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September 26, 2007

[独立新闻在线] 收视率和广告收益的肉搏战

以下文章《收视率和广告收益的肉搏战》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陈彦妮

我曾经一度认为,收视率是新闻节目素质和受欢迎程度唯一的指标;如今回顾过去在媒体界面对的人事斗争,我却发现,在利欲熏心的媒体生态中,钱真的能收买人心,可以让一些人为了钱,选择抛弃媒体专业操守。

也只有在追求利益当前,媒体机构可以用数十万元的价格,把新闻和节目时段卖出去,并出卖记者的独立性;也只有在获得一定金钱上的奖励和升迁回报的诱惑下,媒体前辈才会将编采自主权拱上,作为牟取盈利的代价。

今天,业务部人员和新闻节目的“买家”已开始进入编辑室指挥记者如何取角、如何选择采访对象、如何包装新闻和节目以得到巨大盈利。你能说不荒唐吗?当一些人想获利,而在不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保持沉默;当我们典当专业,做些严重伤害报道公正性的决定时,谁还能不感受到编辑部已经完全失守,媒体的寒冬已经来临?

我们都知道,理论上,新闻作为独立于政治和商业外的第四权,其新闻编采流程、理应与广告、业务和行销等部门彼此分开,记者和编辑部才不会因为收受受访者的任何利益,而背负有形或无形的心理债,进而影响报道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记者工作时才能不受外界干扰,不依照新闻买家的要求要包装真相,以专业判断决定新闻报道的角度。如此,阅听人才能得到较公正、中立客观的新闻,而非带有浓厚宣传意味的广告新闻。

到底谁出卖了我们?

可是,近年来的媒体生态是:记者竟被要求和新闻买家一起开会,以敲定新闻节目内容的报道方向。极度无奈的制作人说,记者的角色沦为一个“书记”,只是负责在会议上记录新闻买家的要求,然后执行高层和商家最后达致的协议。我们都知道商业因素的介入,已严重干扰了编采独立的运作程序。

所以,当发现记者的文稿最后必须经由商家审批,商家有绝对的权力删除任何一段对他们不利的报道内容这个残酷的事实时,我非常的愤怒。再看见上头未经受访者同意,居然把他们的画面置入广告当中时,我不停的问:“到底谁出卖了我们?”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不再是记者,我是一个广告撰稿员,我的任务是了解商家的需求和编采部的要求,写出迎合双方需求的报道。”一个同行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无奈的道出他执行公司“编务合作”政策时所抱持的心理。

我反对任何半新闻半广告的报道,但是,看见电视上,新闻主播被逼在新闻时段促销商家产品和服务时,我只能说,当媒体机构机构屈服于财团的时候,媒体工作者就成了报道工具。除非媒体高层开始重视媒体专业,不然在编辑部无法自主的情况下,在这个媒体机构里服务的记者也很难挺胸抬头,捍卫专业操守。

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媒体工作者交流时,我们都承认,金钱欲过度膨胀,让媒体失去了坚持真理的自由,失去了坚持应有操守的不竭动力;这也造就了现今媒体机构傲慢和频频触犯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高收视率能代表什么?

菲律宾第一电视台ABS-CBN的主播TJ MANATOC(右图)对我说,菲律宾的电视台为了捉紧观众的注意力,频道业者对收视率钞铢必较,使得该国一些电视新闻总是充斥着简短、夸张、煽动的琐碎新闻。在经济普遍低落的菲律宾,竟有超过90%住户拥有电视机,电视显然比其他媒体夺得更广大的受众。

对菲律宾许多商业电视台来说,收视率就是它们据以销售广告的衣食父母,因此,几乎所有电视台每天都会针对自己和竞争对手的新闻收视率作比较。执行收视率调查的美商 AC Nielsen公司提供给每家频道的每个新闻与电视节目每分钟收视率起伏,很大程度上协助它们鉴定什么样的新闻最能够刺激收视率,什么样的新闻内容“没有市场”。

我想我国的私营电视台也不例外,我们同样依靠AC Nielsen公司所监控的收视率调查;但我一直非常怀疑这种以数据标杆的运作方式,因为收视率的误差范围约1%,可能导致统计上出现误差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当媒体机构只以“收视率”衡量新闻时段或节目制作的受欢迎程度时,这究竟对电视新闻或时事节目的素质提升起怎么样的影响?

我们发现,只要一个节目越是往膻色腥或暴力求煽动求怪的内容方向发展时,收视率越是飙升。但是,以这种取巧的手段而换来的高收视率,又代表了什么?

当置入性行销大刺刺以“编业合作”之名成为媒体政策、当最应该求真求实的新闻报道也开始求快求怪求煽动,制作品位低俗、文字粗鄙、性别歧视或强化偏见的报道时,有多少媒体工作者能彼此监督,自我批评与反省?

当看见有人把新闻事业当作创业绩般经营,忙着促销新闻时段,透过自己的人脉向采访对象拉广告求赞助,把节目和新闻时段奉献给商家促销商品以制作“置入性新闻”时,有多少媒体工作者会为了让刺激同行更好的坚持专业操守,而努力探索改革新途径?

应有更多媒体监督团体

“媒体机构首先应该制订一套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以强化专业行为操守,不只这样,媒体机构更要加大违背应有操守的媒体工作者的惩罚力度,不然,制订媒体职业道德规范,也不会有制约作用!”一资深制作人这样告诉我。他说,新闻是记者面对生活的态度,道义是与媒体工作者的内在人格力量是相吻合的。

“如果记者平日对待人时不诚实也不重视诚信,那么我们如何要求他在从事媒体工作时也体现这股精神?”我非常庆幸,当一些媒体前辈堕落的时候,他还坚持理想,坚持取应得之利,不因为想获利而说违背良心的话。

可是,我不晓得像他这样,至今还期盼腐败的媒体机构有天能回归专业,进而形成一股足够强大的正气的人,究竟还剩多少?我也不晓得我国阅听人对于媒体的信任度有没有因此而变得更低,更不晓得耳聪目明的阅听人分辨出置入于新闻时段里头的广告内容时作何感受?

我真的希望,媒体工作者在职场上面临两难时能与同行多讨论交流、相互支援,更加希望民间有更多强而有力的媒体监督团体,制衡媒体违反专业的行为,逼迫向利益靠拢的媒体机构收敛改善,冲破腐化堕落的媒体垄断与霸权。


陈彦妮毕业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传播学院,曾任职于ntv7新闻组及时事节目组,担任时事调查节目《追踪档案》主播,目前修读新闻系硕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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