应征者中，分批的培训出来。

他以《星洲日报》早期在马来西亚设厂印刷时，当时因为找不到编辑，就招聘一批南大生，直接培训为编辑。

他说，这使到编辑部与采访部分道扬镳，甚至一度导致编采不合。

「编辑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由记者升迁上去。」

陈玉水也指出，由记者出任编辑的好处是，在处理新闻上较容易掌握。

他以本身遇过的例子说：「当年前雪州大臣哈仑因贪污及失信案判决时，由于是个大新闻，报馆就留了很大的篇幅做报导，但当天下判时，法庭保留了判词。因此，记者回来就照写，结果当时编辑主任就跑过来讲我说，为何你的记者这样懒惰，只以法官『保留』判词一笔带过，而不把判词写出来。」

「还有一个个案，一位编辑跑来要跟我确认记者写一间缴交资本只有500万的公司，欲可取得5000万的营业额是否正确。实际上，两者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华文报业达巅峰

李瑞祥认为，除非有意想不到的国际变化，否则以马来西亚目前的华裔人口，本地华文报的发展已达致一个巅峰，已不可能再创另一个顶峰。

「基于华文报的业务取决于华人人口及受华文教育者，而这两者的近年内不可能有重大的变化，因此目前已是华文报的一个巅峰。」

他说，华文报与华社的关系是非常吊诡的，非常错综复杂。

他说，现在华社领袖与华文报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一些华社领袖通过报纸的宣传，来达致个人的欲望。他就指出：「现在某华人主流政党的领袖是受华文教育的，其深谙操控华社和华文报，这使到华文报与所谓的华社领袖关系密切，但对华社与国家的贡献则是另一回事。

「功利主义」侵蚀《南洋》

李树藩投身《南洋商报》30余载岁月中， 曾当上总编缉约3 年5 个月（1994年至1998年），亲眼见证商业社会功利主义「侵蚀」南洋精神的可怕。

丰隆集团于90年代初收购拥有《南洋商报》及《中国报》等两家主要华文日报的南洋报业有限公司，并从集团内部调派一批「外行精英」入主南洋报业管理层。李树藩认为，由从未有办报经验、对华文报业如同门外汉者掌握南洋报业最高决策权，已无可避免让南洋报业陷入「外行人管内行人」的不利局面。

他表示，当时来自丰隆集团的高层摆出了高姿态，要求原有的管理层对其命令「言听计从」，但一些决策往往脱离现实。

他举例说，在一次会议上，一名来自丰隆的高层，竟夸下海口《南洋》报份要在一年内增长13万份的目标。

他认为，来自丰隆集团高层惯有的「强势领导」作风（aggressive），冲击了《南洋》原有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许多不必要的争端。

他指出，在其担任总编辑的3年5个月期间，南洋报业领导层频密更换，包括换了4名董事经理和3名总经理。在他退休后，《南洋》流失的中级编采部主管，更是不计其数。

四阶段演变　现时最恶劣

资深报人李瑞祥个人就形容说：「目前是华文报最坏的时代，尤其自2001年5月28以来，一个强大的华文报集团与时评人决裂的时代。」

李瑞祥曾任《星洲日报》副刊主任及《中国报》审稿编辑，对报业的变化，感慨万分。

他个人把华文报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60年代，当时华文报是纯粹以启迪民智、服务社会为宗旨。

「这一阶段是最令人怀念的，那时的工作环境单纯，薪水虽少，但人人都拥有从事新闻工作的尊严，新闻工作者纯粹是在做社会工作，服务社会。」

他指出，到了1980年代，华文报趋向以市场及商业化为办报首位。「这时是先谈生存，才谈理想。」

他说，到了2000年前后，可视为第三个阶段，即华文报趋向集团化，华文报主动或被动的与政治人物挂钩，在新闻报导上自我设限。

「主流的政治力量与报业垄断互辅，逐渐的掌控华社与华教的领域。」

至于第四个阶段，他指出，则是从2001年528事件（即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后开始，政党的收购引起了民间激烈的反对，一些评论人也罢写。

他感叹说：「华文报目前的局面是华文报的企业主及管理层导致的。」

李瑞祥就指出，在1987年《星洲》被令停刊期间，报馆的同事不只坚守信念，相信报纸会有复刊的一天，彼此也同舟共济，而别报的同行及社会人士也给予无私的关怀。

「当时，其他报馆的同行也有声援我们。当时的南洋也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打压星洲的复刊。」他感慨说：「然而，这种精神如今已一去不回。」

