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丝带] 029 无冕皇帝寒冬中螳臂当车？

黄丝带运动文章系列（二十九）

作者：谢伟伦（媒体工人）

“事物的本性不会使我们疯狂，唯有不良的企图，才会如此。”
──卢梭（J.J. Rousseau）

虽然新海峡时报集团（NSTP）与马来前锋报集团（Utusan Malaysia Berhad）的合并计划仍箭在弦上，但我国媒体工业已逐渐被大规模的集团所控制乃不容否认之事实。这些集团依据本身的利益和策略形塑媒介的产制方向，随 著这股传播产业“私有化”的风气，传播与资讯体系日趋市场导向，愈来愈多的文化生产操控在大企业手中，不仅产生了社会资讯不平等的现象，更窄化甚至缩紧了 多元意见的出口。

然而，媒体市场遭垄断，新闻自由被钳制，不是靠犬儒态度冷嘲热讽，就会自动在社会上消失。一味将对手批作“左青龙、 右白虎”的结果，或许亦不自觉地在同样体制下，扮演相同的角色。当某些人忘形地高举正义大纛时，有没有可能，自己就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人类的世界并 无形状，由人赋予形状；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就决定了我们将在哪种社会里生存；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不啻说明这一点。

我们不能忘记，传播也是一种解放性（liberating）的力量，藉由参与传播的过程，建立对话与实践机制，阅听人才能在无压迫的结构底下，享有作为一个 主体的权利。在整个传播系统中，阅听大众所存在的角色不只是消费者，还包括公民角色。换言之，媒体和阅听大众之间并不只是单纯的“卖方”与“买方”关系， 还包括如何透过媒体去展现其意见与生活的社会与文化权利。但在这场“反垄断”的战役中，批判报阀张晓卿及其媒体集团坐拥85%市场占有率，成了唯一的主旋 律，毕其功于此战役后，反观对中文媒体长期以来的内容、意识型态、伦理规范、新闻室民主等监督范畴甚少著墨，几乎存而不论。

以台湾气候合理化劳资争议

报业寒冬的寒风刺骨，远在台湾，先是《台湾日报》积欠薪水停刊、《中央日报》熄灯走入历史、《中国时报》解雇工会干部，这几起媒体劳资争议，一方面见证了媒 体经营环境的艰难，另一方面则彰显资方以不景气为名剥夺劳动人权。《星洲日报》自2005年8月11及12日起，首先由集团总编辑萧依钊一连两天在“沟通 平台”，发布“《中时晚报》即将停刊，《联合晚报》也可能跟进”的灵通消息，“心有戚戚焉”地祝福“相隔千里，奋战两地”的“有理想和良知的媒体人”。

不过，萧氏的感性文字里并未告诉读者：那些与她同样位高权重的“好朋友们”，是如何以“亏损或业务紧缩”为由，以优离优退或直接裁撤资深新闻工作者，或曾以“不能胜任”片面解雇媒体记者、编辑。

有工作的人常说，薪水结构可以均分成三等分，一是被老板骂的“遮羞费”，二是对客户陪笑的“坐台费”，另一份则是加班“卖肝”赚的钱。而在资本家眼里，媒体 工人的劳动力其实只是单纯的“薪资”、“商品”，“创意”、“经验”未必是最重要的，一旦发现你不合成本效益，就会想尽办法让你拍拍屁股走人；这些报社员 工的矛盾心情，以及《中时》、《联合》两大报为了自身利益牺牲最基层员工的赤裸裸过程，萧文都置若罔闻。

今年10月17日，张晓卿成 南洋报业最大股东后，《星洲》驻台湾特派员欧银钏陆续在“沟通平台”透露〈台湾近年来5家报纸关闭〉（2006.11.10）、〈发行28年民生报停刊〉 （2006.11.30），暗喻在“秋日肃杀之气，冬日寒风迎面而来”的报业环境，暗示张氏入主《南洋》是“结合力量，共享资源，避免因报纸间的恶性竞争 而造成的内耗”。同样地，欧文将台湾媒体劳资争议只字不提，为张氏未来可能进行的跨公司整合动作埋下“合理”的气候因素。

记者与编辑是不是劳工？

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曾在其名著《国富论》对“劳工”下过定义：“广义的劳工包括一切体力和心力操作的人；狭义的劳工仅止于近代工厂、矿场或交通运输机构以体力换 取工资的人。”由此观之，新闻从业人员不论服务于报社、杂志社或电视台，负责编辑、采访、播音、文宣、印务、业务等劳心与劳力的受雇者，而非代表雇主行使 管理权的各级业务与行政主管人员，都符合广义的劳工定义。

我国缺乏对阶级问题的正确认识，因此，“工人”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对许多人 而言是一个不甚熟悉但却又不陌生的词汇，不熟悉是因为我们亲身作为边缘或底层劳工的经验有限，但这个词汇却不陌生，因为日常生活里，我们经常看到，甚至接 触到他们，或许“他们”就正是我们的父母、兄姐、亲友。然而，我们究竟了解他们身为工人之经验有多少？这些看到或亲身经历的“微观”经验，究竟与“宏观” 结构间有著甚么样的关联？如何去诠释这些微观经验？思索之余，社会实践的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媒体内部的反省在哪里？我们又从其中获取甚么样的社会学习？

