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丝带] 013 回首往昔，尊重学人乎？

黄丝带运动文章系列（十三）

文：曾维龙（维护独立媒体自由联盟成员、马大中文系研究生）

2006年11月3日，一群大专生分别在吉隆坡、槟城和新山三处《星洲日报》办公处外，请愿抗议。抗议的内容是“反对媒体垄断”，反对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集团，反对张晓卿建构大中文媒体事业帝国。

当天粗略的估算，三处聚集起来的人数约有250人。

傲慢与偏见vs真挚“沟通”

那个夜里，我只能说，不同的地方，同一的星空，却有着同样的愿望，即要求《星洲日报》真挚的“沟通”。聚集抗议，提呈备忘录，只是沟通的一部分而已。相对于《星洲日报》每日第三版左上角的“沟通平台”一栏，我们看到的却是星洲媒体集团高层的傲慢与偏见。

我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二。其一是《星洲日报》自1987年在“茅草行动”中被关闭，直到1988年4月复刊为止，《星洲日报》曾经渡过艰难的一段时间。许多老报人，无不对此耿耿于怀。90年代初期随着马哈迪实施的经济开放政策，推行“2020宏愿”，极力吸引更多外资，将马来西亚迅速导入资讯时代，一般人 的眼球几乎都集中在高经济成长率之中。

刹那间，一种错觉在华文媒体和舆论中形成，即族群之间的斗争无非源自于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关系。只要经济利益的饼块扩大，每个人就可以排排坐，吃果果。这种假象维持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波为止，随即便被戳破。经济利益的饼块纵然扩大，但如果 在分配和获取的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和公平的竞争机制，饼块再大，也只是富了小撮人，穷了大多数人。

然而，《星洲日报》顶着“曾经被关闭”过的光环，在90年代里努力地将报份销量提升，并于2004年10月间成功在主要交易板上市。《星洲日报》成为上市的媒体集团，朝向多元企业的方向前进。如此成绩，换在80年代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景况。“如果要害人，就叫那人去办报”的诅咒，随着张晓卿的成功领军，不复存在。

其二，《星洲日报》从1925年创办开始，便不断强调发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昔日办报的开篇词便开宗明义地谈到，要力促社会思想的前进，确保民族发展与时并进。90年代张晓卿挟以《星洲日报》的“办报经验”进军香港媒体，从查良镛（金庸）手上购得明报集团、《亚洲周刊》等权威性媒体。《星洲日报》更为膨胀，因为在张晓卿同一网络集团下，《星洲日报》的视野仿佛冲出了马来西亚华社，其高度提升至另一个层次。不是本土，而是世界华人圈子。

傲慢言论寻找道德制高点

其中最佳的证明是从90年代开始，每两年主办一届的“花踪文学奖”。当中国汉学圈开始探讨世界华文文学和文化现象时，“花踪文学奖”透过媒体的操作、宣传和包装，不仅尝试提拔了一批“可以站出来”的作者，并在世界华文文学圈子当中尝试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透过评审团，广邀中国大陆和台湾知名学者、作家，来到马来西亚共聚一堂。许多文人来到马来西亚，赞扬《星洲日报》，即便是在台湾以批判性见闻的龙应台，也为《星洲日报》说好话。

所谓傲慢，我们可以看到“沟通平台”栏目或其言论版中，众多对“反对中文媒体垄断运动”的驳斥和蔑视，实际上正是一种本位主义和自我膨胀的心态表现。从张晓卿发表的 个人声明（《星洲日报》，2006年10月18日）、刘鉴铨的《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星洲日报》，2006年11月2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张晓卿，或是《星洲日报》的高层，无不企图为所谓收购南洋报业和垄断中文媒体市场的行径，寻找道德制高点。

到底服膺于什么意识形态？

首先，建构世界中文媒体网络。当然，张晓卿此次的声明相对于2001年他在接受《亚洲周刊》 （2001年6月11日-17日）采访时所提出的建构“世界性华文报体制”，以抗衡西方媒体霸权来得更为退而求其次。在他这一声明中，他更强调同一集团下的好处，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要将《南洋商报》这老字号拯救起来。

然而问题在于所谓建构“世界性华文报体制”，恰恰正是一种霸权建构的语言表述，具有浓厚的政治议程的味道。我们甚至可以质疑，霸权的建立，其背后应当是为某一意识形态而服务。如果这个一观点可成立，我们就应当请问张晓卿到底是服膺于什么意识形态呢？

中国学者当中，如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汤一介等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事实上无不对所谓建构一种霸权，去对抗另一种霸权的作法而忧心忡忡。原因在 于他们认为当前的世界格局，不应该陷入如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中所描绘的最终景象。中国学术界中，以乐黛云为首，正致力 推动的跨文化对话和比较文化研究，其最终的目的正是透过学术研究的建树，寻找差异，为当前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寻找沟通、交流和可供对话的平台。

已不尊重读书人

因此，张晓卿从2001年到2006年，从否认收购南洋报业到今天明刀明枪地入主南洋，从隐到显的路上，建构华文媒体的统一是一条可杀人，也可自毁的道路。

再者，既如张晓卿于2001年于《亚洲周刊》所说的，办华文报“是一种文化事业，不能视为赚钱的工具”。然而，如今张晓卿却在他的个人声明当中，极力否定了 他过去的说法，反而强调收购南洋报业是一种商业投资，是一种为了将业务和资源重新整合的手段，将“垄断”的定义无限上纲。张晓卿前后矛盾的说话，仿佛在告诉别人-----老子有钱，所以老子要买，规则自然就是老子来定！

职是之故，有人认为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是符合今天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人，我会对张晓卿自相矛盾的说辞和品信不得不提出质疑。

最后，当吴海瑚在11月6日的“沟通平台”中，说评论人在制造“犬吠效?”时；早在2004年6月27日，同样是星洲职员的张立德也在“沟通平台”也以同样的言语来影射写作人。以这么一种近于羞辱性的修辞来比喻他人，并且同以星洲职员的身份重复出现在《星洲日报》显著的版位当中。我这里只能有两种诠释，一是他们黔驴技穷；二是《星洲日报》比较往昔，已不复存在对读书人的尊重。

失去本土知识分子的期待

这里说的往昔，指的尤其在《星洲日报》创刊初期，二战前后，编采部只有十多位职员的时候。从傅无闷、丘菽园、关楚璞、郁达夫等人主持辩诬，着重副刊，推动本 土南洋研究。甚至号召当时本土学人泰斗如张礼千、许云樵，编写《星洲十年》。其视野不仅仅是狭义的文化，只注重文学，而是广义的文化研究，包括社会的、历史的、教育的，甚至还包括各种数据表，是本土研究的重要文献。

这一批学人学者，今天成为从事本土研究必然的对象。张晓卿在2001年 还称写作人是“大马华人文化的母亲”，今天却被他的属下类比为“犬吠”。尽管“花踪文学奖”办得再怎么样地璀璨，《星洲日报》拥抱的只是一众捧站出来文学明星，以及一众海外的知名学者；失去的却是本土知识分子对它的期待。

反对垄断，呼吁张晓卿让马来西亚中文媒体回复从前竞争的时代吧！顺带一提，今年11月17日恰好是许云樵逝世25周年，谨在这里对这位对本土研究贡献良多的前辈，致以万二分的敬意。

编按：为揭露官商垄断媒体之恶果，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邀请老中青三代评论人撰写系列文章。本系列文章同步刊登于《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黄丝带》及各大中文网站论坛。

此文章《回首往昔，尊重学人乎？》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和《当今大马》。