他说：「我最不能认同的一点是，自然形成的报摊贩卖制度，竟然变成某集团的专利。」

「《东方日报》就如一个新生的婴儿，如果连一个刚诞生的婴孩，都要扼杀，还谈什幺要壮大华文报集团，甚至使它国际化；还谈什幺发扬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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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千错万错都是网络的错？ 正视看门狗与阅听人角色

以下文章《千错万错都是网络的错？正视看门狗与阅听人角色》转载自《当今大马》。

※杨凯斌

国安部最近被大家逮到了两条辫子，受到媒体监督组织的大加鞭挞。第一条是发公函警告主流报章，勿引述及刊登网络媒体及部落格的文章，还有别为互联网上炽热的议题做免费宣传。

第二条是主管媒体的国安部副部长胡亚桥自我承认是“超级编辑”，常在报章刊登出敏感新闻时，打电话“提醒”报馆负责人。他也希望媒体及政府能够为了双方的利益，而维持目前良好的关系。

这两宗事件的背景，适逢匿名网页刊登指控另一名国安部副部长佐哈里收贿放人，随后两家主流英文及马来文报章－－《星报》及《马来前锋报》也在同一时间大篇幅刊登这项指控，顿时引发高官涉贪的风暴。

较早前，有人认为若不是《新海峡时报》也以封面方式，追踪反贪污局总监祖菲基里被前沙巴反贪局长南利指控贪渎新闻，这项原本由《当今大马》率先报道的议题，根本不会掀起那么多风雨。

前反贪总监莫哈末赛达勿曾剖析，近期引起国人注意的贪污案，往往率先在媒体上曝光，极可能是因为人们不信赖执法机构，而选择在网络上揭发。他也不排除这些是害怕被秋后算帐的反贪局官员爆料的杰作，以选择通过网络或匿名信，来揭发高官和上司的不法行径。

因此，当国安部官员向《当今大马》承认发出警告公函，还有副部长公开承认是“超级编辑”时，我们只能同意前首相马哈迪的批评，阿都拉政府的开明及讲真话承诺是玩假的，马来西亚真的越来越象警察国了。

从阿都拉支持《新海峡时报》起诉两名政论部落客，到如今国安部发函警告主流媒体的举动，让大家更有理由相信，阿都拉政府在经过了儿子女婿，被批评攀关系经商 从政，个人廉洁也因为被指涉及购买游艇、贵宾飞机事件而蒙受瑕疵之后，已经铁下了心，把矛头对准网络及部落客。不过，起诉和封锁网络及部落客，同时也将成 为阿都拉的执政遗产，一如马哈迪般，永远都洗不掉1987年茅草行动的污点。

谁让两匿名网站一夜窜红？

说实在的，国安部发函警告的对象是主流报章的新闻界前辈，不是初出茅庐、初试啼声的网络媒体及部落格。因为正如《当今大马》专栏作家杨白杨所说般，如果发生 这样激烈和露骨地牵涉到政治领袖和高官的奇案，主流媒体会本着他们的新闻专业，很“谨慎”的处理，未经求证，不会“贸贸然”加以报导，以免从钢索上跌下 来。他们多数都会小心地接受上头的指示，以决定要不要报导有关新闻。但是，这一次，奇就奇在主流媒体都很勇敢的报导这些新闻，令国人看了都感到兴奋。

例如，两个不知名的匿名网站，怎么会被《星报》及《马来前锋报》在浩瀚的互联网所发现？他们又吃了什么豹子胆，敢拿这些指名道姓的指控拿来当新闻刊登呢？所 以有人说，从蒙古女郎炸尸案开始，摆在国人眼前教人眼花缭乱的互揭疮疤，搞到高潮迭起的剧情，都是内部政治权力斗争所导演的皮影戏。网络及部落客只是被顺 手摆上神台的最便利代罪羔羊。

若没有偷腥，何惧揭发？

封锁网络的举动，只反映出首相兼国安部长阿都拉曾发表过的著名批评―――“一流设备，三流思维”说得真准。我国政府显然仍不知应如何应对资讯社会，反之还想企图采用共产苏联控制媒体的模式，来指导报馆的新闻作业方式，企图强化过滤和自我审查。

可是套用一句新闻界的名言，“若没有偷腥，何惧他人揭发？”，若是高官显要真是清者自清，何惧新闻媒体的检验呢？何况新闻行业的社会角色，就是扮演防止权力 泛滥腐败的“看门狗”(watchdog)，惟有从事勇于揭发社会不正义之事，才能赢得普罗大众的尊敬。新闻行业不应沦为政商高层赏玩的“哈巴狗” (lapdog)，不应担忧顾虑如何维持良好的政商关系。

