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日报》当权者怎么了？ 从反垄断先驱到纵容党棍攻击WAMI

以下文章《<东方日报>当权者怎么了？ 从反垄断先驱到纵容党棍攻击WAMI》转载自《当今大马》。

※周泽南

近日，《东方日报》屡屡自降报格，频频在“名家”版以最显著的版位刊出偏爱作人身攻击的党棍谢清发的文章。尤其是11月7日刊出的《解散WAMI，维护正义─回应黄进发的“双重标准”与“黑白不分”》，重复对批评过《东方日报》的张景云进行“背叛”、“变节”等人身攻击，又指责WAMI“忘恩负义”，抹杀了《东方日报》为WAMI成员提供平台抒发心声的贡献。

笔 者不打算对谢氏那毫无新意，对反媒体垄断运动只有破坏，毫无建设，更谈不上有诚意有素质的批判，作出回应。而是要从一个观望《东方》、加入《东方》、到退 出《东方》的新闻从业员的角度，提出《东方日报》的内部问题和改革素质，盼能为真心想为《东方》改革、为反报业垄断、为新闻从业员争取自主权的人士，提供 有益的参考。

《东方》倔起于华社的期待

2001年5月28日，马华不顾300 多个华团、评论人、南洋报业新闻从业员的激烈反对，一意孤行的收购南洋报业。2006年10月，星洲日报集团也在违反华社意愿，以及对全体新闻从业员造成 不利的情况下，成为南洋报业的最大股东，中文媒体被垄断的阴谋终于浮上台面，成为事实。

《东方日报》在华社的满心期待下成长，不仅为 中文报被垄断的局面打开了一个缺口，也加入国内新闻和言论自由推动者的行列，为华社及整体公民社会谋福利。虽说《东方》是报业垄断的受害者，每年不厌其烦 的打出“反卿复民”的旗帜，可是光扮演受害者而不改善自己的新闻素质和办报素质，无法显示其捍卫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诚意。

该报在过去数年中的表现未必尽如人意，距离新闻自由之楷模和引导舆论尚有一段距离。可是一批对报馆有期待，也常自我期许的新闻从业员，不仅在屡次“改革”中的建言没有被采纳，反而被报关当权者以不续约、取消版位、不受重 用等方式，被排出局。

为了权力排挤人才

先说远的，因不满专题组、国际组等操作方式，导致新闻素质无从提升而出走离职的杰出新闻从业员就包括林宏祥、陈慧思、曾薛菲、曾剑鸣、张慜华等。

这5 名有识之士之中的前三名，目前服务于《独立新闻在线》，把原本可提供给《东方日报》的优质新闻报导和评论拱手让人。对左派思潮颇有研究的哲学系毕 业生曾剑鸣据说在《东方日报》因无法施展才华，当权者无改善的诚意而失望的离开。对社区运动和社区艺术学有专长的张慜华，最后也在专题组建言无效的情况下 选择辞职。

2007年，自《东方日报》成立了策划改革的“三人小组”到实行改革，短短数月内，又有将近50多名员工逼走或送走。其中 最可叹的，包括经营“名家”和“文汇”而深获好评的总主笔张景云和助理编辑谢伟伦。难得为各类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学术课题提供园地的专题版和专题组，也 在该三人小组似是而非的理由下被解散。此外，多名杰出的新闻从业员在看不到改革的诚意下，也失望的离职，或屈就的随时寻找离职的机会。

最 大的笑话是，改革推手顾问古玉梁的改革“良策”推行不到数月，还未见其良效，自己已离开，也间接摧毁了至少50名员工在中文报业的立锥之地。改革后内部最 明显的变化，是《东方》为了节流，让学有专长的新闻从业员从事打杂，或让知识与文化水平较高的硕士听命于平庸无能之辈。

例如，除了经 济课题，对政治、文化、艺术等人文等领域皆缺乏SENSE的执行总编辑辜柯福，曾经尝试质疑笔者撰写“性工作者权益”专题的“正当性”。他当作诸“红色议 题”小组组员面前问道：“像妓女这些非法的东西怎么可以写？报馆不应该鼓励这些非法的行业。”笔者回他说：“难道非法外劳、非法性工作者都没有权益吗？” 况且，从“报导性工作者权益=鼓励成为性工作者”的思考逻辑，也反映了该执行总编的文化水平。

自废武功的改革

2007 年年中的《东方日报》内容大改革，可以用自废武功来形容。该报不仅没有发挥人尽其才的功效，如让总主笔张景云重设当年引领中文报业舆论的“景云沙龙”，还 以“只有5%读者看社论，4%读者看专题”的不科学调查结果为理由，削弱社论和“文汇”内容，并取消专题版。这些自废武功的措举，是《东方日报》缺乏大格 局的短视表现。

笔者曾受“三人小组”首脑古玉梁之邀，为《东方日报》的改革提呈建议，现公布如下：

1.所有普通新闻、地方新闻和专题必须执行更平衡、客观而全面的报导，杜绝政党干预和偏袒执政党的编辑方针
2.保留社论版位，作为对报格的肯定
3.保留并且加强文汇版位内容，包括设文学、艺术与人文版位，真正做到为教育程度偏高者服务的建议
4.保留专题版位