在这时候，检验媒体工人的劳动意识与阶级经验，说穿了是因为工作权的保障，其实跟强化新闻自由、新闻自主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任谁都晓得 新闻工作标榜客观、公正，但长期以来，除了妆点门面的公关活动外，媒体有著不报自己新闻的陋习，当事件对象是本身的媒体老板时，记者采访权该如何处理？其 中牵涉到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如何分立，媒体和媒体工作者的自主性才得以伸张？从劳动人权的角度来思考此问题，若媒体工作者的劳动权益无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合法 保障，新闻自主权根本伸张无望。

虽言媒体乃监督权势的第四部门，但谈论媒体工作者的工作权问题，绝非假借社会公器假公济私或为己谋福 利──事实上这就是劳动人权的一种！从家庭、学校、医院、工厂、法院到自然绿地，无冕皇帝无不关注儿童人权、妇女人权、老人人权、身心障碍人权、司法人 权、环境人权、文教人权，但如果劳动工作权没有落实在媒体领域里，你的工作权利还掌握在老板手里的话，你的专业就会受到威胁。

忽视弱势他者 不解自身同样地位

国内每年有逾千件的职灾死亡案例，在未能获得媒体关爱的眼神前，终日在恶劣的劳动条件、残破的劳动法令中求生存。面对没有镜头转播的角落，我们可曾注意过现 存于恶劣环境下及危险劳动条件下所勤奋工作的那群经济成就吗？过去，弱势新闻的媒体呈现，常因刻板印象而无法获得社会共鸣，只因它属于少数弱势的声音，与 社会的多数利益无关。但别忘了，职业灾害却是时时刻刻潜藏在你我周遭。从传统产业到新经济，由劳力强度到劳心密集，只要受薪者，就有职业灾害的潜伏危机。 相信近日在恶水滔滔中赴彭、柔、森、甲采访的媒体同仁，必有所感。

纵使媒体生态环境恶劣，商业性竞争诉求下，媒体工作者的基本权益岌岌可危，但诉求反对媒体垄断的同时，要求保障工作权与劳动条件，也是维护新闻专业和新闻自由的基础、也是提升媒体品质的必要条件。这其中包括：一、维护工作权（公开财务报表、劳工参与经营、解雇应提具体事由）；二、提升劳动条件（工时与工作量合理化、保障女性工作权益）；三、强化集体协商（签订团体协约、 协助工会发展）。

我国自80年代以来，拼经济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与迷思，几乎全面指导著产、官、学的思维与论述，影响所及是“经济优先”、“稳定发展”、“使用者付费”等的 论调甚嚣尘上；以掩人耳目的“竞争力”之名，行削减“社会安全与福利”保障之实。主管劳动事务的机构人力资源部也三番两次的表明“中间”立场（不偏劳方也 不偏资方），完全依法行事，这样的立场，看似谨守了文官中立的原则，但却暴露出行政体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与社会关系的无知与漠视。

由于这样的谬误，开启了劳工及工会组织在20世纪后半叶所面临生存及团结上的严峻挑战，对工作场所弱势劳工而言，这个严厉的寒冬，似乎还看不到尽头。而国际 组织于20世纪末接二连三制定若干保障劳工的条款与公约，落实程度也不尽如人意。失业规模持续扩大，非典型就业型态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位置，日见挤进甚至 取代典型／正规就业模式，血汗工厂从进步国家的城市边缘，蔓延到后进国家的经济特区与无数的乡镇农村，国家的角色也日益暧昧与矛盾。

藉由教育唤醒意识 提升赋权

“阶级是人们在其走过的历史中间定义出来的。”英国史学巨擘汤普森（E.P. Thompson）在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里反覆论证：阶级是行动和关系的历史过程，为阶层研究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两方面，提供一向重要的批判， 并指出阶级意识是阶级经验的文化表现。除了媒体社会运动，从学校落实媒体劳工意识的教育扎根工作，纳入“工会与劳动意识”的相关知识与认识，传授学生当面 对老板恶意解散如何争取自身权益，以及平时参与工会争取新闻自由空间等等，让传播学院所传授的知识，不再只是帮助媒体企业培养工作生力军，而更进一步得以 具备就业时保护自我以及主动争取权益的能力，毋宁是非常重要的。新闻品质、专业素养、媒体环境与劳动条件这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有优良的劳动条件与 工作环境，新闻品质与专业素养才能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媒体环境始能够获致改善，而媒体内容的提升亦不远矣。

前路漫长且遥远，在这个关键时刻，改革团体或许可以从在意识型态的“阵地战”当中，取得舆论支持、进而持续批判张晓卿的媒体集团，但并不必然带来运动的顺 境；从欧美或台湾抗争经验中，参照各种媒体识读、媒体监督和媒体改造等理论上的优势与论点的精辟，展现出长远恢弘的建制与格局，可能是一条突破困境的道路。

编按：为揭露官商垄断媒体之恶果，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邀请老中青三代评论人撰写系列文章。本系列文章同步刊登于《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黄丝带》及各大中文网站论坛。

此文章《无冕皇帝寒冬中螳臂当车？》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和《当今大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