现在，我们看到了平民记者的风行，各大主流报章皆在征聘平民记者。不过，平民记者若没有同样落实，平日诉注于各大新闻机构的新闻操守，以及高度的自律行为，仍将只是一个空洞喧哗的概念，甚至可能沦为主流媒体收编的工具。

主流非主流区分属人为

当然对于当局所给予的主流报章与非主流网络媒体的区分，我们认为这是荒唐及粗暴的区分。政府机构对网络媒体及部落格的敌意，更是开时代的倒车。因为只要报道的是真相，不管是哪一种媒体，无论是多数或少众阅读的媒体，它仍是真相。

就连中国、越南等管制网络极为严格的国家，他们的领导人，都经常上网浏览或回答民众的提问。相对之下，曾经有过五分钟热度想要推动“多媒体超级走廊”的马来西亚，许多政府机构的网页从来没更新或高官显要们不懂得上网、不屑上网、不会使用电脑的致命弱点，更是令人汗颜。

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还有哪一个主流媒体没有本身的网页或提供手机短讯等新科技的服务？一些主流媒体网页还号称是大马最多人浏览的网页，因此若主流报章也加入国安部的行列来刻意贬低网络媒体，将如同刮了本身一巴掌。

主流与非主流形式之分，不过是政商挂钩及恶法所造成的人为区分。若没有印刷及出版法令的执照申请限制，网络媒体的新闻出版机构早可以办报章及杂志，与传统媒 体一较高低。办网络媒体实际上是被迫上梁山，企图在庞大的资金门槛限制以及重重的政治宰制中，寻找夹缝，以期杀出一条血路。

《当今大马》 创办7年来一直申请出版印刷报章、杂志及期刊皆不果。阿都拉新政刚上台时，曾在国会接受反对党议员的询问，结果他反奉劝《当今大马》要好好珍惜现有的一 切。由此可证明，并非是我们想要永远选择当非主流的网络媒体，而是政治势力企图为我们套帽子、安罪名、污名化形象。

不过，我们相信读者的眼镜始终是雪亮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不论是网络媒体也好，主流报章的形式也罢，内容的素质才是最重要。好媒体、好新闻、好记者的标准，仍无法摆脱是否有扮演好“看门狗”――揭发贪污腐败滥权的角色。

吹哨者鼓动阅听人挺身而出

况且，吹哨者南利勇于揭发上司涉贪的举动，已经引发了一波波的读者投书支持，甚至建议设立法律援助基金。其举动唤醒了一般平民百姓对本身检举揭发贪腐的信心，一扫过去任由贪官横行的无力感以及冷漠的无动于衷。

我们认为，一直以来低估本身力量的阅听大众，可以发挥他们制衡及决定媒体提供服务的力量，支持、鼓励、甚至身体力行参与揭发贪腐滥权的举动，让所有的媒体不得不重视揭发贪腐的新闻，甚至施加压力让主流媒体无法掩盖真相。

这些行动包括从消极的抵制扭曲事实的报章，到积极选择支持勇于反贪腐的媒体；以各种积极的方式联系媒体，包括以打电话、写信以及上网留言的方式，表达个人嫉恶如仇的意见，形成一股不可漠视的舆论。

阅听人除了通过网络、部落格等传播功能又快又广的新兴媒体，来扮演平衡传统媒体的强大制衡监督力量，也可以影响媒体的议题设定。从逆向角度来思考，国安部的警告公函，不在在显示庞大的政府机关正对几位部落客所发挥的影响力，倍感焦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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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发函下令勿引述网络部落格？ 国安部澄清：只令报章先求证

以下文章《发函下令勿引述网络部落格？ 国安部澄清：只令报章先求证》转载自《当今大马》。

※黄凌风

针对日前《当今大马》独家报道，国内主流报章接获国安部公函，谕令他们勿引述刊登来自网络媒体及部落格的文章一事，国安部官员今日澄清说，国安部并非阻止主流报章刊登或引述所有来自网络的文章，而是要求他们事先获取准确的消息，并加以求证后才刊登有关的新闻。

国安部属下的刊物管制及可兰经小组秘书仄丁尤索(Che Din Yusof)今日向《当今大马》证实，该部的确有发出有关的公函。

他表示，有鉴于网络和部落格“抹黑”政府领袖的情况日益严重，因此该部有必要“提醒”国内主流报章，不要引述或刊登不确实或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

“目前网络上流传着许多抹黑政府领袖的部落格文章，图文并茂的散播各种不确实的谣言，例如抹黑首相阿都拉和前首相马哈迪等等。”