结果4项建议中的最后两项完全不受采纳。另外，本人亦提出一项提升新闻从业员自主权的建议，动机和办法如下：

报 章的公信力来自其新闻、评论和专题内容。长久以来，本报新闻从业员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皆沦为唯主任/主编之命是从的文字记录员或文字操作者，无法建立个人 公信力。其后果，不仅在情感上觉得无法参与新闻内容的呈现而缺乏成就感，也常常因为无法向外界(如受访对象，读者，评论界)交代而尊严受挫。

例如，常常无法决定撰写的课题、无法确认何时刊登、无法拒绝主任的要求，既使主任所建议(更多时候是命令)的课题有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缺乏新颖的角度，或对社会的发展没太大意义。

提升新闻从业员的主权并不是要对主任/主编等主管的权力构成威胁，而是促成参与式的民主。如果本报秉持华文媒体不应被垄断的原则，就必须对员工的专业的建立和主权的争取，持肯定态度。

因此我们建议
1. 让新闻从业员在课题的选择、呈现的方式、刊登的时间和版位等，具有更大的主权，和参与决策的机会。
2.赋予新闻从业员较大的主权，来决定值得采访的新闻、值得撰写的课提、应该增设的版位和值得访问的对象。
3.只有编辑部高层，如主任，执行编辑和总编辑，具备对新闻从业员的稿件进行删改的权力，条件是必须先获得新闻从业员的许可
4.许多雪隆地区以外的重大新闻和议题，新闻从业员必须亲自采访，以求得专业而第一手的报导，公司不应以开源节流而对新闻从业员的主动和移动，有所限制。
5.各组主任、执行编辑和总编辑，应常听取新闻从业员的意见，组内内容和版位改革，必要时以所有组员的会议决定为依归，拒绝以高压手段

为 收集思广益之效，笔者将上述提升新闻从业员自主权的建议分发于《东方日报》记者与编辑，结果有人误以为那是一分联署备忘录，而收集了10多名普通组记者的 签名。可见当时至少有半数《东方日报》记者，对严重缺乏自主权这现象，确实感同身受。试问改革之后，记者主权有否获得改善呢？我大胆假设并没有，说不定还 更恶化。至于求证的功夫就让现任的《东方日报》记者们去进行吧。

我们担心的是是否有心人士假借改革之名，行掌夺权力之实，对社会和员工造成的破坏甚于建设。对新闻和言论自由造成破坏的后528时代的南洋报业高层和星洲日报所进行的勾当，可供我们作前车之鉴，在这里不烦列举一二：

1.马华收购南洋后的影响
─新闻报导全盘偏向当年的A队
─关闭南洋言论的关键版位“景云沙龙”
─关闭青年议题版位“新激荡”专题
─对反对收购的新闻从业员进行白色恐怖手段，包括发警告信、不加薪、
派人暗中监视，游说加恐吓新加入记者不得参与反收购活动

2.星洲垄断报业后对南洋的影响
─对大约3份1的编采部职员采取裁员和不续约方式
─夜报变小开版
─员工福利没保障之余，尚导致没多少机会跳槽的后患

利用知识分子“立锥无地”的劣势

创 报至今，《东方日报》不善用员工，只想尽办法从他们的薪金和福利上面“节流”之事，比比皆是。据悉，贵为总主笔的张景云，至离职那天都没有个人使用的电 脑。笔者上班至第6个月，不曾拿过一分钱的新年花红。笔者还曾为了报导“浅海渔民”专题系列而到外坡采访，竟然连累专题组代主任被训示。因为《东方日报》 的节流政策之一，是不鼓励记者越州采访。一部分主任的死脑袋想的是，不期望记者有优越的表现，以免威胁到其权威。大体上，《东方日报》要的只是易于管教和 利用的记者，不服从者就以集体压力让他屈服。

更有甚者，张景云的知识分子“立锥无地”论，让《东方》高层掌握了后者要害，造成不少不满《东方》的贤能之士，碍于“立锥无地”，而不得不留在《东方》卧薪尝胆，忍受小人之气。

《东 方日报》改革之后，大体上内容素质未见提高。《龙虎三十》和《东方名家》的阵容和气势，少了张景云、李万千、杨凯斌、黄进发、庄迪彭、潘永强、陈美萍、谢 伟伦等(恕不罗列)等人的铮铮之言，和张少宽、万家安等人的生花妙笔，显然逊色不少。偶尔出现力求为《东方日报》增添深度的潘永杰之大作，也孤掌难鸣。留 下刘敬文独撑大局，真让我们觉得对他不住。

上述《东方》言论上的退步并非无法弥补，让人遗憾的是，言论版的负责人不知何故，竟频频让于社会舆论的建立和民间社会的促进无甚助益的文章，登上“名家”的大雅之堂，谢清发泼妇骂街似的文章，是典型代表。

报章公信力表现在对新闻自由和言论开放的坚持。可是对于社会舆论和文化思想无甚助益的劣质文章也不加选择的“开放”，不过是对言论自由的背离，将报章的公信力玩弄于个人股掌之间，体现了袁世凯大总统之下的“假共和”与“真专制”。

我们期望当初在华社热烈支持下成长的《东方日报》领导层，能三思而行。不应为了个人意气之争，而坏了反垄断事业的基础，让真正的垄断恶霸，坐收渔人之利。

作者按：请求各媒体编辑将本文章同步刊出，《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和《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