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旅台生:明志歌曲具反抗意识 华人悲情泄愤模式应该被替代》转载自《当今大马》。
※吴振南
大马旅台生周一晚(27日)在台北针对“黄明志事件”发声,高调支持出版创作自由,却低贬含歧视的内容
,并提出超种族政治视野,以代替华人惯常的悲情泄愤言论模式。
“黄明志事件”虽在马来西亚,甚至台湾媒体上闹得轰轰烈烈,但处在暴风中心的旅台同学圈中,或因事涉“敏感”,竟只沦为私下讨论(包括网上小区论坛)的谈资。不过,这一态势已获改变,旅台生组织“大马时势讨论会”周一晚于师范大学本部校区文学院9楼第五研讨室,举办“反思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与言论自由---- 从“黄明志事件”谈起”对谈会。该对谈会的主持人是来自世新社发所的房怡谅。
指内容歧视马来人、外劳和变性人
参与讨论的姚文杰(师大学国文系)提出,“明志创作内容,是对种族刻板印象的复制”,他并质疑,华人常用种族悲情应对类似事件,却不知是否能成为别人批判的对象,他举例说,若黄明志在下一首歌中嘲笑华人的劣迹,华人会否出来继续支持他?姚文杰据此提出,华人看待政治的方式,应超越过去的种族政治视野。
姚文杰的发言引起多位现场多位同学响应,前任旅台同学会会长黄书琪(政大新闻毕)便指出,明志歌曲中的内容,不仅歧视马来人,对外劳、移工与阿瓜或变性人也是语多贬意。
傅向红黄泉安两派评论人有分歧
与谈人吴振南(中正哲研所肄业)则指出,政府目前这种“愚蠢”的做法,涉违反大马宪法第九条中所保障的人民自由出版权利。他也将大马舆论界,在有关如何看待“黄明志事件”所引发的分歧,引入对谈会主题中。
吴振南整理了大马评论人的两种看法,一是以傅向红等为代表,针对作品内容进行反思批评角度的意见,另一是以黄泉安等为代表的以政府压迫个人为由,拒绝对作品内容反思批评的意见。
吴振南对这两种看法,各有批评,他认为黄泉安以对抗政府为名压抑讨论做法,背后的议题操作逻辑,容易和当权者的权力斗争逻辑相混淆。而傅向红、雅斯敏阿末等人做法,若不小心则容易突显评论人精英主义倾向,反而失去与庶民对话之机会。他并开玩笑指出,从言论自由角度来说,评论人不应以个人美学或道德等价值判断,去妄论其它社会阶层的意见。
不过吴振南的后一种说法,引起现场多位同学不满,台大大陆社前社长刘德豪(台大政治系毕)便指出,傅向红等人的努力,正可为“黄明志事件”开拓更大言论空间,使社会导向更深入的讨论,而不是一味从僵化的立场出发评论事件。
至于另一位与谈人吴子文(台大外文所硕士)的角度则不同,他从文化以及新媒介的角度切入,指出“黄明志事件”只是大马政府面对新兴科技,而显得不知所措的最新例证而已。
作者已死,创作内容应受公评
同时他也为黄明志抱屈,指针对创作内容,而对黄明志进行的批评,其实已有将作品与作者想法相等同的趋势。他认为,作品与作者应该分开看待,这也就是诠释学中所谓“作者已死”的想法。
就吴子文的艺术论调,现场同学则补充说明,虽然“作者已死”,作品到了公共领域下,还是可受公评的,所以只要不将作品与作者相等同,一样可批评创作内容。
黄国富:以歌曲为媒介更具感染力
最后一位与谈人,世新大学传播所博士生黄国富,也从文化角度出发,他指出,“黄明志事件”会引起注意,并非偶然,因以歌曲为媒介,使他的作品更具感染力。
同时,黄国富进一步指出,撇开黄明志歌曲中的粗俗内容不谈,黄明志选择摇滚和hip-pop形式作歌,那不管作者有没有意识,其实他的歌中就具备有最原初的政治反抗意含,也可能有能力影响往后的社会改革。
黄国富举捷克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为例,这支1968年成立的摇滚乐团,开始无心于政治,但当时却是布拉格之春为苏联军入侵而失败的年代,凡是都要限制的苏联军,自然的逼使宇宙塑料人走上反抗政治的路子,最后,他们成了往后丝绒革命成功的象征之一。
这次的对谈会主题,除了是针对“黄明志事件”外,与会的旅台同学也将矛头对准了现实政治。台大政研所的李政贤便指出,此事件极有可能是政党间或单一政党内部斗争的表面化,他以马华内部蔡细历与其它人口径不一来佐证其观察。
来自台大社研所的张溦紟则质疑,超越种族政治的想法虽经常为大家提起,“黄明志事件”却显示,这主张可能有流于精英化,无法向普罗阶级扩散的危险。
Wednesday, August 29, 2007
[当今大马] 旅台生:明志歌曲具反抗意识 华人悲情泄愤模式应该被替代
at 2: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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