“我们不是阻止（报章引述或刊登），而是要确保它们获得准确的消息，并且加以求证。报章不应该让人民相信一切来自部落格的消息。如果刊登来自网络的不确实的消息，这将打击报章本身的公信力。”

在这封志期3月13日，由仄丁尤索代表国安部秘书长所签署的公函中，题目为“本地报章刊登网络媒体或部落格破坏政府的文章”。

引用印刷法令，提醒须遵守指令

国安部是在公函中提醒主流报章，勿刊登或考虑采用完全没根据，或依据网络媒体及部落格的揣测性及丝毫没根据的文章。

它提醒主流报章，要记得印刷准证的第11条文要求，即执照拥有人必须遵守及勿触犯国安部所不时发出的指令。

公函也指出，国安部也观察到部分本地报章，日益倾向引述及刊登，来自网络媒体及部落格的文章。

它认为这显示主流报章倾向相信有关的文章，并为有关文章所提出的课题进行公开的宣传。

否认因佐哈里涉贪案发指令

询及国安部是否因为该部的副部长佐哈里被匿名网站揭发涉及受贿放人一案，所以才对主流报章发出这项指示，仄丁尤索则矢口否认。

“是其他人（其他领袖受抹黑），不是佐哈里。它们散播各种路听途说的谣言，还制作了各种图表和刊登照片来抹黑政府领袖，例如马哈迪医生和首相（阿都拉）。”

他说，这些散播不确实消息和抹黑政府领袖的部落格，大多数来自国外，但他不排除有关消息是由国人所提供的。

仄丁尤索表示，该部只能够密切监督互联网上所刊登的文章，但是却没有权限加以管制。

国安部此举已经引起一些人士的质疑，即近来国内两名高官显要被互联网揭发涉嫌贪渎的风波，公信力大跌的政府是否正在缩紧言论空间？

近来网络媒体及部落格频频揭发政府高官显要涉及的贪渎及滥权行径，并震惊全国。引发第一颗震撼弹的是前沙巴州反贪局长南利，举报反贪污局总监袓基菲里涉及多项贪渎及性侵犯罪行的案件。

国内2个匿名网站则率先刊登佐哈里收贿放人的指责，并列举三个案例来指责佐哈里收取550万令吉的贿金，以释放3名在紧急法令之下被扣留的黑道人物。有关的匿名网络指控在获得英文《星报》及《马来前锋报》的广泛报道之下，已经使到高官涉贪的风波越演习激烈。

报章主管：只引述可靠网络消息

一名资深报馆主管批评国安部此举不但是妨碍新闻自由，也是打击人民的知情权。

“平面媒体不会胡乱引述消息，有几千万个网站，又不见得平面媒体去引述？平面媒体只会引述一些有可信度的网站，部落格也不会胡乱指责。”

这名主管表示，如果当局觉得网上的指责并不正确，那么就应该拿出证据作出反驳，而不是阻止人民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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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国安部发公函警告主流报章 勿引述刊登网络部落格文章

以下文章《国安部发公函警告主流报章 勿引述刊登网络部落格文章》转载自《当今大马》。

近来国内两名高官显要被互联网揭发涉嫌贪渎的风波，已经导致公信力大跌的政府，采取缩紧言论空间的举动？

国安部属下的刊物管制及可兰经小组，已经发公函警告国内的主流报章，勿引述或刊登来自网络媒体或部落格的反政府文章。

在这封志期3月13日，并由国安部资深官员仄丁尤索(Che Din Yusof)代表国安部秘书长所签署的公函中提醒说，根据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8A（2）条文，在刊登新闻前，报章出版人必须采取理性的举动，以确保新闻的正确性及真实性。

“作为负责任的报章，出版人必须遵守新闻从业的原则及操守，包括确保所有的新闻报道必须拥有稳健及适当的基础。”

“主流报章不应该炒作公众的情绪，并故意违反新闻从业的基本原则，因为这可以破坏稳定及国家安全。”

指报章倾向刊登引述部落格

有关公函也强调，类似的举动也不符合政府所希望落实的开放及说真话原则。

国安部也提醒主流报章勿刊登或考虑采用完全没根据，或依据网络媒体及部落格的揣测性及丝毫没根据的文章。

它说报章应记得印刷准证的第11条文要求，即执照拥有人必须遵守及勿触犯国安部所不时发出的指令。

有关的公函也指出，国安部也观察到部分本地报章，日益倾向引述及刊登，来自网络媒体及部落格的文章。

它认为这显示主流报章倾向相信有关的文章，并为有关文章所提出的课题进行公开的宣传。

政府担忧网络揭发贪腐滥权

不过一名来自砂拉越大学的学者在评论此事时指出，国安部最近发出类似的指示给主流媒体，在在显示政府目前已经处于惊惶失措之中，并担忧互联网所揭发的贪腐及滥权行径。

他也认为发函警告主流报章勿刊登或引述网络媒体或部落格的举动，与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管制媒体的作法如出一撤。

