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在线] 遇上不公不义该如何自处？ 528报变迫使知识份子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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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思

六年前的“528报变”促使一批中文圈的知识份子挺身站在同一线上，发出反对政党收购媒体的呼声。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德发认为，“528报变”及其后续行动意义重大，它迫使知识份子思考：当社会出现不公不义的事件时，知识份子该如何自处？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许德发（右图）认为，诞生自2001年“反对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控股”的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继承了知识份子独立自主的精神面貌；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独立撰稿人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促使写作人包括文学写作人思考知识份子是否应扛负社会责任。

他说：“它更重大的意义是迫使很多人去思考，当社会面对不义时，他们应该怎么办？他们应该负什么责任？我所知道很多朋友，都显得非常为难，要不要签署呢？要不要得罪《星洲日报》呢？要不要得罪马华公会呢？”

许德发昨晚在《黄丝带飘扬—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新书推介礼交流会上发表上述言论。交流会另一名主讲人为资深双语评论人李万千，主持人为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委员吴仲顺。

《黄丝带飘扬—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主要结集评论人在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正式崛起成为南洋报业大股东之后发表的30篇反媒体垄断文章。配合“528报变”六周年推介的新书推介礼在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吸引约150与会，与会者不乏评论人、新闻工作者和华团领袖。

知识份子独立前已发平权呼声

许德发指出，1985年的《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固然打开了华社知识界面向社会的大闸，但早在1956年的全国华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华社知识份子早已提出“机会平等”的诉求。

他说：“这份宣言有两个特点：他们使用了西方的人权话语，作为合法的说法，比如他们强调《联合国宣言》、强调平等，那时已经强调人人平等了，从那时来看是很难得的，50年前已经谈到机会平等了。”

“另一个特点是，他们的宣言付诸于国际性的角度。他们除了对内要求联盟、马华公会接受宣言，也致备忘录给联合国秘书长和英国首相。”

许德发建议今日的社会运动重拾传统，把国家议题国际化，寻求与国际人士对话的机会。

根据《雪华堂80周年堂庆纪念特刊》，1950年代中期，马来亚独立在望，可是数以百万计华人的公民权问题尚未解决，于是华社发出“我们要公民权”的诉求。 1956年4月27日，马来亚华校教师公会总会（教总）、雪华堂、雪州行团总会（行总）、霹雳中华大会堂及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五大华团联名召集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在吉隆坡精武体育馆召开“争取公民权大会”。

当时全马各地454个主要华团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项盛会，并通过了四项诉求：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为当然公民；二、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满五年，可以申请成为公民，免受语言考试的限制；三、凡属本邦的公民，其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四、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

许德发指出，1985年的《全国华团联合宣言》用人权的话语，对平等诉求加以论述；1999年，华团延续80年代华团宣言的形式与传统，提出《马来西亚华团大选诉求》；后者引进了全民议题，如环保、原住民等议题，乃一个突破。

90年代知识份子自觉抬头

他说：“80年代以前，这些宣言都是以华团为单位，而且是一个整体性的，以华社的角度来提出诉求。我觉得1996年知识份子宣言第一次被提出来，应该可以说明来、表明了马华中文学术界学术型知识份子的凝聚。”

1985 年10月12日，代表全国5000个华团的27领导机构与联合总会签署《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主要表达了华社对“土著利益至上”政策的不满。《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提出了理论，华研紧接着向全国十五华团领导机构推举成立民权委员会，以推动及贯彻华团宣言的实践。

1996年6月29日，以政治学者何启良为首的24名华人知识份子联名签署《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提倡“文化净土”的概念，兴起一阵舆论风潮。

许德发指出，这24名联署者皆属学术型及有批判性的学人，他们以个人名义签署《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显示知识份子开始面向华社，个人意识逐渐抬头。2001年“528报变”之后，评论人也以个人身份罢写四家中文报，显示知识份子的自觉意识进一步提升。

在许德发的记忆中，首个提出“知识份子应独立”的概念的华人知识份子是《东方日报》总主笔张景云（左图）；后者在24名知识份子联署《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之前就已在数个场合提出，知识份子应该独立和凝聚起来，签署一份“独立宣言”。

他认为，独立撰稿人联盟与何启良提出的《知识界文化宣言》有本质上的差别，何启良要求知识份子尽可能参与学理活动、在学理的岗位上尽本份；独立撰稿人联盟则推动社会运动，两者存在巨大的差异。

实践型知识份子学理薄弱

许德发指出，何启良为首的24名知识份子强调学理的重要性，可是他们对适用于我国社会的学理的建构仍嫌不足。他举例：“比如，他们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不过对于自由主义有多少建构呢？这非常让人质疑。”

另一方面，他认为，独立撰稿人联盟注重行动和实践，“非常严重地忽略了学理上和知识上的工作”；他也举民权委员会为例子，说明“实践派”不注重学理和知识的现象。

他指出，1980年代的民权委员会提出了“两线制”的概念，在当时的社会掷地有声，今日民权委员会却逐渐年轻化，注重串联和监督甚于观念的建构。

他说：“整个知识界包括独立撰稿人联盟都是倾向于实践性的，远远忽略了观念上的工作。我觉得整个华社的运动知识很弱，行动相对强，但行动呢，它背后的思想永远跟不上，大家都倾向于应变、应急。”

许德发指出，我国知识份子的实践和知识的准备存在巨大的落差，他们在行动的当儿没有系统化地引进新观念及思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提出疑问：“作为评论人，是否应该拉进行动及知识的距离？我们强调平等，但50年来，我们在平等的论述上作了多少工作？”

他指出，中文社会吸收知识的土壤非常脆弱，华社知识圈应该办杂志，提升华社吸收知识的能力。

学院派对活动家有莫名的歧视

李万千（右图）对许德发的言论不以为然，他发言时说：“学院派对活动家有莫名的歧视，有一种知识份子的清高，活动家又说学院派是象牙塔，也对他们多少有些歧视。”

他揶揄道：“你们会讲啦，但是讲讲讲，又很软弱啦，又很容易被收编啦，很不幸被言中。那些被知识界看不起的，三年、五年、十年他还在那边哦，你讲他没有知识，他这边动一点那边动一点，多少也会知道一些道理。

他说：“学院派的知识份子对民间活动型的学者或者非学者的歧视，我觉得有一种知识份子的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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