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专题] 媒体百花齐放健康发展 报业集团化现一言堂

以下文章《媒体百花齐放健康发展　报业集团化现一言堂》转载自《东方日报》。

※林建荣、陆积明、杨佩玉

资深报人陈玉水说，当他看到星洲社长张晓卿收购南洋后，当时他的第一念头想到的是这会否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及晚报的前兆。

1985年，新加坡《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合并成《联合早报》及《联合晚报》。

陈玉水说：「报纸不要怕竞争，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报纸要百花齐放，多一份华文报总好过少一份华文报。」陈玉水曾经担任《南洋商报》副总编辑。

「现今本地的华文报业在种种因素下，无法把华社心声一一传达出来，使到办华文报纸的意义失色，甚至只成为他人的『赚钱工具』。」在报业服务32年的资深报人郑华，对目前的报业发展非常不满。

目前担任《健康报》及《健康生活》杂志总编辑的郑华说，本地华文报业出现「集团化」以后，令到华社的心声愈见渺茫，某部分昔日的时事评论员更因此杯葛，不再供稿予相关报馆。

「以前办华文报纸，最大的主要目的都是要反映及表达华社心声，可是现今却成为政党的喉舌，在集团化以后，基本上这数家报纸的新闻也相同，何来传达华社更多的心声呢？」

郑华对目前本地报业感到心灰意冷，在这以前，大马共有6家华文报馆，大家在一个良性的环境下竞争，各有各的支持者。

「现今的华文报业，比起二三十年前有着衰退的迹象，现在的6家华文报馆，其实只有3家，以前百花齐放的现象早已不复在，如今读者也没有再多的选择。」

前《南洋商报》总编辑李树藩也认为，大马华文报业应保持健康竞争环境，以利大马华社和华文报业发展。

在《南洋》服务超过30年的李树藩，曾先后担任驻马六甲记者、南马区副采访主任、麻坡记者、新山办事处主任、柔州经理，最后升任总编辑，30年来看尽了报业的沧桑变化。

他说，若目前华文报出现集团化和被垄断的局面，最终导致华文报数量减少，言论空间变窄，将对大马华社非常不利。

「一直以来，华社都将华文报视为华社其中一项重要资产，都不希望看到华文报业因遭某集团垄断，而丧失健康竞争环境，甚至华文报被关闭事件。」

他担心，华文报业最终会出现「寡头领导」局面，以致华社和华文报的关系出现根本变化，华文报业寡头可以命令和指示华社应怎幺做。

他表示，身为华文报人，都应维持华文报业的建设性竞争。

对商业集团借全球化为名，实是减少竞争扩大利润为最终目的的作法，李氏更是不能苟同。

他分析，目前大马华文报，是继中国及港台之后，全球最有素质的华文报，惟这些都和媒体健康竞争和百花齐放的发展环境息息相关。

「新加坡政府也开始意识到报业良性竞争的重要性，允许多一份中文日报和英文日报出现，和原本垄断市场的《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竞争，打破『一言堂』局面。」

他说，如今在台湾及香港，中文媒体仍然以呈献多元发展，媒体之间各自精采。

「由此可见，媒体集团化根本与全球化扯不上关系，以全球化来强化媒体集团化的声势，根本是粉饰太平的说法。」

他指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新加坡报业成为「一言堂」的现象！

李树藩表示，「寡头领导」的情况，除了将造就「一言堂」外，同时也将限制中文报从业员的出路。他说，在同一个大雨伞下，中文媒体从业员若想另谋出路，必将面对困难，因为不管跳槽到什幺地方，仍将只是服务于同一个老板。

《南洋商报》被星洲媒体集团收购后，李氏直言其旗下四大报章《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及《光明日报》，发展互相抵触的局面。

「其中，《南洋》与《星洲》所走的路线相同，而《中国》与《光明》也分别不大。」

他说，大马中文报读者市场，一直以来都是存在此消彼长的定律，因此四大报中任何一报读者变少，意味着读者已流失到他报。

他反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集团掌舵人将会如何处置欲振乏力且连年亏损的报纸，将是值得华社关注的事项。

另一方面，在谈及《东方日报》的诞生时，李氏直言对华社来说是一项喜讯，因为至少又有多一把新的声音，对媒体多元化来说起正面推动作用。

虽然如今《东方日报》报份销售量与其他「百年老店」仍有距离，惟李氏相信只要本报坚持发出不同声音，仍将获得华社大力支持。

他表示，对于《东方》的出现，本地华社没有过份的喜悦，其中与华社性格「含蓄」有很大关系。

「其实《南洋》早前被马华公会收购时，华社都明白这是一项坏消息，你看消息传出，有多少华团是欢呼的？」

他说，一份报纸的成长，必需有赖于办报人的坚持努力、对于设备的投资，及为读者服务的心态。

「像《星洲》、《南洋》这样的『老店』，其所拥有的读者群，并不是三到五年就可达到，而经过好几十年累积，才有今天的规模。」

资深记者调升编辑最理想

受访的多名报人都一致认为，马来西亚华文报应改变现有的编辑制度，并以调升资深的记者出任编辑。陈玉水指出，现在的情况是许多编辑都不是记者出身，一些甚至是校对升上来的。