他更炮轰政府在应对资讯社会的变化时，反应差劲，因为正当全世界正在向前迈进时，我国却在向后退步。

近来网络媒体及部落格频频揭发政府高官显要涉及的贪渎及滥权行径，并震惊全国。引发第一颗震撼弹的是前沙巴州反贪局长南利，举报反贪污局总监袓基菲里涉及多项贪渎及性侵犯罪行的案件。

现年56岁的南利，是在去年12月退休之前，通过一份“首份信息报告”（first information report，由第三者所作出的警察报案书），向当时的全国总警长巴克利奥马举报袓基菲里的罪行，不过却毫无音讯。

这个由民主与反贪运动（Gerak）主席依占所公开的报告，获得《当今大马》的率先详细报道，结果引起举国轰动。

网站率先指控佐哈里收贿放人

另 一方面，国内2个匿名网站则率先刊登国安部副部长佐哈里收贿放人的指责，并列举三个案例来指责佐哈里收取550万令吉的贿金，以释放3名在紧急法令之下被 扣留的黑道人物。有关的匿名网络指控在获得英文《星报》及《马来前锋报》的广泛报道之下，已经使到高官涉贪的风波越演习激烈。

不过，佐哈里的上司―――首相兼国安部长阿都拉却表示，在所接获的指控中，有85％的指控是子虚乌有，并表示清者自清，也认为佐哈里无须停职接受调查。反对党则炮轰身兼多职的阿都拉辞掉国安部长的要职，另选贤能，委任一个全职并能够全面掌控国安部的新部长。

在第一宗案里，佐哈里被指在今年下令释放一名来自霹雳州的黑道人物。有关的黑道人物据说也是一名副部长的弟弟，他被指在当地带领党徒向商家收取保护费，经常用恐吓及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并涉及多宗攻击及严重伤人案。

上个月，佐哈里也被指下令释放一名涉及沙巴州地下赌博及万字的偏门生意人物。据说，沙巴州一间私人医疗中心的总裁付出300万令吉给佐哈里，以换取该人的自由。

至于在第三宗案中，另一名来自霹雳州的黑道人物，据说在付给佐哈里不少过250万令吉的巨款后，终于“重获自由”。他被指常用暴力掌控地盘，并强迫外国女郎在霹州金宝一间按摩院工作。

与内安法令相似的紧急法令，也同样赋予国安部长广泛的权力，能在未经审讯之下扣留一名嫌犯长达2年。而部长的扣留决定是最后的决定，不能受到法庭的挑战和检视。

不过，佐哈里及反贪污局总监祖基菲里已同时否认有关指控。为了彻查这两名高官涉贪的指控，政府已经成立了两个以警方及反贪污局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并罕见地 出现交叉调查的局面。不过反对党已经批评这两个机构的调查如同黑箱作业，无法取信于人民，要促政府设立独立的皇家委员会彻查，以挽救这两个机构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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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言论] 网络媒体恐惧症

以下文章《网络媒体恐惧症》转载自《光华日报》。

※庄迪澎

旅游部长东姑阿南不久前在公开场合奚落“部落客都是骗子，而且其中80%是失业女性”；这番话固然招致部落客社群反击，但整体而言并未引起社会强烈反弹，也许我们的社会还有许多人仍未适应互联网时代，潜意识里仍是将网络媒体一律视为不足为信的谣言工厂。

我深信东姑阿南在政府里并不孤立，他的同僚也许会认为其遣词用字夸张了些，但恐怕很多人还是会私底下拍拍他的肩膀，说声：“骂得好！”东姑阿南也许不够内敛、不懂政治公关，所以在公开场合奚落部落客时不顾政治修辞；他这种言行实际上是网络媒体恐惧症的体现，而他绝不是政府里唯一的患者。

我国互联网开始普及，除了得归功于通讯技术进步，1998年的“烈火莫熄”改革运动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启发了许多人经由互联网实践资讯自由流通。第一家相对正规的新闻网站《当今大马》在1999年创立后，虽然冲击政府及媒体业，但互联网当时毕竟还势单力薄，只能局部“围攻”政府，政府的网络媒体恐惧症病情相对轻微，症状潜伏。

网络媒体恐惧症病情恶化、症状显现，应该是现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就任以后的事。一方面，资讯与传播技术（ICT）日新月异，不断改良的手机摄影功能催化“平民记者”（civil journalism）概念、网站技术普及推动“部落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这类网络讯息平台大量涌现，政府驾驭监控的能力显然追不上。对一个长期凭藉种种严刑峻法及政治权威牢控大众媒体的政府，蓦地间发现身处在不计其数的网络媒体围剿中，自己却手足无措，这种“权力的失落”的焦虑肯定非常深刻、强烈。

其次，以铁腕打压政敌及异议分子著称的强人首相马哈迪“钦点”阿都拉巴达威接任首相时，人们对“马哈迪式威权统治将要结束”及“好好先生阿都拉巴达威将较民主开放”的认知深信不疑。这种心态让许多在马哈迪时代不敢“欺君犯上”的顺民，在阿都拉巴达威时代都敢讲“真话”了、敢拉布条请愿示威了、敢碰撞马哈迪在位时不敢碰撞的底线了。

当人们看到越来越多人勇敢站出来后都没事，他们也会更勇敢；更何况地位显赫的马哈迪成了猛烈批评现任政府的急先锋，无疑为许多暗忖“要抓人也轮不到我”的人壮胆不少。马哈迪任内否定“批评政府”的正当性及合法性，他退位后的重要贡献，却是确认了“批评政府”的正当性及合法性。

不受政府管制的“媒体”及敢对政府大声讲话的嘴巴越来越多，但政府官僚体系的效率似乎原地踏步。人们长期埋怨公务员敷衍塞责、态度散漫，何其讽刺的是，可能正是官僚们效率不济，给了网络媒体和部落客较强的生命力。匿名网站“揭露”副国安部长佐哈里收受马币550万元放走黑帮老大，警方和政府三番两次放话说要调查贴文者身份，但是说归说，迄今还查不出什么结果。

马来西亚异议网站要比邻国新加坡蓬勃活跃，这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吧？

网络媒体恐惧症并不仅仅缠上政客和权力精英，一些传统媒体（主要是报业）也无法幸免。传统媒体的病征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避免提起新闻网站的名字，即使不得已要引述新闻网站的报道，也有意识地不提网站的名字，以免（自以为）为这些网站“免费宣传”；二是有意识地否定新闻网站作为“新闻媒体”的“身份”和公信力，将新闻网站笼统地和允许任何人“涂鸦”的公共论坛网站相提并论，将新闻网站的报道贬为“网络传言”。

传统媒体的网络媒体恐惧症，病源乃它们自信的坎陷。传统报业都在政府媒体管制的同一条船上，彼此虽然竞争求存，在一定程度上比拼谁比较敢讲话以争取读者支持；但因受制于种种条例法令，在新闻揭露和舆论尺度方面的比拼毕竟仍有限。新闻网站出现之前，由于没有其他异议媒体让读者具体比较，所以报业刻意不报道、低调报道、歪曲报道的现象较不易暴露在读者的视线范围里。

网络媒体言论尺度之宽、对执政党及政客所犯缺失之揭露，鲜明且强烈的对照出传统报业的过度自律，以致对许多事件视而不见，这种强烈对照令传统报业标榜的各式各样企业口号——诸如“正义至上”、“稳重负责”、“民众喉舌”等等——都变成了对自己的嘲讽乃至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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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言论] 希山慕丁、媒体与议程设置

以下文章《希山慕丁、媒体与议程设置》转载自《光华日报》。

※庄迪澎

《星洲日报》不久前先后专访董总前主席郭全强及教育部长希山慕丁，畅谈华文教育的议题；两人的言论前呼后应，后来的跟进报道引述其他文教组织领导人的回应，营造了某种“舆论氛围”。媒体设置议程的威力由此可见，不过能否感受到这种威力的震撼性，恐怕就因人而异了——对媒体操作与性质无甚认识的人，也许从没去思考，这一系列报道背后的意义。

一路跟进《星洲日报》的系列报道，不难发现，它营造了两种对比非常鲜明的印象：一、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对华文教育很开明、友善；二、董教总对执政党有敌意。这两种印象并非事实，但却有可能深入阅报不多加思索的读者的脑海里，形成一种偏见。