他说，国内的其他语文的报章或外国的报章，编辑都是由资深的记者升上去的，但马来西亚的中文报却是编辑与记者是两个分开的体系。

李瑞祥则进一步说，这现象与社会环境有关，因为马来西亚本土的华人人口不多，加上许多新报纸创办初期，由于需要大批的编辑，因此就直接从刚毕业的应征者中，分批的培训出来。

他以《星洲日报》早期在马来西亚设厂印刷时，当时因为找不到编辑，就招聘一批南大生，直接培训为编辑。

他说，这使到编辑部与采访部分道扬镳，甚至一度导致编采不合。

「编辑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由记者升迁上去。」

陈玉水也指出，由记者出任编辑的好处是，在处理新闻上较容易掌握。

他以本身遇过的例子说：「当年前雪州大臣哈仑因贪污及失信案判决时，由于是个大新闻，报馆就留了很大的篇幅做报导，但当天下判时，法庭保留了判词。因此，记者回来就照写，结果当时编辑主任就跑过来讲我说，为何你的记者这样懒惰，只以法官『保留』判词一笔带过，而不把判词写出来。」

「还有一个个案，一位编辑跑来要跟我确认记者写一间缴交资本只有500万的公司，欲可取得5000万的营业额是否正确。实际上，两者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华文报业达巅峰

李瑞祥认为，除非有意想不到的国际变化，否则以马来西亚目前的华裔人口，本地华文报的发展已达致一个巅峰，已不可能再创另一个顶峰。

「基于华文报的业务取决于华人人口及受华文教育者，而这两者的近年内不可能有重大的变化，因此目前已是华文报的一个巅峰。」

他说，华文报与华社的关系是非常吊诡的，非常错综复杂。

他说，现在华社领袖与华文报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一些华社领袖通过报纸的宣传，来达致个人的欲望。他就指出：「现在某华人主流政党的领袖是受华文教育的，其深谙操控华社和华文报，这使到华文报与所谓的华社领袖关系密切，但对华社与国家的贡献则是另一回事。

「功利主义」侵蚀《南洋》

李树藩投身《南洋商报》30余载岁月中， 曾当上总编缉约3 年5 个月（1994年至1998年），亲眼见证商业社会功利主义「侵蚀」南洋精神的可怕。

丰隆集团于90年代初收购拥有《南洋商报》及《中国报》等两家主要华文日报的南洋报业有限公司，并从集团内部调派一批「外行精英」入主南洋报业管理层。李树藩认为，由从未有办报经验、对华文报业如同门外汉者掌握南洋报业最高决策权，已无可避免让南洋报业陷入「外行人管内行人」的不利局面。

他表示，当时来自丰隆集团的高层摆出了高姿态，要求原有的管理层对其命令「言听计从」，但一些决策往往脱离现实。

他举例说，在一次会议上，一名来自丰隆的高层，竟夸下海口《南洋》报份要在一年内增长13万份的目标。

他认为，来自丰隆集团高层惯有的「强势领导」作风（aggressive），冲击了《南洋》原有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许多不必要的争端。

他指出，在其担任总编辑的3年5个月期间，南洋报业领导层频密更换，包括换了4名董事经理和3名总经理。在他退休后，《南洋》流失的中级编采部主管，更是不计其数。

四阶段演变　现时最恶劣

资深报人李瑞祥个人就形容说：「目前是华文报最坏的时代，尤其自2001年5月28以来，一个强大的华文报集团与时评人决裂的时代。」

李瑞祥曾任《星洲日报》副刊主任及《中国报》审稿编辑，对报业的变化，感慨万分。

他个人把华文报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60年代，当时华文报是纯粹以启迪民智、服务社会为宗旨。

「这一阶段是最令人怀念的，那时的工作环境单纯，薪水虽少，但人人都拥有从事新闻工作的尊严，新闻工作者纯粹是在做社会工作，服务社会。」

他指出，到了1980年代，华文报趋向以市场及商业化为办报首位。「这时是先谈生存，才谈理想。」

他说，到了2000年前后，可视为第三个阶段，即华文报趋向集团化，华文报主动或被动的与政治人物挂钩，在新闻报导上自我设限。

「主流的政治力量与报业垄断互辅，逐渐的掌控华社与华教的领域。」

至于第四个阶段，他指出，则是从2001年528事件（即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后开始，政党的收购引起了民间激烈的反对，一些评论人也罢写。

他感叹说：「华文报目前的局面是华文报的企业主及管理层导致的。」

李瑞祥就指出，在1987年《星洲》被令停刊期间，报馆的同事不只坚守信念，相信报纸会有复刊的一天，彼此也同舟共济，而别报的同行及社会人士也给予无私的关怀。

「当时，其他报馆的同行也有声援我们。当时的南洋也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打压星洲的复刊。」他感慨说：「然而，这种精神如今已一去不回。」

他说：「我最不能认同的一点是，自然形成的报摊贩卖制度，竟然变成某集团的专利。」

「《东方日报》就如一个新生的婴儿，如果连一个刚诞生的婴孩，都要扼杀，还谈什幺要壮大华文报集团，甚至使它国际化；还谈什幺发扬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