我说这两种印象并非事实，并非无的放矢。希山慕丁是不是对华文教育友善，不能只看《星洲日报》的包装，还得听其言、观其行。别忘了，希山慕丁这个巫青团长过去两年都在巫青团大会高举克里斯短剑（Keris），发表把非马来人公民当敌人的言论。也别忘了，他曾在2001年6月20日的巫青团大会直批不同教育源流无法团结国民；去年11月27日，希山慕丁曾在国会大放厥词说：“增建华小不实际。”即使观其行，倘若他是开明友善的教育部长，雪兰莪州“白小保校运动”也不必迄今都绵绵无绝期；甚至连减一加一等于没有增加的“搬迁华小”，也要多番“争取”、再苦等多年才有一两所。

董教总对执政党有敌意，所以没有主动接触吗？登陆《独立新闻在线》（www.merdekareview.com）检索新闻存档，就会发现，郭全强卸任之前，乃至叶新田上任之后，已经多次致函“求见”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甚至也通过特殊管道疏通，但是垄断政权大半世纪的执政党首脑就是不见你，董教总有错吗？

可惜的是，我们的读者总是轻易的相信媒体。可恨的是，一些说话常常不经大脑、只想着在第一大报亮相沽名钓誉的华团领导人，只会跟着《星洲日报》专访的调子歌功颂德，“确认”报纸营造的“希山慕丁开明、董教总对执政党有敌意”的印象。

全国大选就快来临，此时此刻，林林总总的媒体宣传、包装、造势都将接踵而来；像专访希山慕丁这类“杰作”，只是开始，而且我们今日也看到另一个“杰作”——蔡添强开车撞人。

人民公正党全国宣传主任蔡添强本月七日“硬闯”雪兰莪州甘榜伯仁邦（Kampung Berembang）声援当地木屋居民，竟意外被警方援引刑事法典307条款“企图谋杀罪”逮捕调查。

两天后，巫统控制的《新海峡时报》及被一些人揶揄为“华社的《新海峡时报》”的《星洲日报》，不约而同刊登“蔡添强开车撞人”的同一辑三张的连环照片。蔡添强非议报纸刊登这些照片，是官商勾结，利用媒体抹黑其名誉的结果；只要思考几个“疑点”，蔡添强的说法不无道理。

1、究竟是谁或哪个单位提供这三张照片？警方政治部还是发展商？

2、《新海峡时报》及《星洲日报》基于什么考虑刊登这三张照片？刊登之前是否查证照片的真伪？

3、如果这是报社摄影记者的作品，为何不是在第一时间（3月8日）刊登，而是过了一天（3月9日）才刊登？为何两大报社的照片一模一样？

4、如果摄影记者当天在现场已拍得这些照片，为何第二天报纸上的报道竟没有提到现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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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 升任星洲媒体副董事经理 萧依钊将接领刘鉴诠棒子

以下文章《升任星洲媒体副董事经理 萧依钊将接领刘鉴诠棒子》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庄迪澎

星洲媒体集团昨天宣布擢升执行董事兼集团总编辑萧依钊为副董事经理，预示了现任董事经理刘鉴诠或正在规划逐步引退，而萧依钊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接过管理层的领导棒子。

萧依钊（右图）现年51岁，她在星洲媒体集团的地位特殊，既是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刘鉴诠的心腹，也是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已故父亲张道赏的谊女，堪称星洲媒体管理层的第二号人物。熟悉《星洲日报》内部运作的人都知道，她还在《星洲日报》文教组主任任内时，就已经很有影响力。

根据星洲媒体集团发布的资料，萧依钊在1977年自拉曼学院考取高中文凭，次年就加盟《星洲日报》；1983年获得马尼拉新闻学密集课程文凭。

她在《星洲日报》将近30年，先后担任记者、助理、采访主任、特写撰稿员、专栏作者，1992年出任文教组主任、1995年副总编辑，后来越过总编辑许春，直接升任集团总编辑，1999年9月30日更进入董事局，先后受委为董事及执行董事。

接棒人选寥寥可数

除了在星洲媒体集团的职务，萧依钊也兼任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中心顾问及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星洲媒体集团昨天通过马来西亚交易所发布通告，萧依钊是从三月三日起出任副董事经理。

星洲媒体集团的领导层接班部署，备受关注，除了执行主席张晓卿已72高龄外，现任董事经理刘鉴诠（左图）也已经69岁，他手下具备媒体业“江湖地位”，又“摆得出去”的接班人选寥寥可数，1992年出任文教组主任后成功打造文化活动推手形象的萧依钊，成为首选并不出奇。

刘鉴诠现年69岁，是《星洲日报》名副其实的老臣子，早前出道时曾任《中国报》记者，1961年加盟《星洲日报》后，一路扶摇直上，1981年出任《星洲日报》总编辑。张晓卿在1988年收购《星洲日报》后，刘鉴诠继续平步青云，从总编辑先后升任集团总编辑，1991年4月1日进入董事局，出任执行董事； 2004年4月1日升任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

突显萧依钊同侪中的层级

除了萧依钊，星洲媒体集团的另两名执行董事是沈赛芬（48岁，右图）及黄泽荣（51岁）。沈赛芬在2004年9月1日出任星洲媒体集团董事，两个月后出任执行董事；她是马华公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INSAP）信托委员会副主席，也曾任马华公会妇女组副总秘书。

黄泽荣在1988年加盟《星洲日报》当记者，后来升任采访主任、砂拉越区经理等职，他在2006年7月20日进入董事局，目前也是星洲媒体集团独资子公司姆禄报业私人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首席执行员）及《星洲日报》东马区主编。

擢升萧依钊的另一层意义，可能是具体确认萧依钊在三名执行董事中较高的地位。据说沈赛芬进入星洲媒体集团，是由萧依钊拉线，而且她在星洲媒体集团的年资不过三年，黄泽荣过去多年在《星洲日报》的职位都远低于萧依钊，如果三人都是“平起平坐”的执行董事，未能具体反映萧依钊的资历和在管理层里的层级。

由于萧依钊向来被视为刘鉴诠的心腹，由她接过领导棒子，将能延续刘鉴诠的决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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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萧依钊擢升副董事经理 掀开后张晓卿人事布局？

以下文章《萧依钊擢升副董事经理 掀开后张晓卿人事布局？》转载自《当今大马》。

※杨凯斌

根据星洲媒体集团於3月3日向大马股票交易所发出的声明，现任集团总编辑兼董事的萧依钊（左图），已经被擢升为集团副董事经理。她也是柬埔寨《星洲日报》董事兼出版人。

媒体界人士把有关擢升，解读为后张晓卿时代的人事布局之一。在星洲媒体集团内部，以萧依钊领导的文教组及《星洲日报》总营运长兼编务总监许春所统领的编采部并驾齐驱，也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

接班人事布局受瞻目

由于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以及其属下的“媒体大掌柜”董事经理――刘鉴铨（右图）分别已达到72岁及68岁的高龄，因此星洲媒体集团内部接班及人事布局，倍受媒体界人士关注。

根据2006年星洲媒体集团年度报告，张晓卿的幼弟张翼卿医生是该集团非执行董事及任命委员会主席，也是该集团内的唯一家族董事成员。他于1982年加入常青集团公司，掌管国内外的新闻出版业、资讯工艺、林业、木材加工、造林业及油棕园丘的业务。他同时也是常成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国贸资本有限公司的董事。

三媒体合并瞄准中国市场

星洲媒体集团和香港明报集团已经宣布合并计划，以建立一个全球华文媒体集团，并邀请南洋报业参与这项合并计划。

媒体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是张晓卿的“传媒资金策略性整合”，意在为日后进军中国内地市场铺路。目前，张晓卿身兼明报董事长和星洲媒体执行主席，同时还是南洋报业的大股东。如果三方媒体合并，张晓卿将是整个集团的最大股东。

张晓卿称，星洲媒体、明报和南洋报业合并后，将成为海外最大的华语出版集团。他表示，合并是一项策略性行动，整合资源缔造一家国际性媒体集团，将在全球更具竞争力，并进军中国内地和全球其他媒体市场。

根据合并计划，重组将通过换股方式进行：明报将取代星洲媒体在马来西亚上市，成为首家同时在马来西亚与中国香港上市的媒体，届时星洲媒体股东将换购明报新股。每股星洲媒体股票估值为4令吉，明报新股则估值为2.70港元，而南洋媒体估值为4.2令吉。

合并后的新中文媒体集团将成为将成为中国与台湾外最大的中文出版集团，在马来西亚、香港、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大陆控制主要的中文报章，在全球拥有5千名雇员，拥有5家全球每日报章发行量高达100万份的报章，以及拥有28家杂志的品牌。

不过，张晓卿的这项合并行动，已经引起许多媒体监督组织的反对，担心媒体遭财团垄断，不利言论自由和多元发展等。

1978年加入《星洲日报》

萧依钊现年51岁，自1999年9月30日起出任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现任星洲媒体集团总编辑兼执行委员会成员。

她于1977年在拉曼学院考获高级剑桥文凭；1983年在马尼拉完成新闻专业课程。 她于1978年加入《星洲日报》，于1992年擢升为文教部主任，并在1995年出任副总编辑。

目前，萧依钊除了担任上海复旦大学世界华人研究中心的顾问外，同时也是北京大学世界华人媒体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她亦是星洲日报基金会的信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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